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是孫中山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侶，她贊同孫中山關于“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所有革命力量中最為活躍”的觀點，即便在孫中山逝世后，她仍堅定地“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繼續同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以實際行動書寫了“永遠和黨在一起”的榮光一生。通過親身經歷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宋慶齡體會到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創造偉業，很關鍵的一點就在于有毛澤東這樣一位“目光遠大，舉世無雙的領袖和導師，他是偉大事業的引路人”。

“思想敏銳，識見遠大”

1945年抗戰勝利前后，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當時很多人表示不相信蔣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誠意，也極為擔心毛澤東的安全，但毛澤東卻以“彌天大勇”毅然決然作出決定：“重慶是可以去，必須去。”毛澤東認為，當前國內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存在的所有迫切問題，都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因此，重慶談判的根本目的是為解決國內階級矛盾，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只有這樣，才能最終實現全中國之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同時，對于到重慶后可能出現蔣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情況，毛澤東也有充分估計。毛澤東坦言，談判必有一定程度的讓步，但讓步要有底線，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臨行前，毛澤東還未雨綢繆地提出了談判過程中我方讓步的具體預案，“如果這些還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準備坐班房”。毛澤東對時局的深思熟慮和對危險的凜然相視，鮮明體現了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在重大歷史關頭積極發揚歷史主動精神應對風險挑戰的責任擔當。

在重慶期間，毛澤東分別于8月30日上午訪晤宋慶齡，于9月6日晚出席了宋慶齡舉辦的宴會。關于此次會見，毛澤東在1949年6月19日給宋慶齡的信中真摯地寫到：“慶齡先生：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對賢者的尊敬之情，躍然紙上。此次會面，也給宋慶齡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她后來回憶在重慶的初次會見，評價毛澤東“思想敏銳，識見遠大，令人欽佩”。言語之間，道出了毛澤東高瞻遠矚而不拘泥眼前、顧全大局而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偉大領袖品質。

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震驚世界的勝利”

1949年籌建新中國期間，毛澤東多次至誠邀請宋慶齡北上，希冀她能對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6月19日，全國革命勝利在即，毛澤東親筆致信宋慶齡，并“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面對如此真誠的態度、懇切的盼望，宋慶齡最終于8月26日乘火車從上海啟程前往北平。8月28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到北平車站歡迎宋慶齡。當晚，毛澤東設宴招待宋慶齡。隨后，宋慶齡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舉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誠然，宋慶齡前往北平，不僅是因為毛澤東的謙恭有禮、精誠所至，更是因為宋慶齡在跟隨黨的事業的過程中，建立了對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完全信任。正如宋慶齡在1949年2月20日《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信中所言：“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歷史——那是早已開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將于最近將來光榮的完成。”這一章歷史，始于1921年毛澤東等人所肩負的開創天地之偉業，其間經歷了“蔣介石拋棄了孫中山的革命遺訓，背叛了革命，而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卻負起了把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重擔”。接下來便是一段長期而又艱苦的斗爭歷程，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終于推翻了壓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震驚世界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繼續發揚和學習革命前輩的英勇斗爭精神，“繼續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英明領導下，信心百倍地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而努力”。對于這一章歷史，宋慶齡還以親歷者的身份作出總結：“我們的成就應該直接歸功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1949年7月1日，時值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宋慶齡滿懷激情地“向中國共產黨致敬”，并稱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為“我們的領導者”，實際上也表達了她對毛澤東英明領導的高度認可與堅定擁護。

謙虛謹慎、不驕不躁

毛澤東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作出了光耀千秋的歷史貢獻，同時還為黨和人民留下了永志后人的崇高精神風范。對此，宋慶齡由衷敬佩，認為毛澤東“不但是一黨的領袖，并且是全國人民的導師”。毛澤東是勤奮好學的典范。毛澤東在書中學，讀古今中外的圣賢智勇之著述；毛澤東還在實踐中學，以甘當小學生的精神做好調查研究，同時結合領導中國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形成了大量具有持久廣泛影響力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因此也可以說，毛澤東是通過創造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指導我們更好做事的典范。關于這一點，在宋慶齡看來：“在探索中國當前有關政治的、生產的或其他任何事務的實質中，毛澤東主席著作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不可否認，我們不能在毛澤東的著作中找到對所有具體問題的回答，“但書里有許多地方談到在困難面前應該采取什么態度，以及怎樣加強克服困難的決心，怎樣用革命意志把頭腦武裝起來，并敢于顯示人在任何事情上的決定性作用——這就是從毛主席著作中所獲得的動力”。

此外，宋慶齡之所以稱贊毛澤東，還因為毛澤東言傳身教于我們該如何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1959年新中國成立10周年之際，宋慶齡贊揚中國共產黨30多年來給中國人民以模范的領導，其中一條就是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她說：“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一向教導我們，在成功的時候必須保持謙遜態度，這樣才能虛心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這里，宋慶齡表示了她對毛澤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真理的認同。再將此融入革命、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宋慶齡更深刻體悟到保持謙虛的態度，“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出自內心地尊重所有其他一切國家的人民，不論他們是我們的近鄰，還是在世界的另一邊”。一路走來，宋慶齡為保衛世界和平而極力促進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實質與毛澤東統一戰線政策中所體現的寬廣胸懷、包容境界、團結智慧形成了強烈的實踐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