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羅常培（1899—1958年），語言學家、語言教育家。曾任西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后改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首任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著有《漢語音韻學導論》《語言與文化》《唐五代西北方音》等。

羅常培一生致力于發展我國的語言學，在音韻學、實驗語音學、漢語方言學、民族語言調查、社會語言學等領域都作出開創性貢獻，“新華字典之父”魏建功評價羅常培：“他稱得起是中國語言學的奠基人，他是繼往開來出力最多的人。”

“要求自己要加倍努力”

在給青年人分享治學經驗的一次講話中，羅常培說：“我心里常有幾個字，就是‘在缺陷中努力’。我總是感到知識不夠，不如別人，因此要求自己要加倍努力。”

羅常培出生于一個沒落的滿族家庭，自幼勤奮好學，早在青年時代就立下了學術報國的宏偉志向。七七事變爆發后，羅常培曾這樣說過：“我既不能立刻投筆從戎，效命疆場；也沒機會殺身成仁，以死報國，那么，與其成天的楚囚對泣，一籌莫展，何如努力從事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藉以鎮壓激昂慷慨的悲懷？假如能在危城中奮勉寫成幾本書……自覺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學校，對得起國家！”

在語言學研究的過程中，羅常培通過不斷深挖資料，對音韻史上的重要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他的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是研究古方言領域里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一次偶然的機緣，羅常培見到了日本學者羽田亨搜集的《敦煌遺書》中的《藏漢對譯千字文》，其中包含了唐五代漢藏對音和藏文譯音的材料，非常珍貴。在向朋友借閱這本書后，羅常培把每個字都抄在卡片上，后又去尋求陳寅恪的指導，積累了大量的資料，才最終完成他的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把族際材料、切韻系統、現代方言緊密科學地結合起來，成功地構擬出一大片區域的古方言語音系統。其嚴謹的研究程序以及對大量資料的掌握和扎實研究，令人信服。

抗戰期間，羅常培隨同北京大學輾轉遷移到昆明，盡管“交通梗阻，生活高漲，經費拮據，印刷困難”，他仍不辭長途跋涉進行調查，克服重重困難，在七八年間完成了漢語研究、侗臺語研究、藏緬語研究和民家語研究四個綱中的三十九個目的工作。其中如《昆明話和國語的異同》《蓮山擺彝語文初探》等，都是由他親自編寫的。羅常培與趙元任、李方桂被譽為早期中國語言學界的“三巨頭”。他對少數民族的語言特點和語音體系的深入研究，為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族的語言教學和保護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并且經由這些調查，培養了一大批民族語言研究專家，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后開展的大規模民族語言調查中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羅常培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投身新中國語言學事業的建設。作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首任所長，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漢語規范化問題、民族語言研究等事業鞠躬盡瘁。據羅常培女兒羅慎儀回憶：“在解放后，在黨的號召和領導下，在政府的組織和支持下，語文研究工作者才有了‘用武之地’，所以父親越干越起勁，直到最后一次住醫院前，雙腳已腫得穿不上鞋，還在認真整理文稿，希望后人更容易接替他，進一步發展語言學事業。”

對于培養青年“百分之百地坦率親切”

20世紀40年代，羅常培在美國講學時，曾給他的學生們創辦的刊物寫過一篇《舍己耘人》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做老師的應當有“舍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來幫助學生們做好學術研究的工作。

冰心夫婦是羅常培的摯友。在冰心對羅常培的一篇紀念文中就提到，羅常培對“學生們在治學和生活上的那種無微不至的誘掖和關懷，是我所親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為敬佩和贊賞的”。語言學家袁家驊曾說，羅常培“對于培養青年，鼓勵后進，那是百分之百地坦率親切，肯嘔心瀝血地加以指點的”。

美國《洛杉磯時報》發行人沃克曾是羅常培在美國訪學時的學生，他在紀念羅常培的文章中也特別提到了羅常培作為一名老師對學生產生的影響：“特別令人懷念的是，作為一位大師，把他偉大的祖國，中國社會的成就和特點教給他國的青年學生。特別是以他自己的楷模說明一個人可以在一生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個性和才智，并以這樣的榜樣教育其他人更友愛、謙虛，更有造詣，更有道德，更誠實，更寬厚，更平易近人。”

羅常培對學生和后學的幫助被傳為美談，但他對同輩的幫助卻鮮有人知。羅常培的摯友歷史學家鄭天挺就把自己的學術成就歸功于羅常培真摯的鼓勵和切實的幫助：“我不喜寫文章，更不愿寫成后發表，羅先生不斷加以勸勉，說服了我。我能在學術上稍稍有所表現，是由羅先生鼓勵開始的……許多書籍是羅先生借閱的，許多疑難是羅先生代為分析解決的。”

用“兼蓄并包”的態度從事學術研究

羅常培自己回憶道，早在求學時期，他就深受蔡元培“兼蓄并包”思想的影響，“對于當時的出版品，只要是‘新’的，不問它屬于那黨那派的，都本著蔡先生‘兼蓄并包’的態度盡量搜集”。羅常培對其他各個學科的豐富涉獵也是他獲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他早期的研究中，跨學科的涉獵早已可見一斑。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語言學研究與社會文化的研究基本是脫離的，直到羅常培的《語言與文化》發表，這部著作被譽為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先驅”和“開山之作”。該書用大量語言事實，論證語言與人類社會文化多方面的關系。其中一篇長文《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來源于20世紀40年代他在云南的調查。結合當地的語言事實，羅常培注意搜集有“父子連名制”這一民族文化特征的材料，當時連大理荒郊野外的墓碑他都特意去查看。這篇語言學的文章也解決了兩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問題，是跨學科研究的典范。

羅常培對跨學科的重視也促成了新中國實驗語音學的發展。他認為，漢語語音的一個難點是聲調，聲調的研究必須有合適的設備來測量，于是招攬了一些具有物理學背景的人才。在他的帶領下，語言研究所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語音學科研工作者，自主研發了許多實驗語音學的重要設備，為新中國的語音學事業建設貢獻了很大力量。

羅常培作為語言研究所首任所長，制定了語言研究所的三項總體規劃：第一項，開展全國性的漢語方言普查；第二項，編寫《現代漢語詞典》；第三項，編寫規范的現代漢語語法。這些工作對中國的語言文字事業有著深遠影響。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比較艱難的年代，羅常培高瞻遠矚、全面布局，積極支持年輕學者出國訪學，并將學習成果應用到祖國的建設當中，為提高中國語言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以及語言學的應用價值貢獻了積極的力量。同時，在學術上，羅常培主張“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鼓勵語言研究所的青年學者學好外語，用跨語言、跨學科的眼光研究漢語，對語言學乃至人文社科的研究有著重要啟發意義。

來源：《學習時報》2024年1月2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