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4日，是鄧穎超同志誕辰120周年紀念日。鄧穎超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她把一生獻給中華民族奮起復興的事業，是20世紀中國婦女的杰出代表，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深受全黨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一、“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為中華民族和中國婦女的解放建立不可磨滅的功勛

1904年2月4日，鄧穎超同志出生于廣西南寧，1910年隨母親遷居天津，后進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學習。面對當時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悲慘現實，12歲的鄧穎超同志發出“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的誓言。五四運動爆發后，她先后參與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和覺悟社，成為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運動中，年僅15歲的她率女生隊伍沖鋒在前，與反動勢力搏斗，直至“被傷吐血”。1920年起，她在北京、天津任小學教員，曾組織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和女星社，“實地拯救被壓迫婦女”，“宣傳婦女應有的革命精神”，動員婦女加入無產階級隊伍。

大革命時期，1924年初，鄧穎超同志參加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3月，她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并擔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她曾回憶說：“那時，在中國北方，黨還處于地下，因此入黨手續很簡單，沒有掛黨旗，也沒有宣誓。但和其他許多同志一樣，我們的信念卻非常堅定，認為做一個共產黨員是很光榮的，堅信馬克思主義，決心為無產階級利益，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為婦女的解放乃至全人類的解放，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五卅運動爆發后，鄧穎超同志發起組織天津婦女聯合會、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支援上海群眾的反帝斗爭。1925年8月，她受命南下廣州，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她提出保障工農婦女的基本權利，積極爭取女工八小時工作制和同工同酬。她同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部長何香凝真誠合作，努力推動形成婦女界的統一戰線，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解放運動得到較快發展。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穎超同志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鄧穎超同志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中央局秘書長、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中央機要科科長等職。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她勇敢沉著投身地下斗爭，堅定無畏保護黨中央安全，并遠赴莫斯科列席黨的六大；在中央蘇區的艱苦歲月里，她深入群眾，指導蘇區婦女工作，與根據地軍民有鹽同咸，無鹽同淡；在萬里長征的漫漫征途上，她盡管重病在身，始終堅信“革命一定要勝利的”，“就是犧牲了也在所不惜”。

全民族抗戰時期，鄧穎超同志先后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婦女組織員、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央南方局委員兼婦委書記等職。1938年3月，她同各界婦女組織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擔任常務理事，搶救了大量戰地難童。5月，她參加在廬山召開的各界知名婦女談話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對戰時婦女工作的意見，介紹了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的概況，參與起草《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鄧穎超同志還擔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參政員。她認真執行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嚴正抗議蔣介石在皖南事變中的反共罪行，廣泛開展統戰工作，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進行了不懈斗爭，為鞏固和擴大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重要貢獻。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后，鄧穎超同志在南方局認真學習整風文件，總結出“自我修養”的11個問題，在《新華日報》發表，為黨員干部作出表率。1943年夏，鄧穎超同志赴延安，到中央黨校一部繼續參加整風學習。通過系統學習和深刻反思，她“加強了改造自己的決心”，認識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是一個共產黨員終身堅持不懈的任務”。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鄧穎超同志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并任中央婦委副書記兼解放區婦聯籌備委員會副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鄧穎超同志于1947年7月參加了在西柏坡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會后，深入河北阜平縣農村搞土改蹲點，開展調查研究。她撰寫的《土地改革與婦女工作的新任務》一文，成為指導婦女工作與土地改革相結合、發動婦女群眾參加土地改革的重要文獻。1948年，時任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代理書記的鄧穎超同志，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婦女工作會議。她在會上作了報告，并主持起草了《解放區農村婦女工作方針任務》的文件，經中央批準下發。1949年3月，她出席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擔任全國民主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二、“團結和發揮廣大婦女群眾的力量”，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傾注全部精力

新中國成立后，繼續擔任全國民主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的鄧穎超同志，始終把自己看作“一個長期為各族婦女群眾服務的勤務員”。她對剛剛獲得翻身解放的廣大婦女懷有深厚感情，不懈探索“逐步使廣大婦女成為新中國的建設者”這一重要課題。她緊緊圍繞黨的中心工作開展婦女運動，強調“婦女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偉大力量”，號召和組織婦女參加生產，關心解決婦女的切身利益問題。很多女同志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話向她講，把生活中的難處向她傾訴。在人民群眾心中，鄧穎超同志不僅是婦女工作的杰出領導人，更是關心婦女生活的好大姐。

鄧穎超同志參與領導起草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她帶領有關人員廣泛搜集城市鄉村的相關資料，參考以往蘇區、解放區以及蘇聯、東歐各國的婚姻法，通過研究討論，擬定婚姻法的初稿，后又經反復修改得到通過。經她提議，“男女雙方自愿離婚的，準予離婚。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經區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調解無效時，亦準予離婚”的重要條款，被寫進了婚姻法。婚姻法頒行后，鄧穎超同志繼續在全國范圍內積極宣傳婚姻法，推動貫徹實施，努力將婦女群眾“從幾千年野蠻落后的舊婚姻制度下解放出來”。

作為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和領袖，鄧穎超同志積極走向國際舞臺，宣傳介紹中國婦女運動，推動世界婦女運動的發展。1949年12月，她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婦女代表大會，作題為《亞洲婦女為民族獨立、人民民主與世界和平而斗爭》的報告，詳細介紹了中國婦女和中國人民為取得革命勝利而斗爭的歷史經驗，受到各國婦女代表的尊重和重視。在對外交往中，她充分表現出已經站起來的中華民族的高度自尊和自信，同時又實事求是，以誠待人，贏得了國際國內人士的普遍尊敬與信任。

1956年9月，鄧穎超同志出席黨的八大，并當選為中央委員。

“文化大革命”期間，鄧穎超同志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原則，協助周恩來同志保護了黨內外一大批干部和知名人士，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抵制和斗爭。

1976年12月，鄧穎超同志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8年3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三、“一息尚存，戰斗不止”，在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上為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嘔心瀝血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穎超同志曾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名譽主席、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全國政協主席等重要職務。她參與制定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提出許多重要的思想和建議，在黨的建設、統一戰線、祖國統一、對外交往等諸多方面，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穎超同志被增選入中央政治局，當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在中央紀委任職期間，她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定不移地搞好黨風”；她直接參與平反重大冤假錯案，復查大量歷史積案；她參與制訂《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等黨內重要法規，給黨的建設帶來“一種新的氣象”；她鼓勵從事紀檢工作的同志克服畏難情緒，指出：“我們過去總是講要迎著困難上，不能知難而退。我們做紀檢工作的同志更應在這方面做模范。”

鄧穎超同志為新時期人民政協事業發展作出開創性貢獻。她在擔任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主席期間，致力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定貫徹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她明確提出人民政協要在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下，貫徹大團結、大統一的精神，更加發揚民主，廣開言路，放手工作，充分發揮政協委員的積極性和專長，為他們知情出力、參政議政創造條件。在她的建議下，六屆全國政協實行了建立主席辦公會議、將過去大會期間臨時設立的提案審查委員會改為常設的提案工作委員會、在組織上擴大參加單位等創新舉措。她還直接領導為政協委員和各民主黨派人士落實政策的工作，并推動有關民族、宗教、僑務和知識分子等方面政策的落實。鄧穎超同志被譽為人民政協事業“偉大的開拓者和卓越領導人”，是當之無愧的。

鄧穎超同志為祖國統一大業殫精竭慮。她曾表示，“希望祖國統一大業在兩岸老一代健在時打下一個基礎，為下一代人開辟出一條道路”。1979年12月，鄧穎超同志擔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認真貫徹落實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及“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做好對臺工作。1981年，她指導起草葉劍英委員長對新華社記者的重要談話，進一步闡明關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即“葉九條”）。這個談話，豐富了對臺工作的方針政策尤其是“一國兩制”的內涵，在海內外引起轟動。她會見了許多港澳臺以及海外僑界的新老朋友，認真聽取對祖國統一的意見和建議，詳細闡述黨的對臺政策。參與會談的同志回憶說：“大姐善于講話，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談黨對祖國統一的方針，總是根據不同的對象，以不同的語言打入對方的心扉，使老朋友感到親切，新朋友感到高興。”她建議并指導起草了廖承志同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并親自致信宋美齡，表示“深愿與夫人共謀我國家民族之統一，俾我中華騰飛于世界”。這些信件，充分表達了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對祖國統一的深切期盼，引起強烈反響。

鄧穎超同志努力發展新時期對外友好事業。在鄧穎超同志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期間，國際上普遍關注新時期中國的政治走向和外交政策。她率全國人大代表團先后訪問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出訪中，鄧穎超同志謙虛和藹，作風樸實，態度誠懇，政治敏銳，受到普遍贊揚。她尤其注重對外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的方針和政策，表明中國將繼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繼續加強同各國的傳統友誼和友好往來。在中國實現歷史轉折的過程中，她在宣示黨和國家的政策、傳播友誼、樹立國家形象方面發揮了重要影響，為新時期對外關系進一步發展鋪設了道路。

1988年，鄧穎超同志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后，仍關注著黨和國家的命運，堅決支持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關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1992年春天，她病情危重時，還要求秘書給她讀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并表示非常贊同。7月11日，鄧穎超同志在北京逝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奮斗不止”。

四、“精神萬歲”，在人民心中樹立起一座永遠的豐碑

鄧穎超同志常說：“人總是要死的，但精神萬歲。”她和周恩來同志一樣，都是“從不希望為自己樹立紀念碑的人”，但她的崇高精神和偉大風范，恰恰在人民心中樹立起一座永遠的豐碑。

我們紀念鄧穎超同志，就是要學習她堅守理想、對黨忠誠的崇高品格。她自入黨之日起，就樹立起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滿懷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下定決心誓為革命犧牲一切”。75歲時，她仍對青年同志說：“我愿意跟你們共同奮斗，為我們共同的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共產黨員不允許有灰心，不允許有衰氣，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我老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想信念決定著我們的方向和立場，也決定著我們的言論和行動。”我們學習鄧穎超同志，就要牢記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在立根固魂上下功夫，堅守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我們紀念鄧穎超同志，就是要學習她熱愛人民、服務人民的公仆情懷。她對舊社會“視女子為玩物，為奴隸”懷有極大義憤，決心為人民消滅不平、驅除痛苦，全身心投身婦女解放運動，為之奮斗了一生。她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無止境的，無限度的，一直到最后停止呼吸。”她一生“嚴肅地對待自己，認真地對待事，真誠地對待人”，同群眾的聯系是以心相照的，在人們心中埋下溫暖的種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們學習鄧穎超同志，就要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

我們紀念鄧穎超同志，就是要學習她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奮斗精神。鄧穎超同志在青少年時代就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無論黨交辦什么工作，她都能夠全身心投入，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迅速打開工作局面。她最喜愛的詩句“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人民的事業與世長久，誰的生命與它結合，白發就上不了他的頭”，就是她奮斗精神最生動的寫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干部敢于擔當作為，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從政本分。”我們學習鄧穎超同志，就要敢于擔當責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決問題，努力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

我們紀念鄧穎超同志，就是要學習她平易近人、嚴以律己的優良作風。鄧穎超同志待人平易親切，處事通情達理，有一顆博大的心，最能同情和體貼別人，令人如沐春風，大家都親切地稱她為“鄧大姐”。鄧穎超同志和周恩來同志幾十年來都遵守“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的協議，常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況下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他們訂立“十條家規”，嚴格要求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從未利用權力謀過半分私利。鄧穎超同志去世后，按照她的遺愿，人們給她穿上16年前為周恩來同志送行時穿過的一套舊西裝；骨灰裝進周恩來同志逝世時用過的舊骨灰盒；她的骨灰撒到天津海河，融入浪濤滾滾的大海中。這樣的后事安排，感人至深，催人淚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作風是黨的形象。”我們學習鄧穎超同志，就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不以權謀私，做到忠誠干凈擔當。

今天，鄧穎超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偉大事業正欣欣向榮，他們追求的偉大理想正在變成現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鄧穎超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寶貴精神財富，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只爭朝夕、頑強奮斗，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奮勇前進！

《 人民日報 》（ 2024年02月04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