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7日，是中法兩國關系史上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這一天，中法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宣布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法國成為西方大國中第一個同中國正式建立完全外交關系的國家。中法建交沖破了美國和國際反華勢力的包圍、封鎖，對孤立中國的圖謀在西歐打開了一個缺口，是發展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突破。毛澤東、周恩來、戴高樂、富爾都為此作出了積極貢獻，這其間有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

障礙掃除

1958年，在科隆貝的鄉間寓所足足隱居了12年的戴高樂東山再起，重新上臺執政。復出后的戴高樂推行抗美獨立政策，想在對華關系上有所作為。中國也希望沖破美國的阻撓，同更多的西歐國家發展關系。但法國對阿爾及利亞進行的殖民戰爭卻成為當時發展中法關系的最大障礙。中國從支持被壓迫民族和國家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斗爭的立場出發，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一直給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以及武器裝備等軍事援助，并且不拿原則做交易。1959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總理阿巴斯時申明，中國絕不會為了同法國建交而停止對阿爾及利亞人民解放斗爭的援助。他堅定地說：我們沒有找過法國政府，它也沒有來找我們。也許有一天它要來找我們，我們有兩個條件：一個是要同蔣介石斷絕外交關系；一個是不能干涉我們援助你們。如果它把干涉我們援助你們當作一個建交的條件，我們不干。

在這種情況下，中法建交自然無法提到議事日程。

◆1963年10月，周恩來總理會見戴高樂總統代表、法國前總理富爾(中)。

1962年3月，法國同阿爾及利亞簽署了《埃維昂協定》，結束了歷時7年多的漫長戰爭，從根本上掃清了中法關系正常化的重要障礙。于是，法國開始了打開對華關系的具體步驟。1963年，中國外交部接到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的訪華要求，周恩來親自予以批準。但由于當時兩國尚未建交，不可能通過外交部進行邀請，于是便由一個半官方的民間機構——外交學會向富爾發去了邀請函。

特使訪華

1963年10月22日，北京秋高氣爽，天高云淡。首都機場，一架大型專機徐徐降落。富爾攜其夫人微笑著從機艙里走出來。這是他第二次來到這個美麗的國度。1957年他曾來華訪問過。

為不致引起外界的注意，富爾公開宣稱他此次訪華純系私人訪問，并在行程上作了特意安排：訪華前先訪問柬埔寨，然后取道香港、廣州，由廣州再飛抵北京，訪華結束后還將訪問印度。這一切給人一種假象，似乎富爾并不是專門為訪華。但實質上他是作為戴高樂的特使，奉戴高樂總統之命前來同中國領導人商談法中兩國建交問題的。

為什么富爾獲得了戴高樂的如此信任，偏偏選中他來擔負這一極為機密而重大的特殊使命呢？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富爾其人。在當時的法國政壇上，富爾是一個地位頗為特殊的人物，資歷很深。早在二戰后期，他就擔任過戴高樂臨時政府負責立法事務的副秘書長，后來在1946年至1958年第四共和國時期，他又兩次擔任總理。1958年戴高樂重新執政后，他沒有像多數第四共和國時期的政界頭面人物那樣成為反對派，而是竭力向戴靠攏，因而獲得了戴的信賴，與之建立了不同尋常的私人關系。1957年6月富爾首次訪華，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周恩來總理與之進行了多次交談。由于親眼看到新中國的實際情況，并對新中國的內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富爾對國際反華勢力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提出異議，認為法國政府沒有理由奉行這一對新中國的不友好政策，主張西方國家特別是法國對中國采取新的政策，主張法中建交。“西方國家（特別是法國）應該對共產主義國家（特別是對中國）迅速采取新的更加開放、更加穩妥、更加大膽的政策。在我看來，現在正是采取這種新政策的最佳時機。”這一切，贏得了中國領導人的好感。

正因為此，當1963年法中關系正常化的時機成熟時，戴高樂很自然地選派富爾作為他的特使，來中國進行建交談判。

中法建交談判由周恩來、陳毅主持，先后在北京、上海與富爾進行了6次實質性會談。富爾夫人作為助手，參與會談。富爾律師出身，熟悉國際法，能言善辯，是個談判能手。盡管他曾明確表示過在對華關系上玩弄“兩個中國”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但當他正式受命代表法國政府與中國進行建交談判時，卻在臺灣問題上模棱兩可，含含糊糊，企圖以變相的“兩個中國”的方案作為籌碼，與中國討價還價。

因此，在平和的談判形式和輕松的談判氣氛的背后，談判桌上圍繞“兩個中國”的斗爭是很尖銳復雜的。

10月23日上午，富爾抵京的第二天，周恩來就在他的住地中南海西花廳同富爾及其夫人進行了第一次會談。

周恩來熱情地伸出手，向富爾握手問候道：“一路辛苦了，很高興再次見到閣下。”

“一別6年多了，總理先生一點也不見老。”富爾端詳著風度翩翩、精神飽滿的周恩來說道。隨后，他又故意問道：“總理先生到過巴黎嗎?”其實他很清楚，周恩來早年曾到法國勤工儉學，在巴黎逗留過。

“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周恩來頗有些感慨地說。

“現在是再去巴黎的時候了。”富爾的話意味深長。短暫的寒暄之后，很快就轉入實質性會談。富爾開門見山地指出他此次訪華的使命：“法國元首戴高樂將軍希望同中國領導人就兩國關系問題進行會談。他認為，像我們這樣兩個大國的領導人現在還不能進行會談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樂將軍要我來中國，代表他同中國領導人會談。”說完，他拿出戴高樂將軍授權的親筆信，當場念了一遍，然后把信交給了周恩來。

◆1954年6月19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和法國總理兼外長孟戴斯-弗朗斯在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首次談及兩國建交問題。

周恩來接過富爾遞過來的信，看了看，又把信還給了富爾，接著說道：“從戴高樂將軍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國很注意增進法中兩國的關系。這幾年來，戴高樂將軍當政，在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驟。有些國家可能不高興，但我們覺得一個國家應該如此。另一方面，法國多年來沒有解決的阿爾及利亞問題，已經根據阿爾及利亞民族自決的意志得到解決，這是件好事。因此，我認為兩國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

富爾很注意地傾聽著周恩來的每一句話，揣摩對方的意圖。他明白，此次來華不像上次，而是擔負著重大使命，他決心要努力完成將軍賦予的特殊使命。關于對華建交的具體做法，富爾提出了三種方案：一是無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正式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新中國政府表示同意；二是有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表示愿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新中國提出接受承認的條件；三是延期承認方案。法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認，但兩國間形成特殊關系的局面。富爾對這三個方案作了解釋，并說：“在我臨行的時候，戴高樂總統曾對我表示，希望我的中國之行能使他的第一個方案完整地得以實施。至于第三個方案，法國政府只是把它當作備用方案，根本無意采取。”

從富爾的解釋和三個方案的內容中不難看出，法方一方面想同新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系，另一方面又想避開公開宣布同臺灣斷交，而想以法國政府自以為冠冕堂皇的無條件承認方式繞開這個問題。

顯然，法方是想以“模糊戰術”來達其一箭四雕之目的：既可以取得同我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實際結果，又可以對法國統治集團內的反華勢力和親蔣勢力做些妥協，并給臺灣一些安撫，此外，在與美英關系方面也可留下回旋余地。

針對法國的三種方案，周恩來也相應地提出了建交的三種方式：一是全建交方式，如瑞士和北歐諸國那樣。即在解決法國對臺關系問題的條件下實現中法建交，也就是法國先同臺灣斷交，然后再同我國建交；二是半建交方式，如英國、荷蘭那樣，這對雙方都不大愉快；三是暫緩建交。雙方可先設民間貿易代表機構，積極創造條件促進早日建交，而不是消極等待。周恩來同時指出，中方歡迎積極的、直接的全建交方式。

富爾當即表示，法國絕不仿效英國那樣拖泥帶水的半建交方式，也不愿采取第三種方式。戴高樂將軍曾指示，希望法中之間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但同時他又強調，臺灣問題是個微妙的問題。對法國來說，同臺灣斷絕一切關系有困難，因為戴高樂將軍沒有忘記二戰期間曾同蔣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斷關系。因此，他希望中國不要堅持法國先同臺灣斷交，然后再建交的程序。

“這就困難了。”在原則問題上，周恩來決不遷就和退讓。他嚴正指出：“蔣介石集團是被中國人民推翻和趕走的，這是中國人民意志的表現。首都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全國人民選擇的，并且已經存在14年了。而蔣幫之所以能留在臺灣，完全是由于美國的庇護和對我國內政的干涉。這一點全世界人民都清楚。”針對剛才富爾談到戴高樂和蔣介石的私人感情，周恩來進一步指出，不能把個人關系摻雜到國家關系中來。他很有說服力地反問道：“如果法國處在中國的位置，將如何考慮這個問題呢？”“現在法國政府是戴高樂將軍領導的，如果外國勢力在法國本土以外扶植一個反戴高樂將軍的傀儡政權，說這是法國政府，法國對此采取什么態度呢？舉一個更可笑的設想。皮杜爾是反對戴高樂的，如果他在外國勢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國是否因為一度與他有關系，不承認法國現政府而承認這個流亡政府，或者兩個都承認呢？”

周恩來的一番話入情入理，富爾被打動了。但他是戴高樂的特使，奉戴高樂的指示行事，于是又解釋道：戴高樂將軍想要了解的是，法國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同時，是否能不完全割斷同臺灣的關系，但降低級別？既然你們的答復是要法國完全割斷同臺灣的關系，我可以把這一意見轉告將軍，他沒有要我拒絕，也沒有要我接受。顯然，富爾不想因為臺灣問題而使建交談判陷入僵局，空手而歸，于是巧妙地打上了一個“活結”。

柳暗花明

周恩來明白富爾的意圖，便順水推舟地說道：“希望你把我們的態度轉告給戴高樂將軍。”談判告一段落。

隨后的幾天，談判暫停。周恩來安排富爾夫婦去山西大同和內蒙古呼和浩特等地參觀游覽，并指示當地熱情接待。富爾很明白對方的用意。后來，他在《承認中國》一文中這樣寫道：“我心里明白，中國人很樂意把我們支開三天，以便對我所提的建議進行思考和討論。”

事實的確如此。就在富爾攜夫人到外地參觀游覽的同時，新中國政府正在積極思考如何促成中法建交的迅速實現。這是因為，中法如能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對于我們利用法美矛盾打開我國同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缺口，對于反對美國封鎖和蘇聯控制都是十分有利的。正是基于上述考慮，中國政府在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原則立場的同時，決定在程序問題上做出適當的讓步和靈活變通。這是原則堅定性與策略靈活性的完美統一。

當富爾結束外地的參觀游覽，愉快地返回北京時，等待他的是中方的新方案。這一方案是從國際形勢的全局著眼，根據當時法臺關系的實際情況和戴高樂不支持“兩個中國”的承諾，提出的積極的、有步驟的直接建交方案。即在中法雙方就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國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以及中法建交后，在臺灣撤回它駐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同時，法國也相應地撤回它駐在臺灣的代表及其機構這三點達成內部默契的情況下，中法先宣布建交，然后根據由此形成的國際法客觀形勢自然地導致法國與臺灣斷交。這樣，法國便成為當時世界上唯一同新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而不首先宣布同臺灣當局斷交的國家。

面對這樣一份入情入理的方案，就連能言善辯的富爾也提不出任何異議，覺得這個方案好，可以接受。只是由于他未被授權簽署正式文件，他將攜此方案返回法國，向戴高樂將軍復命。如果戴高樂將軍同意，只要實施就行了。“如果將軍在實質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沒有必要再一次來談判，我自己也不愿干了，因為中方的方案是正確的，我相信總統他會同意的。”

◆法國前總理富爾與毛澤東主席。

至此，中法兩國政府關于建交的實質性談判告一段落，富爾圓滿地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11月2日，毛澤東主席在上海接見了富爾夫婦，為其中國之行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毛澤東同富爾夫婦親切握手，高興地說：“兩位來得正是時候，要把兩國正常關系建立起來。”富爾望著眼前這位名聞世界的偉人，同樣高興地說：“現在可以說已經成功了，將把結果報告戴高樂總統。”

開創新篇

富爾回國后，把中法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具體事宜交給了法國外交部辦理。經戴高樂同意，法國外長德姆維爾委派外交部歐洲司司長雅克·德博馬歇前往瑞士伯爾尼，同中國指定的駐瑞士大使李清泉繼續進行洽談，主要是商定建交公報文本以及發表公報的方式和時間。經過幾番磋商，中法兩國政府最終達成協議，決定于1964年1月27日在兩國首都同時發表建交公報，并于3個月內任命大使。

中法建交很自然遭到了美國和臺灣當局的強烈反對。1964年1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表公報，對法國行將承認新中國橫加指責。1月16日，美國政府照會法國政府，對法國決定與新中國建交提出強烈抗議，聲稱這有損于“自由世界的利益”。次日，美國國務卿臘斯克又接見法國駐美大使，對法國的決定表示遺憾。但富有獨立自主精神的戴高樂敢于傲視美國，置美國的“指責”“抗議”“遺憾”于不顧，決定實現法中建交。

臺灣當局風聞法國即將承認新中國，也惶惶不安。1963年12月24日，蔣介石致函戴高樂，試圖以與戴高樂的私人感情來打動他“收回成命”，但戴高樂不為所動。1964年1月19日，戴高樂派遣特使前往臺灣，向蔣介石遞交了親筆復信。復信態度堅決，給蔣介石以沉重一擊：12月24日來函敬悉。承詢外傳法國政府擬改變其與中國現行關系是否屬實，本著我們之間一直存在的開誠和信賴精神，且我熱切希望保持此種精神，謹如實奉告：法國政府將與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系一事，果屬確實，我無意掩飾。我向您宣布的消息無疑將使您大失所望。但是，中國大陸出現的形勢已不再符合人們原先的估計。法國不能再無視既存的事實。其他西方國家過去已先于法國走上這條道路。何況，最近共產主義世界的事態發展促使法國采取一項歸根到底符合它自己及其盟友的利益的決定。十年來，客觀事物的力量已促使我們同北京領導人開始建立了關系。由于1954年召開的日內瓦會議，印度支那半島的戰爭才得以結束。1962年，關于老撾的新的日內瓦協議促使我的政府再度同北京的談判代表接觸，并且同其他西方國家一起簽署了協議，這對控制東南亞的嚴重危機是很必要的。經深思熟慮，我認為，采取我向您通報的決定已刻不容緩。

蔣介石讀罷來信，大發雷霆，指責戴高樂不應該在臺灣處境最艱難的時候，不但不出面扶持，反而落井下石。但他知道自己再發脾氣也無濟于事，便軟下來，請求法國將承認中共的時間推遲，哪怕半年也好，這時他還一直幻想著“反攻大陸”。對蔣介石的奢求，法國不加理睬。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時間11時，中法建交公報如期在北京和巴黎同時發表，正式宣布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這則公報在國際上產生了轟動性的影響，一度被西方媒體稱為“一次外交核爆”。與此同時，根據雙方事先達成的協議，次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發表單方面聲明，闡明自己的立場。聲明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國政府談判并且達成兩國建交協議的。按照國際慣例，承認一個國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著不再承認被這個國家的人民所推翻的舊的統治集團。因此，這個國家舊的統治集團的代表不能繼續被看作是這個國家的代表，同這個國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時存在于一個國家里或同一個國際組織中。中國政府是根據這樣的理解，同法國政府達成中法建交和互換大使的協議的。中國政府認為有必要重申，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任何把臺灣從中國的版圖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兩個中國”的企圖，都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同意的。

這項聲明義正詞嚴，實際上是以另外一種形式重申了法國政府已經同意的雙方達成默契的內容。值得稱道的是，后來法國政府履行了這三項默契。

2月10日，迫于形勢壓力，臺灣當局不得不宣布同法國斷交，灰溜溜地撤走了它駐巴黎的“大使館”，與此同時，法國政府宣布撤回它在臺灣的外交代表機構和外交人員。

◆1964年1月28日，中國《人民日報》和法國《世界報》同時在頭版刊登中法兩國建交消息。

根據3個月內任命大使的公報規定，5月27日，法國首任駐華大使呂西安·佩耶抵京赴任。新中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亦于6月2日到任。這標志著中法建交的進程圓滿完成，中法兩國關系的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歷史遺憾

中法建交，把兩國領導人之間的感情距離拉得更近了。毛澤東對戴高樂十分贊賞，稱贊他“有勇氣同美國鬧獨立性”“不完全聽美國的指揮棒”。周恩來在接見外賓時也稱贊戴高樂是“反映民族獨立精神、擺脫外國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戴高樂對毛澤東、周恩來同樣懷有深深的敬意，對中國神往不已，有朝一日到中國訪問是他的一大宿愿。但由于陰差陽錯，他的訪華愿望一直未能實現。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因動脈瘤破裂猝然去世。這一天，他還像往常一樣撰寫他的回憶錄。

中國政府驚悉戴高樂將軍去世的不幸消息后，決定以高規格吊唁，以表達對他的敬意和悼念。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分別給戴高樂夫人和法國總統蓬皮杜發去唁電。毛澤東在唁電中稱贊戴高樂為“反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中國政府還任命駐法大使黃鎮為特使，參加法國政府為戴高樂將軍在巴黎圣母院舉行的宗教悼念儀式。在北京，周恩來、董必武、李先念、郭沫若等領導人到法國駐華使館吊唁；天安門和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對一位西方政治家如此隆重的悼念，新中國成立后尚屬首次。

1971年7月，法國前部長阿蘭·佩雷菲特訪華，曾對周恩來惋惜地說：“訪問中國是戴高樂將軍多年的宿愿。他非常希望見到毛澤東主席。如果不是1970年11月突然去世，他很可能就來中國訪問了。”周恩來同樣惋惜地說：“毛主席對戴高樂將軍懷有尊敬的感情，并對沒有能在北京接待戴高樂將軍表示遺憾。”

當代兩大偉人——毛澤東和戴高樂的歷史性會晤未能實現，世界輿論普遍為之惋惜，在中法關系史上留下了永遠的遺憾。但可以告慰他們的是，中法友好關系在今天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來源：《黨史博采》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