讀《鄧小平時代》反映中國改革開放和鄧小平生平事跡有分量、可讀性強的著作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于2013年1月出版了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先生撰著，馮克利教授翻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輯部譯校的《鄧小平時代》。該書的出版在我國學術界和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反響，中央有關媒體刊發了出版消息，對作者進行了專訪，有的報刊發表了書評，有關方面還召開出版座談會。相關評論和報道，都對該書給予很高評價。據出版者介紹和媒體報道，該書英文版獲得好評，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終選名單，榮獲2012年萊昂內爾·蓋爾伯獎，《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2011年最佳圖書和《紐約時報書評》2011年編輯推薦書目。
美國一些前政要紛紛發表評論。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說：該書“是一部重要的鄧小平傳記，讀之難忘”。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說：“我們最優秀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傅高義先生以這部獨特的研究性傳記，把鄧小平描畫得栩栩如生�！泵绹皣野踩檰柶澅雀衲颉げ紵峤蛩够f：“本書不僅是一部論述世界一流領導人的扛鼎之作，而且為1978年美中兩國秘密進行的戰略性和解，及其如何推動了中國國內的變革，提供了極為權威并引人入勝的解讀�！敝形某霭嬲咴谠摃嵋獧谥薪榻B說：“本書是對鄧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國風云變幻的改革開放進程的全景式描述。”“全書史料豐富，奠基于國內外重要的研究成果、檔案資料和為數眾多的獨家訪談�！薄叭珪终搰乐�、脈絡清晰、觀點鮮明、敘述生動”。被評論者稱為是一部研究鄧小平的“紀念碑式”著作。
傅高義先生是美國哈佛大學資深教授，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曾擔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成果頗豐。他長期從事中國、日本問題研究，被認為是美國唯一精通中日兩國事務的學者，有哈佛的“中國先生”之稱。2013年8月，傅高義先生憑借《鄧小平時代》一書獲得第七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筆者認真拜讀了傅高義先生傾注十年心力所完成的這部著作，獲益匪淺。筆者以為，正如有的書評所說的那樣，該書是一部反映中國改革開放和鄧小平生平事跡有分量、可讀性強的著作。但是，可能由于多種原因，或是作者對原始材料的理解問題，或是翻譯問題，抑或是校對問題，該書中文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版）存在著諸多史實錯誤和文字的不準確表達。下面，筆者將閱讀當中所發現的錯訛之處，按照該書的目錄和頁碼順序一一標出，就此作一探討和交流，供該書今后修訂再版時參考。
一、對《導言這個人和他的使命》若干史實及文字考訂
1.第18頁，書中寫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引者注，下同）大學在過去10年里基本上被關閉�！边@個說法是不準確的。中國的大學招生是在1966年停止的。這一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改革大學招生辦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開始，各大學當年均未招生。（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年，第65頁）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開始試招生。以后全國各大學陸續開始招生。
2.第19頁，書中寫到：“簡言之，鄧小平面對的是一項苛刻的、史無前例的任務：當時還沒有哪個共產黨國家成功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更不用說這個有著十億人口、處于混亂狀態的國家�！睋䥽矣嘘P部門統計，1978年底我國全國總人口是96259萬人，1979年底是97542萬人。書中應該使用“近十億人口”的說法才比較準確。（《當代中國的人口》，當代中國出版社，1988年，第465頁）
3.第24頁，書中寫到：“他（鄧小平）曾3次受到錯誤批判：先是在江西蘇區，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睋妨嫌涊d，197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有130多名黨政軍領導干部參加的打招呼會議，宣讀了毛澤東審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此后，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便從北京逐漸擴大到全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946頁）鄧小平第三次受批判的時間應是從1975年年底開始。
二、對第一部分《鄧小平的人生經歷》若干史實及文字考訂
4.第37—38頁，書中寫到：“1921年底，就在這些留法中國青年開始在工廠打工時，傳來了中國共產黨在當年7月1日成立的消息。這個黨最初很小，1921年它在國內只有大約50名黨員，1922年時也不超過200人。”據中共黨史專家研究考證，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間是1921年7月23日，7月1日是黨的誕生紀念日，二者不可混淆（邵維正：《“七一”的由來》，《黨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中共一大召開時，全國黨員為50多人。次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全國黨員共有195人。（《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頁）書中所說中國共產黨在當年（1921年）7月1日成立時國內黨員只有大約50名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應該是50多名。
5.第43頁，書中寫到：“1927年8月7日，中共21名領導人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如何對付國民黨的剿共。22歲的鄧小平并不是正式成員，他擔任書記員并負責處理會議文件�！编囆∑绞�1904年8月22日出生的，這一年他的年齡應該是23歲。（《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2頁）按照中國人（非組織人事部門）通常的年齡計算方法，一般是以跨年增加一歲來計算當年的年齡。所以，《鄧小平年譜》在每一年的一月便列出他該年的歲數。其他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年譜也大多是如此。
6.第47頁，書中寫到：“（中央紅軍）1935年10月到達陜甘寧邊區時只剩下不足10000人”�！伴L征開始幾周后的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班囆∑讲皇亲窳x會議的正式成員，但他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钡�391頁寫到：“鄧小平完全支持這個方案。他對習仲勛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延安時期對陜西、甘肅、寧夏的簡稱）開始就叫特區嘛……’”這里出現三處錯誤：一是根據地名稱的錯誤；二是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身份的錯誤；三是紅軍長征時間的錯誤。（1）據中共黨史資料表明，當時，中央紅軍長征到達的根據地叫陜甘革命根據地，后來由于根據地面積擴大，涵蓋了寧夏一部分后，才開始改名叫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陜甘寧邊區的概念是后來出現的。1937年9月，原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蘇維埃政府（即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正式改稱陜甘寧邊區政府（11月至翌年1月曾稱陜甘寧特區政府）（《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34—35頁）。（2）在遵義會議上，鄧小平是以中央秘書長的身份參加會議的。據史料記載，1934年12月，鄧小平被調離《紅星》報，接替生病的鄧穎超擔任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第115頁）。（3）中央紅軍長征是1934年10月出發的，到1935年1月的時侯，時間已經過去幾個月了，而不是書中所說的“幾周后”（《中國共產黨陜西省組織史資料》，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9頁）。
7.第51頁，書中寫到：“此外（淮海戰役期間）中共還動員了100多萬農民為部隊運送糧草軍需”。“鄧小平在淮海戰役期間與延安保持著密切聯系”。據有關軍事資料記載，淮海戰役支前民工達到543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八十年大事記》，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61頁），“100多萬農民”的數字說少了，當時的支前民工主要是農民。另外，淮海戰役進行的時間是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而毛澤東率領的中共中央機關和解放軍總部部分人員已于1948年3月23日東渡黃河與中央后方委員會會合（《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60、58頁）。書中在這里所指的是鄧小平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保持密切聯系，即用延安代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但由于時間的問題，所用概念是不準確的。
8.第54頁，書中寫到：“1956年，鄧小平被任命為黨的總書記�！编囆∑绞窃谥泄舶藢靡恢腥珪贤ㄟ^預選和正式選舉被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而不是任命的（《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317—1318頁）。
9.第56頁，書中寫到：“（中共八大在提出遠景規劃時指出）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已不復存在，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事實上，中共八大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基本上建立。盡管我國人民還必須為解放臺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后消滅剝削制度，為繼續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而斗爭，但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變化。（《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396頁）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但階級斗爭還存在。書中使用“階級斗爭已經結束”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10.第56頁，書中寫到：“（反右派斗爭）把大約55萬名知識分子劃為右派�！�1957年在反右派斗爭中，全國共劃右派55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但是，不是所有的右派都是知識分子。所以，不能用全稱判斷的概念來下結論。
三、對第二部分《曲折的登頂之路1969—1977》若干史實及文字考訂
11.第69頁，書中寫到：“亞洲其他一些地區的經濟在1969年時也已開始起飛，當中不僅有韓國，還有同樣以華人為主的地區——臺灣、香港和新加坡。”對臺灣、香港兩地應該用地區之稱，但是，對新加坡則應該用國家之稱，因為新加坡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12.第70頁，書中寫到：“鄧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來自于孩子們的經歷。除了癱瘓的鄧樸方，鄧小平的4個孩子都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再教育�！编囆∑焦灿�5個孩子，在表述中應加“其他”二字，否則，語句表述就出現了語病。
13.第73頁，書中寫到：“（1971年9月12日）林立果調來飛行機組和一架飛機，載著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幾個追隨者連夜逃往蘇聯�！睂@一事件不能籠統說除林立果、林彪夫婦之外的其余人都是“追隨者”。據中共黨史研究最新材料表明，機組人員是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執行任務上的飛機，并不都是追隨者。對飛行員潘景寅，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已于1981年12月22日，向其家屬頒發了《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百年潮》2000年第8期）
14.第75頁，書中寫到：“在1970年8月組成政治局常委的5個人中，林彪已死，其同黨陳伯達也鋃鐺入獄，康生因患癌癥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澤東和周恩來了�！敝泄簿艑靡恢腥珪�1969年4月28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108頁），所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組成應是1969年而不是1970年。如果是為了表述1970年8月政治局5個常委發生了變化，那么，在政治局常委前就不能使用“組成”二字，否則，會使人產生誤解。
15.第79頁，書中寫到：“直到1973年2月，即林彪死亡16個月以后，毛澤東仍沒有讓鄧小平回京。”林彪是在1971年9月13日死亡的，那么，到1973年2月就應該是17個月而不是16個月。如果不包括1973年2月，文字應表述為“1973年2月之前”，即不含2月。
16.第83頁，書中寫到：“鄧小平在1973年逐漸成為地位更加顯赫的領導人，先是獲準出席最高層的會議，接著成了周恩來的助手，然后在1973年8月10日的中共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敝泄彩笫�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開的，從會議的議程來看，鄧小平是在8月28日當選中央委員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下冊，第877頁；《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978頁）。
17.第83頁，書中寫到：“從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毛澤東）把3個有前途的省級年輕干部調到北京在黨中央工作：先是華國鋒，然后是王洪文和吳德�！睆娜A、王、吳的履歷看，吳德是1966年從吉林調到北京工作的。所以，此時被毛澤東從地方調到中央工作的3位省級干部應該是紀登奎、華國鋒、王洪文。
18.第87頁，書中寫到：“基辛格在1973年2月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發現，毛對美國以損害中國的利益為代價同蘇聯合作很不高興�！睆挠嘘P史料來看，基辛格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應該是1972年2月21日，也就是他在陪同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見到的毛澤東（《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635—1636頁）。所以，書中關于基辛格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時間有誤。
19.第92頁，書中寫到：“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警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幫’。這是他第一次用這個詞來稱呼政治局常委中的4個激進派�！痹谥泄彩畬靡恢腥珪希鹾槲�、張春橋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而江青和姚文元只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下冊，第877—878頁）。書中說他們4人是“政治局常委中的4個激進派”是不準確的。
20.第100頁，書中寫到：“1974年12月，周恩來離開病床飛往長沙去見毛澤東，兩人要商定北京關鍵領導崗位的人選”。這里應該用“國家領導崗位”，因為他們商談的是四屆全國人大的人選。如果說“北京關鍵領導崗位”，容易與北京市的領導崗位相混淆。與此類似，第223頁寫到：“1954年他（谷牧）從上海調到北京擔任建委副主任后，一直是經濟工作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在“建委”前須加“國家”二字，這里也有國家建委和北京建委之別。（《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附卷1，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106頁）
21.第103頁，書中寫到：“將近一年以前，從1974年5月鄧小平赴美參加聯大會議時起，他就主持接待外賓，替周恩來做一些其他的工作。”當時鄧小平率中國政府代表團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美國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出發的時間是1974年4月6日，回到北京的時間是4月19日（《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2010、2015頁）。書中的時間表述有誤。
22.第120頁，書中寫到：“要求各省市黨委履行對鋼鐵廠的領導責任，確保它們完成指標�！睉凇笆∈小敝蠹印皡^”，因為中國省一級的建制是省市區。當時在內蒙古自治區有包頭鋼鐵廠，這是我國當時比較大的鋼鐵企業。
23.第122頁，書中寫到：“實際上，王洪文曾做過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擔起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職責；有些了解他的人覺得，他并沒有參與‘四人幫’犯下的罪行。”當時毛澤東在講話中所指的“四人幫”是：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本身就是“四人幫”的一員，書中的這種表述是自相矛盾的。
24.第127頁，書中寫到：“為了加強黨的團結，鄧小平采用了毛在1945年抗戰結束時召開的中共七大上的做法�！睍械�354頁還寫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中共即將進入新階段時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共領導層根據新時期的需要總結了過去25年的黨史。”中共七大是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的。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是在9月2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49、50、51頁）所以，書中所說中共七大召開的時間為“抗戰結束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都是不對的。而且從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到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時間應該是24年而不是25年。
25.第128頁，書中寫到：“1975年5月5日，毛澤東主持了他的最后一次政治局會議后不久，鄧小平又去醫院看望了周恩來�！睋妨嫌涊d，毛澤東是在1975年5月3日深夜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5月4日上午，鄧小平前往三〇五醫院同周恩來談話，就貫徹落實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精神交換意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0—41頁）
26.第129頁，書中寫到：“在正式擔任了第一副總理后的第二天，1975年1月6日，鄧小平把胡喬木叫來，提議由他和吳冷西、胡繩、李鑫等人成立一個研究理論問題的寫作小組�！睋妨嫌涊d，1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1975年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月17日，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被決定任副總理，在副總理的排序中名列第一。（《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2、5頁）書中所說鄧小平正式擔任第一副總理的時間有誤。
27.第136頁，書中寫到：“他（胡耀邦）宣布，中國的目標是在20世紀末實現包括科學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不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對四個現代化作了重申。在以后中共所講的四個現代化中，其中之一就是科學技術現代化。所以，為了準確表述，應在“科學”之后加上“技術”二字。
28.第143頁，書中寫到：“鄧小平領導著《人民文學》與‘四人幫’的斗爭，但他在（1975年）10月上旬開始受到批評后，保守的文化部又占了上風�！备鶕珴蓶|的意見，1975年10月23日鄧小平主持召開六人會議，傳達毛澤東對清華大學劉冰等來信的批評（《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21頁）。所以，“10月上旬”應改為“10月下旬”。
29.第149頁，書中寫到：“根據毛的指示，鄧小平在（1975年）10月23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了毛的指示�！钡�161頁寫到：“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在10月25日向政治局傳達了毛對鄧小平的批評”。據史料記載，鄧小平主持召開的這次會議不是政治局擴大會議，而是有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吳德、謝靜宜、遲群參加的六人會議。這次會議的情況由鄧小平、李先念、吳德、汪東興聯名于10月27日向毛澤東書面報告。他們在報告中還建議將毛澤東的指示原原本本地向中央政治局傳達，毛澤東表示同意。（《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21—12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17頁）所以，書中所說的會議名稱是不對的。另外，從時間上說，在毛澤東還沒有同意的情況下，也就不可能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他對鄧小平的批評，“10月25日”的開會時間也有誤。
30.第150頁，書中寫到：“毛澤東的新聯絡員毛遠新，1975年10月—1976年4月”。據有關史料考證，毛遠新做毛澤東的聯絡員，時間應該是從1975年9月到1976年9月，即毛澤東逝世后結束。這里書中表述的時間有誤。
31.第164頁，書中寫到：“周恩來去世的當天（1976年1月8日）下午4點，鄧小平向毛匯報說，很多外國代表請求前來表達他們的敬意�！倍�161頁寫到：“毛澤東于1975年12月2日會見了福特總統，這是鄧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也是他最后一次見到毛。”這樣，書中的表述就出現了前后矛盾。161頁講鄧小平最后一次見到毛澤東是1975年12月2日；164頁又講在1976年1月8日鄧小平向毛匯報，而對此次匯報是當面匯報還是書面匯報，書中語焉不詳。據史料記載，鄧小平最后一次見到毛澤東是1975年12月2日。而1976年1月8日的匯報是書面匯報，即下午6∶30時將同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周恩來喪事問題的討論情況致信毛澤東。（《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41頁）書中應將這一情況詳細交待清楚后，才能清除和避免讀者的誤解。
32.第183頁，書中寫到：“（1976年10月6日晚）葉劍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開了一次沒有‘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庇嘘P史料表明，10月6日這天晚上，葉劍英在玉泉山9號樓他的住處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書中所述會議地點不確切。
33.第196頁，書中寫到：“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為籌備8月的中共十一大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反對‘兩個凡是’的人也開始大聲疾呼�！边@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時間是1977年3月10日至20日（《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56頁），而不是至22日。
34.第202頁，書中寫到：“（1977年）7月17日，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議需要得到一個月后召開的黨代表大會的正式批準，但鄧小平在全會上已正式恢復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職務：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黨的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睍性跀⑹龌謴偷泥囆∑铰殑罩�，丟掉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職（《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62頁）�；謴偷穆殑諔撌恰�1976年4月7日以前”的全部職務。
35.第203頁，書中寫到：“（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說）必須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把他的教導正確運用于每一種實際情況。”這里丟掉了“思想”二字，因為鄧小平在講話中強調的是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頁）。
36.第205頁，書中寫到：“他（鄧小平）的5個孩子中有3個上了大學，一個在北大學物理，一個學醫，還有一個女兒因病不勝課業繁重的理科轉而學了藝術。”事實上，有關資料表明，鄧小平的5個孩子都上了大學，鄧林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鄧樸方畢業于北京大學，鄧楠畢業于北京大學，鄧榕畢業于北京醫學院，鄧質方畢業于北京大學。
37.第213頁，書中寫到：“1977年7月鄧小平恢復了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職務后，他的正式排名在華國鋒主席之后”。事實上，當時中央軍委共有5個副主席，鄧小平排名在葉劍英副主席之后，在5個副主席中排名第二，而葉劍英排名在華國鋒之后。
38.第213頁，書中寫到：（中央黨�；謴秃螅爸醒朦h校的名義校長是華國鋒，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據有關資料，當時，華國鋒兼任的是中共中央黨校校長而不是名義校長，時間是從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7卷（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253頁）。
四、對第三部分《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若干史實及文字考訂
39.第229頁，書中寫到：“鄧小平去東北時，三個月前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和‘兩個凡是’之間的爭論剛剛熱起來�！边@里的時間表述應該是“四個月前”。因為，鄧小平在東北的視察是1978年9月13日至18日（《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3—388頁），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正式公開發表，時間是5月11日。兩件事情的間隔時間是4個月。
40.第236頁，書中寫到：“接著，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3位媒體干部——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和《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他們還同時兼任中宣部副部長——大膽地決定在各自的媒體上報道《北京日報》的文章內容。”從曾濤、胡績偉、楊西光3人的履歷看，他們都從未兼任過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對他們3人的兼任職務表述有誤。
41.第251頁，書中寫到：“1978年11月19日，即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不到一周后”。這里的時間概念是錯誤的。因為，中央工作會議是1978年11月10日召開的，到11月19日就不是不到一周，而是已經9天了。
42.第254頁，書中寫到：“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前夕的12月13日，鄧小平把他的政治研究室成員、也是為他寫三中全會講話稿的筆桿子之一于光遠叫到一邊，讓他草擬一篇支持西單‘民主墻’的講話。”第355頁寫到：“鄧小平在1978年三中全會上的簡短講話是改革開放的集合號”。事實上，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沒有發表講話，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的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由于意義重大，后來被認為實際上成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121頁）。因此，書中這兩處表述是不準確的。
43.第256頁，書中寫到：“（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這里的時間表述有誤。中央工作會議是12月15日結束的。按照會議原定的議程是13日結束，但由于鄧小平于當天發表了重要講話，與會代表要求進行學習討論，于是中央決定會期延長兩天。
44.第263頁，書中寫到：“在1979年10月底的第四屆全國文學藝術大會上”。書中對大會名稱的表述不準確，規范的表述應該是“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
45.第278頁，書中寫到：“在東南亞尋求盟友，1978年10月5—15日”。第279頁寫到：“鄧小平擔心這些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感到只能向蘇越強權讓步，從而損害中國的長遠利益，因此他認為，努力讓南亞各國疏遠越南至關重要�！编囆∑綄|南亞幾國的訪問是1978年11月5日出發的，第一站訪問的國家是泰國。于11月14日晚結束對幾國的訪問后回到北京。（《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19、430頁）書中對鄧小平出訪的時間表述有誤。另外，“南亞各國”應該是“東南亞各國”，在此處丟字了。
46.第307頁，書中寫到：“1977年8月24日下午，鄧小平作為政治局常委正式恢復工作一個星期以后，就會見了美國國務卿萬斯�！编囆∑绞窃�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的，從恢復常委職務到會見萬斯，相隔時間不是一周而是一個多月。如果這里指的是在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再次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19日），那么，相隔時間不到一周，應該是5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2004年，第162、185頁）
47.第324頁，書中寫到：“鄧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星期二的上午會見了伍德科克，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1978年12月13日是星期三，不是星期二。
48.第329頁，書中寫到：“（中美建交公報公布）6個星期之后，鄧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鄧小平的隨行人員登上了飛往美國的波音707飛機�！钡�331頁寫到：“鄧小平的訪美安排進行得極快。他在1月28日抵達華盛頓，離12月15日兩國達成協議只有不到6周的時間�！边@里前后表述的時間是相互矛盾的，一個是6周之后，一個是不到6周。實際上從1978年12月15日至1979年1月28日計算時間，共計44天，“6個星期之后”的說法比較準確。
49.第346頁，書中寫到：“雖然華國鋒主席的權力已被削弱，他還是在（1979年）5月18日開幕的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是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召開的，有關資料表明，華國鋒在這次人代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的時間是1979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124頁）。
50.第349頁，書中寫到：“鄧小平與陳云、李先念屬于同一代人（分別出生于1904年、1905年和1907年）�！崩钕饶畛錾�1909年6月23日，書中所述的出生時間有誤（《李先念年譜》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頁）。
51.第351頁，書中寫到：“葉帥的國慶30周年講話，1979年10月1日”。葉劍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時間是1979年9月29日，不是10月1日（《人民日報》1979年9月30日。）。
52.第352頁，書中寫到：“葉帥是宣讀這篇講話（國慶30周年講話）的理想人選。他是有監督政府工作之責的全國人大的委員長”。葉劍英在全國人大職務的表述應該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同理，第501頁“他可以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政協副主席”一句中，“全國人大”后應加“常委會”字樣。
53.第355頁，書中寫到：“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發表了重要講話《關于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書中對講話標題多加了字。鄧小平講話的標題應該是《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9頁）。
54.第356頁，書中寫到：“（鄧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發表講話）他說，‘經濟上的發展也要比臺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書中對講話的原文引述有誤。鄧小平講話的原文是“經濟發展上”，而不是“經濟上的發展”。書中還寫到：“實現經濟現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呢？鄧小平提出了4個要求”。實際上，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出的是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必須解決的四個問題或者說必須具備的四個前提。（《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0、248頁）
55.第364頁，書中寫到：“1981年3月19日（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工作接近尾聲時，鄧小平對有關‘文革’期間毛澤東作用的討論表示滿意�！睋妨嫌涊d，1981年3月18日，鄧小平聽取了鄧力群、吳冷西匯報胡喬木對歷史決議稿的修改意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721頁）。書中所述時間比史料記載時間晚了一天。
五、對第四部分《鄧小平時代1978—1989》若干史實及文字考訂
56.第377頁，書中寫到：“作為有12年戎馬生涯的軍事領導人，鄧小平很看重權威與紀律�！睆泥囆∑降穆臍v看，1929年12月11日，他與張云逸等人領導了百色起義，成立紅七軍，他任前委書記（《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第56—58頁）。從這個時候起，鄧小平經過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一直在軍隊中任職，到1952年7月，調任政務院副總理后暫時離開軍隊。所以，書中說鄧小平“有12年戎馬生涯”，是不準確的。另外，書中第382頁寫到：“陳云和在軍隊中與鄧小平共事13年的劉伯承相似，以辦事慎重而聞名，屬于‘舉輕若重’的人。”此處已否定了“12年”之說。
57.第380頁，書中寫到：“他（鄧小平）經歷過無數變故，他領導的國家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他自然會對國力的盛衰持一種長遠眼光�！睋覈脊虐l掘證明，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本世紀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研究成果顯示，距今6000年前，中國文明進程加速；距今4500年前后，中國進入古國文明階段；夏代后期，中國進入王國文明新階段。以往我們經常所說的中國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說法是有科學依據的。（楊雪梅、蔡華偉：《五千年文明并非虛言》，《人民日報》2012年7月13日。）書中說中國有2000多年的歷史是不正確的。
58.第381頁，書中寫到：“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國大學生畢業時，鄧小平繼續實行畢業生分配制度”。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叫77級，由于當年招生的時間推遲了半年，所以，這一屆大學生畢業的時間也相應推遲了半年，他們的畢業時間是1982年年初。
59.第404頁，書中寫到：“副省長王全國同時兼任廣東省計委主任，他來自河北，之前在提拔省長時沒能如愿。按照常規，當選省長的人應是像王這樣的中央委員，但任仲夷為了獲得當地大批干部的全力支持，選擇了早年在當地打過游擊、本人不是中央委員的副省長劉田夫。”從歷史資料來看，他們兩人之間誰當省長與是不是中央委員沒有必然的聯系，因為王全國是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當選中央委員的，劉田夫是在1981年當省長的。劉田夫當省長在前，王全國當中央委員在后。另外，從劉田夫任廣東省委書記、副省長的時間看也早于王全國。劉田夫1977年9月任廣東省委書記、副省長。王全國1978年4月任廣東省委書記，1979年12月任廣東省委書記、副省長。
60.第424頁，書中寫到：“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區無條件執行，但是由于政府沒有錢為農村提供養老福利，因此允許第一胎為女孩的農村家庭生第二胎，以便父母上了年紀后能有一個兒子照顧�！睍袑χ袊鴮嵭杏媱澤叩慕庾x是不完全和不準確的。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5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該法規定：“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我國各省區市的人代會或人大常委會根據這個法律和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了自己的具體規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四川、重慶6省市的農村居民基本都實行生育一孩政策。河北、山東、陜西、內蒙古等19個省區實行一孩半的政策，即農村夫婦生育第一個孩子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個孩子。青海、新疆等5省區實行二孩政策，即農村居民普遍可生育兩個孩子。遼寧、安徽等7省市規定，一方為獨生子女的農民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青海、寧夏等省區的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三孩政策，即少數民族農牧民可以生育三個孩子。西藏自治區實行特殊政策，藏族城鎮居民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藏族及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農牧民不限制生育數量。（《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5頁）所以，不能一概而論地說，中國農村家庭如果生育的第一胎是女孩，都允許生育第二胎，這個政策并不是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這樣實行。
61.第431頁，書中寫到：“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對憲法做了修改，確保農戶享有無限期的承包權�！敝泄颤h的代表大會對憲法修改有建議權，但不能直接修改。修憲的職權是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
62.第431頁，書中寫到：“這些文件（關于農業、農村的中央文件）每年1月初作為中央政府一號文件公布。”當時下發的這些文件不是以中央政府文件形式下發的，而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發的。但有時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下發的，如1985年、1986年的一號文件。
63.第436頁，書中寫到：“1955年至1956年實行了集體化之后，城市私有企業被消滅�！�20世紀50年代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間是，從1953年開始到1956年基本完成，書中表述的時間不完整。
64.第439頁，書中寫到：“在1981年12月的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討論‘六五’計劃（1981—1985）和1982年的年度計劃時”。這里應在“全國人大”之前加上“第五屆”的字樣，不然，會使讀者產生混亂。
65.第455頁，書中寫到：“經鄧小平同意后，趙紫陽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講話中使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說法�！钡�632頁又寫到：“（中共十四大）大會的主要發言，即江澤民所作的政治報告”。這里使用的“重要講話”和“主要發言”應改為“報告”。因為在中共歷史上，黨的主要領導人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代表上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是“報告”，這已經是約定俗成的概念。另外，從中共六大至十一大，大會的報告稱政治報告，從十二大開始，以后黨的歷次黨代會報告都不再稱政治報告，而稱報告。
66.第474頁，書中寫到：“1978年11月，盡管鄧小平正忙于出訪東南亞以及為成為頭號領導人做準備，他還是抽空接見了香港船王即當時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錢的商人包玉剛�！薄班囆∑胶桶駝倢ｉT討論了香港商人在中國現代化中能夠發揮的作用�！睋妨嫌涊d，1978年11月，應廖承志的邀請，包玉剛等人到達北京，華國鋒、葉劍英會見了他。鄧小平第一次會見包玉剛是1981年7月6日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55頁）。這里書中引用的材料有誤。
67.第484頁，書中寫到：“許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他以這一身份出席公開場合，但他的權力卻來自他的中共港澳事務委員會書記一職，這也是公開的秘密�！边@里對許家屯黨內職務的表述不準確，準確表述應該是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
68.第494頁，書中寫到：“毛澤東在1950年代曾與藏民建立了相對良好的關系，他在1951年讓剛滿16歲的達賴喇嘛在統治西藏上享有相當大程度的自由。和漢人聚居的中國其他地方相比，在只占人口7%的少數民族地區，毛澤東愿意暫緩對控制權的掌握。而與對待其他少數民族相比，他也愿意給藏人更多的耐心”。書中所述20世紀50年代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不準確。據1953年中國全國人口普查統計資料顯示，當時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為3532萬多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6.06%（《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88），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273頁）。
69.第495頁，書中寫到：“大約400萬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這里（西藏）�！薄拔鞑乇就烈酝獾�200萬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肅等地�！钡�500頁寫到：“據1950年代末期的數字，在西藏自治區的全部200萬人口中有15萬僧人�！睍袃纱沃苯又v到西藏20世紀50年代的人口數字，一次間接講到。有關統計數據顯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時總人口是105萬人，1959年西藏總人口是120.62萬人，1969年是148.05萬人,1974年是166.12萬人，到1988年末是212.31萬人（《西藏人口》，五洲傳播出版社，2007年，第5頁；《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第24頁；《當代中國的西藏》（下），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第494頁）。書中所述西藏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人口數字是不準確的。
70.第503頁，書中寫到：“（十世班禪大師圓寂后）達賴喇嘛接到了以宗教領袖身份前往北京參加葬禮的邀請�！�1989年初在北京舉行的是班禪大師的追悼大會。當時經中共中央批準在北京和拉薩各召開一個追悼大會。班禪大師的葬禮按照藏傳佛教儀軌進行，經歷了較長的時間和較復雜的程序。所以，書中使用“葬禮”的表述不準確。
71.第522頁，書中寫到：“華國鋒（1980年12月）正式卸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后”，“1980年12月華國鋒靠邊站后，鄧小平成了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是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正式辭去這一職務的。當時，中央全會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書中表述的時間不準確。
72.第535頁，書中寫到：“（1980年）12月25日，在為籌備六中全會和十一大而召開的一次為期10天的會議結束時……”中共十一大是1977年召開的，這里所籌備的會議應該是中共十二大。而且，中共十屆中央委員會只開了三次全會。
73.第560頁，書中寫到：“大會（中共十三大）還批準了一些程序上的改革。為了能更及時地了解情況，中央委員會全會將從一年一次改為一年兩次。”中共黨的組織如何設置，如何召開會議和開展活動，黨的章程會作出明確規定。中央全會召開會議的次數要變動，首先會對黨的章程作出修改。中共十三大修改后的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边@個規定沿用了十二大黨章的表述。十二大黨章是從十一大黨章修改而來。十一大黨章的表述是：“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召開幾次沒有規定。十二大黨章規定的中央全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與書中所說的“一年兩次”含義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從一大到十七大》，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144、115、102頁）
六、對第五部分《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若干史實及文字考訂
74.第567—568頁，書中寫到：“他（胡耀邦）曾長期擔任團中央總書記，能夠與他所培養和提攜的年輕人打成一片�！毙轮袊闪⒑�，在共青團中央委員會（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職務設置中，從來沒有設置過團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胡耀邦在1952年至1957年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1957年至1966年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225頁）。書中關于胡耀邦曾長期擔任“團中央總書記”的說法不準確。
75.第584頁，書中寫到：“（八九政治風波后）鄧小平、陳云和李先念還在考慮新的政治局常委成員�！纹郊扔薪涷�，人緣也好，善于處理困難的組織問題，根據陳云的建議將進政治局�！睍袑λ纹健皩⑦M政治局”的表述有誤，應該是“將進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因為宋平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已經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后來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76.第591頁，書中寫到：“（1989年）6月4日之后，有關中國已處在內戰邊緣的說法，仍然頻頻出現在西方媒體上，甚至直到6月9日鄧小平會見各大軍區領導人時仍是如此�！�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279頁），這是規范準確的表述。
77.第615頁，書中寫到：“（1965年11月12日至1966年7月18日）71歲的毛澤東乘專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漢等幾個城市，為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點火。”“（1992年）他（鄧小平）以87歲高齡，乘專列南下，先去武漢，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這些地方成功點燃了擴大市場開放和加快發展的大火。”按照毛澤東的出生年月，依照書中所說的時間，他的年齡應該是72歲和73歲。按照鄧小平的出生年月，依照書中所說的時間，他的年齡應該是88歲。
78.第620頁，書中寫到：“列車于當天下午抵達長沙火車站，鄧小平花10分鐘時間接見了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熊清泉等省級干部�！钡�623頁寫到：“鄧小平的下一站是珠海，該市市委第一書記梁廣大來到深圳，陪同鄧小平一家人和省里的官員”。在熊清泉的個人履歷中沒有任過湖南省委第一書記，1992年他陪同鄧小平的時候，任職是湖南省委書記。在梁廣大的個人履歷中也沒有任過珠海市委第一書記，1992年他陪同鄧小平的時候，任職是珠海市委書記。書中對他們兩人職務的稱呼是不準確的。當時從中國各地黨委領導人的任職情況看，已經取消了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79.第627頁，書中寫到：“確實，從（1992年）2月20日鄧小平離滬回京到3月6日，《深圳日報》的人對鄧小平會取得最后的勝利相當樂觀，大膽發表了8篇詳細報道鄧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鄭必堅整理出的鄧小平特區講話概要完成后，江澤民經政治局批準，把稿子發給了人數有限的最高層干部。”書中把《深圳特區報》誤寫成了《深圳日報》。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表述也不準確，因為這個“講話”不僅有鄧小平在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談話內容，還有在長沙、武漢、上海的談話內容，所以，不能使用“特區講話”的概念。中共黨史學界對這一講話通常表述為“南方談話”，這一概念比較準確和規范。
80.第628頁，書中寫到：“在（1992年）3月9日至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全部15名政治局委員討論二號文件時，形成了一致支持文件的意見。”這里準確規范的表述應該是政治局14名委員、1名候補委員形成一致意見。因為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共選出政治局委員17名，政治局候補委員1名。由于胡耀邦逝世，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將趙紫陽、胡啟立的政治局委員職務撤銷，這時的中央政治局就還有委員14名、候補委員1名。
81.第633頁，書中寫到：“中共十五大上，江澤民再次當選為新一屆領導人，他干完了10年任期，外加趙紫陽留給他的兩年。”這里“兩年”的時間表述不準確。從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至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時間計算應該是三年多。
82.第634頁，書中寫到：“朱镕基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成為國務院總理。”書中的這個表述是錯誤的。朱镕基是1998年3月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決定為國務院總理的。
七、對第六部分《鄧小平的歷史地位》若干史實及文字考訂
83.第644頁，書中寫到：“鄧小平在1978年成為頭號領導人時……”這里應在“1978年”后加個“底”字，因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召開的，鄧小平是在這次全會上實際上成為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
84.第651頁，書中寫到：“預計到2015年，即鄧小平退休20年后，估計將有7億人，即一半人口將成為城市居民。”按照書中所講的鄧小平1992年退休，那么，到2015年計算，他退休時間應該是23年。如果我們按照1989年11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辭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時間算起，那么，他的退休時間就應該是26年。
85.第655頁，書中寫到：“中國的城市和公共場所的建設步伐要遠遠快于其他大多數國家。例如，在廣州或蘭州這樣的城市，沿江十幾公里的區域，政府在幾年內就能拆掉全部老建筑，將其改造為公園。”這里對廣州、蘭州都用“沿江”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應該在“沿江”之后加上“沿河”兩字，因為穿越廣州的是珠江，穿越蘭州的則是黃河，對廣州可用“沿江”的說法，對蘭州就不能用“沿江”的說法了。
（曲青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
（來源：“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