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新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這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回答了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深化了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顯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創新發展的重要內容。這一系列重要論述是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守正”與“創新”的典范，也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進入一個新階段，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強調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首次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是繼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對這一重大命題的再度強調，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作出的新概括新提煉。這一重大命題，闡明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保障和制度要求，進一步指明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努力方向，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解和把握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內涵和實踐要求，有利于新征程上全黨統一思想、堅定信心、穩步前進。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始終是圍繞著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而展開的。這一進程涉及正確認識和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正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等基本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成就和歷史經驗進行全面分析和系統總結，對關系新時代經濟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深邃思考和科學研究，在繼承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深入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核心目標、重點任務，深刻回答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時代之問、人民之問、歷史之問，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書寫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嶄新篇章。其中，習近平創造性地就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從制度和體制的維度為新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作出了重要原創性貢獻。

一、深刻回答了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黨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領導人民埋頭苦干，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奇跡，使得國家經濟實力大幅度躍升。同時，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規模、發展方式粗放等問題，加上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經濟結構性體制性矛盾不斷積累，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十分突出。這些矛盾和問題既有宏觀層面的，也有微觀層面的，有外部環境的沖擊效應，更多的則是我國經濟運行內部體制機制障礙的集中反映，歸根結底是“經濟體制改革任務遠遠沒有完成，經濟體制改革的潛力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而“解決這些問題，關鍵在于深化改革”，在于“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的步伐”。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圍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一系列重要論述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和實踐性的有機統一，聚焦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層次矛盾，聚焦國際國內環境深刻復雜變化和經濟運行面臨的風險挑戰，深刻回答了新時代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貫穿著強烈的問題意識、鮮明的實踐導向，為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行動指南。

習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了“兩個毫不動搖”，指導培育高質量經營主體。他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確立的一項大政方針。在此基礎上，他深刻闡發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及其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指出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強調指出，“國有企業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我們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習近平還提出非公有制經濟要健康發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要健康成長，深刻闡發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的成長方向和社會責任；提出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深刻闡發優化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環境；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實施新一輪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行動，推進民營企業轉型升級，深刻闡發引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走高質量發展之路，等等。習近平的這一系列重要論述旨在激發各類微觀主體活力，引導各種所有制經濟蓬勃發展，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全方位展開、系統性推進奠定制度基礎。

習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創造性地指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點，指導構建高水平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他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他就此強調說，產權激勵是最大激勵，要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要把平等保護貫徹到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環節，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提高侵權代價和違法成本，震懾違法侵權行為，營造尊重知識價值的環境。他進一步指出，我國經濟結構性矛盾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根本途徑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破除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擴大要素市場化配置范圍，健全要素市場體系，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習近平這一系列重要論述旨在推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化改革，引導“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優化營商環境”。

習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創造性地提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指導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他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加快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為此，必須健全市場體系基礎制度，堅持平等準入、公正監管、開放有序、誠信守法，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緊扣構建新發展格局，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支點，圍繞夯實市場體系基礎制度、推進要素資源高效配置、改善提升市場環境和質量、實施高水平市場開放、完善現代化市場監管機制等重點任務，暢通市場循環，疏通堵點，努力實現市場準入暢通、開放有序、競爭充分、秩序規范，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撐。習近平這一系列重要論述指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要求，引導逐步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真正實現物暢其流，充分利用好發揮好并不斷鞏固和增強我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

習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創造性地提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指導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他指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拓展對外貿易，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推進貿易強國建設。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他特別強調，要構建新發展格局，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具備強大的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和穩固的基本盤，并以此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吸引力、在激烈國際競爭中的強大競爭力、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的強大推動力。”為此，既要持續深化商品、服務、資金、人才等要素流動型開放，又要穩步拓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習近平這一系列重要論述指明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引導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習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創造性地提出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指導健全高效能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他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他強調指出，必須全面把握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要堅持穩字當頭，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為此，必須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健全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在此基礎上，他以“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概念取代“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的概念，提出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習近平這一系列重要論述指明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之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地位，引導以提高發展質量、提升經濟效率、促進社會公平、增強可持續性為導向，調整優化各項政策設計，努力形成各方面政策協同配合、良性互動的高效能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二、深化了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

認識和把握經濟規律、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是中國共產黨總結領導經濟建設的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得出的重要結論。習近平指出，“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要求全黨“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在把握規律的基礎上實現變革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規律、積極運用規律，推動中國經濟巨輪劈波斬浪、行穩致遠。其中，習近平圍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科學分析新時代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呈現的新變化、新特點，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強調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深化了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指導開創經濟改革和發展新局面。

第一，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經濟制度體系中具有基礎性、決定性地位。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通過“三大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改革開放之后，黨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調整生產關系，推動我國經濟制度發生深刻而重大變化。在所有制方面，我們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同時大力調整所有制結構，支持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健康發展，有效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在分配制度方面，我們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承認物質利益原則和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時允許和鼓勵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等其他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極大地調動了各方面積極性。在經濟管理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方面，我們破除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對立的思想教條，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把有效的市場機制和有度的宏觀調控結合起來。這一系列科學有效的制度安排，為我國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提供了基本制度保證，也共同構成了我們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基本內涵。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隨著經濟建設實踐的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需要不斷完善，而完善的方向則是如何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習近平強調：“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基本經濟制度，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健全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機制、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理論和實踐成果，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共同構成了“三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由此可見，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是習近平關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要論述的主要內容有機組成部分，是新時代我國構建更加有效管用、邏輯貫通、銜接匹配的經濟制度體系的根本遵循。

第二，明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習近平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從黨的十四大以來，“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構建起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和政策體系。黨的十五大繼續強調“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化。

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對如何認識和把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作出了系統深刻的闡發。他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這次全會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反映了黨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產生了一個質的飛躍，意味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完善邁入一個新的階段。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實現效益最大化、效率最優化，就是實現有效市場；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就是實現有為政府。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合理發揮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作用，就能既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弊端，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從而構建起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創高質量發展新局面。政府與市場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而“車之雙輪，鳥之兩翼，若偏修習，即墮邪倒”。習近平的重要論述和黨的十八大以來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起來的發展實踐都表明，黨找到了“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的破解之道。這些同樣是習近平關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要論述的主要內容有機組成部分。

第三，明確了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存在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混合資本等各種形態資本，并呈現出規模顯著增加、主體更加多元、運行速度加快、國際資本大量進入等明顯特征。習近平指出：“既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然會產生各種形態的資本。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和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資本都是要追逐利潤的。”“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產要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系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系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承認并肯定資本的存在及其積極作用，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成為習近平關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要論述的又一重大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全面深化改革，為各類資本發展營造更加有利的市場環境和法治環境。我們強化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有效防范風險，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我們著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克服經濟脫實向虛的傾向，重點解決不良資產風險、泡沫風險等。我們持續擴大對外開放，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我們對資本性質的理解逐步深化，對資本作用的認識更趨全面，對資本規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對資本運行的治理能力不斷提高。但是，由于認識不足、監管缺位，我國一些領域出現資本無序擴張的現象，資本肆意操縱，牟取暴利。“這就要求規范資本行為，趨利避害，既不讓‘資本大鱷’恣意妄為，又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功能。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經濟問題。”對此，習近平明確指出：“必須深化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國各類資本及其作用的認識，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他強調指出，要歷史地、發展地、辯證地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存在的各類資本及其作用，“正確處理不同形態資本之間的關系，在性質上要區分，在定位上要明確，規范和引導各類資本健康發展”，“要注重經濟發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資本參與社會分配獲得增殖和發展，更注重維護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要深化資本市場改革，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全面提升資本治理效能，“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各類資本都不能橫沖直撞”。習近平還指出，“遏制資本無序擴張，不是不要資本，而是要資本有序發展”，要防止有些資本野蠻生長，反壟斷、反暴利、反天價、反惡意炒作、反不正當競爭。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階段，習近平關于認識和把握資本特性和行為規律的重要論述，也構成了他關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要論述的重要內容。

三、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

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經濟學，被列寧譽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把經濟工作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科學理論，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時代化。習近平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21世紀世界的最新理論成果。作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關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論述，既深刻回答了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深化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同時又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陳云曾形象地描述道，共產黨人搞財經工作，“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方法可以采用資產階級的”。習近平的重要論述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發展，比較典型地體現在“主義”與“方法”兩個維度上。

在“主義”維度上，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重塑和強化了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馬克思主義靈魂。從思想發展史的視角透視這種重塑，一個重要涵義便是承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與國家、經濟與政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區別，不是兩種類型的制度的區別，而是制度在其功能上的區別。習近平在早年的文章里就對此有深刻的認識，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是“經濟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經濟化”。在新時代，他再度闡釋這個道理：“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于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于關鍵環節。”而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堅持，成為習近平關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要論述最顯著的特征。他指出：“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要“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

在立場和制度基礎之外，習近平還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之于發展市場經濟的指導意義。在早年的文稿中，他闡發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別是《資本論》，對于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價值，由此引申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問題。他指出：“如果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原理和規律難以適用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計劃經濟的話，那么，對于我們當前正在大力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是因為，無論是私有制的市場經濟，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只要市場經濟是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或經濟管理體制在發揮作用，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內在發展規律同樣都是適用的，諸如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供求規律、積累規律、社會資本再生產的社會總產品實現規律以及利潤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潤率和積累率的方法、競爭與壟斷理論、經濟危機理論，等等，都同樣適用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這一重要觀點在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發展進程中一以貫之地傳承下來。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別是《資本論》的現當代價值。他指出，那些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的論斷是武斷的，也是錯誤的，“遠的不說，就從國際金融危機來看，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失業問題嚴重、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加深”，“事實說明，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現形式、存在特點有所不同。”他強調：“現在，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

在“方法”維度上，習近平提出創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任務：“我們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之所以要在當代中國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因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造”。以對待資本為例，習近平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設想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搞市場經濟，當然也就無法預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對待資本”，“列寧、斯大林雖然領導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但當時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沒有遇到大規模資本問題”，因而，“這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研究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至于如何針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偉大創造來創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習近平指出了方法和路徑。這就是借鑒和發展，即“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對于借鑒的具體方法，習近平認為主要是“西方經濟學關于金融、價格、貨幣、市場、競爭、貿易、匯率、產業、企業、增長、管理等方面的知識”，指出這些知識“有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鑒”，同時“對國外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我們要堅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對其中反映資本主義制度屬性、價值觀念的內容，對其中具有西方意識形態色彩的內容，不能照抄照搬”。對于發展的具體路徑，習近平認為主要是“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用鮮活豐富的當代中國實踐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發展”。他強調指出，我們及時總結新的生動實踐，提出的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等理論創新成果，“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他還特別指出，時代課題是理論創新的驅動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都是通過思考和回答時代課題來推進理論創新的”，我們要在波濤洶涌的世界經濟大潮中，“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準確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正是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守正”，才能始終保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改革方向；也正是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才能在理論和實踐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可見，包括關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要論述在內的習近平經濟思想，創造性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輩先人未曾預見、西方經濟理論無法解決的許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成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的新高地和新旗幟。

四、顯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創新發展的重要內容

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新的戰略任務、新的戰略階段、新的戰略要求、新的戰略環境。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才能有效應對新形勢新要求，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經濟體制保障。為此，習近平強調：“要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謀劃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基于“兩個高水平”的指向，可以認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創新發展的重要內容。

首先，要圍繞更好服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需要依靠改革創新提供動力和保障。一方面，要構建更高水平的有效市場，通過完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精準有效的政策環境、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平等保護的法治環境，給微觀主體提供更多支持和服務；另一方面，要構建更高水平的有為政府，著力保持經濟平穩運行，保障經濟安全，推動宏觀治理和政府監管更加到位。

其次，要圍繞更好服務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我們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在新形勢下發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為此，要用好改革這個關鍵一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加強改革系統集成、協同高效，鞏固和深化解決體制性障礙、機制性梗阻、創新性政策方面的改革成果，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突破。

再次，要圍繞更好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與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體兩面”。二者有機結合，能夠促進國內市場體系和產業行為向更適應國際市場競爭需要的方向推進，從而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增強國內外雙循環的動力和活力。同時，面對全球范圍內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資本無序擴張、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等問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將為有效應對全球經濟發展面臨的諸多難題提供中國方案，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智慧和力量。

習近平關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論述，是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守正”與“創新”的典范，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進入一個新階段，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我們要深刻理解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內涵和實踐要求，為深入學習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創新、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提供重要支撐。

作者：閆茂旭，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原文刊發于《國家現代化建設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