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觀瀾的兩次農村調查
王觀瀾，浙江臨海人，中國共產黨最早從事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的領導人之一，在組織和宣傳農民運動、土地革命，以及開展農業農村的調查研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一次是發動群眾、解決問題的葉坪鄉查田運動。1933 年初春的一天，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土地部秘書長的王觀瀾，帶著草擬的《春耕運動指示》到瑞金葉坪鄉，準備先拿給該鄉的黨支部、鄉政府代表會和貧農團的同志們詳細討論并加以修改，以達到切實可行，成為一個很好的動員文件。但是鄉政府辦公室的門緊鎖著，誰也不在，一連去了4 次才碰到3 個人，找談話，回答含含糊糊。約好時間開會，也是誰也沒來。
王觀瀾走訪幾家貧雇農之后，發現群眾只把他當作客人，閑談家常可以。問起分田情況、打糧多少、夠不夠吃，以及村里哪些人好，哪些人一貫兇狠刻薄等具體問題時，態度就不同了。有些人不言不語，有些人吞吞吐吐，有些人則很氣憤地說“分田不公平，糧食不夠吃”，但還是沒有得到哪些人兇狠、刻薄、有錢等方面的可靠材料。
王觀瀾又找到鄉主席談話，還是談一般工作興致勃勃，談反“圍剿”勝利贊不絕口，可是問到鄉里的具體問題，又是含糊其詞。經過反復談心開導、分析形勢，講清革命道理，終于慢慢打消了大家的顧慮，開始聽到了一些真心話：“一句話，分田沒分好。給逃跑的地主還留著田；有些過去收租、放債、雇長工、擺架子不做活又吃好穿好的人，如今鉆進我們的組織，搖身一變也成貧苦工農了；給貧苦農民分的田少，還把壞田、中田當好田、上田分給他們。許多人公開不說，背地里有意見。”問題已經很明顯，這個鄉的封建、半封建勢力還沒有徹底打倒，廣大群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
因此，王觀瀾決定召開鄉黨支部會、鄉政府代表會、貧農團會議，再找些窮苦的、階級覺悟比較高、斗爭性比較強的群眾先談談，然后啟發他們提高覺悟起來斗爭。第一次會議只有8 人到會，王觀瀾在會上講了社會各階級的關系，指出窮苦工農要提高覺悟，要組織起來進行斗爭，并按照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道理，把農村應該怎樣分析階級的方法，詳細地講了一遍。通過啟發大家的階級覺悟，當場就有人講出了真話，也有人起來揭發有些逃跑的地主的田還留著沒有分。最后，大家決定分頭去找貧苦并且勇敢、正直的人來開會，至少每人找1個。
幾天后的一個晚上，葉坪村貧農團組織了30多人開會。王觀瀾將葉坪鄉最新情況和貧農團發展過程向毛澤東進行了匯報，毛澤東肯定了把群眾組織、發動起來解決問題的辦法，并親自到會場屋外聽了一會熱烈的討論。第二天，王觀瀾跑到鄉政府辦公室，找到鄉主席詢問昨晚會議情況，說是階級成分劃分的問題基本解決。要按照重新劃定的階級成分，分田給貧苦群眾。這樣一來，群眾的斗爭情緒高漲起來了，新組織的貧農團一下就擴大到七、八十人，成為一個有力的戰斗組織。
在葉坪村取得經驗后，王觀瀾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相鄰的洋溪村，以至整個葉坪鄉都發動起來了。各地成立查田委員會，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對每一個被查對象，都做到充分掌握材料，反復研究、仔細推敲、加以取舍，進行分析綜合，確定成分后，提交黨、政、貧農團等各個組織充分討論通過。有些還需要經過群眾大會通過，報告上級審查批準，然后按照政策處理。
4 月， 葉坪鄉召開會議， 總結了經驗。隨后，鄉政府的代表會、黨支部的工作都逐步納入了正軌，青年、婦女都組織了起來，興修水利、消滅荒地等農業生產搞了起來，文化工作有了進步，支援革命戰爭的熱潮掀了起來。有了葉坪村的經驗，毛澤東決定把查田運動擴展到更大范圍，親自主持并召集8 縣查田運動大會，親自任領導委員會主任，由王觀瀾任領導委員會下的指導委員會主任。在毛澤東及中央領導下，王觀瀾與謝覺哉一道起草了《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成為我黨解決土地問題的成功范例。
另一次是實事求是、為民算賬的臨海縣農村調查。1956 年4 月，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王觀瀾，帶著調查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情況的問題，帶領工作組到江蘇、浙江農村調查，他以浙江省的嘉興和臨海兩縣為重點，深入農村開展調查。王觀瀾回到他既熟悉又離開多年的家鄉臨海后，既沒有要求縣委匯報工作，也沒有要求縣委負責人陪同，而是直接到區、鄉和單位調查，親自詢問并做記錄。
在臨海縣花街鄉，王觀瀾聽取了該鄉1955 年夏季鬧退社情況的匯報，聽到了群眾的真實想法。他分析認為，不是合作社不優越，而是從低級社轉辦高級社的速度過快，沒有充分考慮群眾的切身利益，沒有過細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沒全面宣傳好黨的農村政策。王觀瀾認為該鄉的做法還是比較好的，并要求鄉黨支部書記向群眾講清楚政策，妥善處理后續問題。同時，他帶走了花街鄉的匯報材料和國慶村合作社的辦社經驗材料。
為了進一步掌握合作化高潮中農村市場的變化情況，王觀瀾約請了臨海縣供銷社的相關人員座談。當了解到市場苗豬上市量減少、化肥賣出比往年多、養牛戶減少時，他就詢問具體原因。在聽到養牛戶減少的原因和合理化建議后，王觀瀾就肯定地說：“這個問題很重要，你提得好！要解決耕牛良種問題，是合作化以后帶來的新問題新要求。供銷社應當想辦法幫助合作社解決這個問題。”
王觀瀾還特別關心合作化以后農副產品的購銷情況和給農民收入帶來的影響，又找來相關人員了解情況，當聽到一些合作化以后所產生的問題及社員收入減少的情況，表現出高度的關注。大家在親切隨和的氣氛中暢所欲言，各種意見得到充分反映。王觀瀾深入基層、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給當地的干部群眾留下深刻印象。
經過深入農村調研，王觀瀾回到北京后寫下《關于江蘇、浙江兩省農村情況》的報告，調研材料除反映江蘇、浙江農村有關農業合作化發展和農業生產基本情況外，還為臨海農民仔細地算了一筆賬，詳細反映農民在農業方面的收支情況。報告認為多數農民生活仍然是貧困的。對許多有關農民利害的經濟措施，農民是很敏感的。所以，除不可抗拒的災害外，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使農民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材料的最后，王觀瀾還提出了三點意見建議：一是全國人大、政協的視察意義重大，黨的負責同志、領導財經或城市工作的負責同志，最好到農村去看看；二是要進一步發揮干部密切聯系群眾的作用；三是黨很需要大力加強縣和鄉的領導。
6 月12 日，《關于江蘇、浙江兩省農村情況》上報中央。毛澤東對報告作出批示。7 月22 日，中央轉發這個報告，并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指示電，毛澤東在指示電中特別加了“報告的第二項‘為農民算賬’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雖然這個算法與實際稅收和農民負擔有某些出入，但是，目前很多地方對于這個問題還不摸底，也還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指示電要求各級黨委都應當像王觀瀾一樣進行深入調查，摸一下底，電告中央。
王觀瀾的兩次農村調查，都堅持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堅持深入群眾、為民算賬的人民至上觀點，堅持攻堅克難、創新解決的問題導向觀點，充分體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和責任意識。
（作者單位：中共臨海市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