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共兩黨有過五次“圍剿”和反“圍剿”的斗爭，對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次，黨史軍史學界已形成比較普遍的共識。然而，對情況異常復雜的第四次反“圍剿”，有的史學著作還缺乏全局考察和具體分析，相關問題仍有值得進一步研究和討論的空間。本文針對黨史軍史領域關于中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的認識偏差，在“大黨史”的學術視野下選取史料、鋪陳情節，尤其注重分析國民黨方面的情況，在辨析引導中客觀評價第四次反“圍剿”斗爭。盡管作者謙虛地認為文章并無新的見解，但通過細致探討和健康的學術爭鳴，反映了作者扎實的學術功底、嚴謹的治學態度和高度負責的責任情懷，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本文將對深化黨史研究、促進學術進步起到積極作用。

本文作者：金沖及（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

一、問題的提出

了解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讀者，都熟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共兩黨有過五次“圍剿”和反“圍剿”的斗爭。其中，中央紅軍和工農政權所在地的各場斗爭影響最為重大。

對這五次斗爭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次，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中共中央《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了細膩的敘述和深刻的分析，已形成普遍的共識。

然而，對情況異常復雜、毛澤東被迫一度離開部隊時發生的第四次反“圍剿”，有的史學著作似乎缺乏全局考察和具體分析，甚至存在誤解。在一部很有成就和影響的多卷本著作中，有一章“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戰略和革命戰爭的嚴重挫折”，其中包括并列的兩節：第三節是“紅一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第四節標題用詞幾乎一模一樣，只改了一個字而成為“紅一方面軍第五次反‘圍剿’”。我并不了解作者的想法，但這種表達很容易被理解成：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圍剿”的指導思想都是“左”的，從而引向以后的失敗。這可能未必是作者的原意，但多少反映了認識上的含糊和片面性。第四次反“圍剿”仍值得進一步研究和討論。

二、第四次“圍剿”是蔣介石集團的重大戰略決策

中國工農紅軍為什么要發動那么多次反“圍剿”？原因在于蔣介石集團對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一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沒有極端殘酷的“圍剿”，也就不會有反“圍剿”。

為什么蔣介石此時發動比以往規模更大的第四次“圍剿”，并且抱有極大的決心？這需要從當時國內外局勢的演變來觀察和分析。

20世紀30年代的最初幾年，中國政治生活接連發生了幾方面的重大變化。第一，1931年9月，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九一八事變，強占中國東北地區。1932年1月，日軍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猛烈攻擊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南京政府被迫遷都洛陽。“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抗日救亡”的呼聲在全國民眾中沸騰。這是現代中國社會各方面發生的最大變化。第二，北伐戰爭結束后，南京政府宣稱中國已經“統一”，但對蔣介石不滿的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等，手握80萬重兵，公開揭竿反蔣，得到國民黨內一批政客的支持，雙方兵力相當，一時難分高下。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這對蔣介石是生死攸關的考驗，自然一時顧不上再抽更多力量進行“剿共”。直到9月中旬，張學良率東北軍主力入關支持蔣介石，閻、馮集團解體，局面發生根本變化。第三，九一八事變后，由于民眾對民族危亡的憤怒迅猛高漲，又由于國民黨內部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三派嚴重分裂并導致兩廣軍人同南京政府對立，蔣介石不得不在事變后三個月的1931年12月15日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等本兼各職，宣布下野。這對蔣介石是極大的打擊。可是，在南京政府內部又難以找到代替蔣介石控制各方面勢力的人物。1932年3月6日，國民黨中央決定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他統率南京政府屬下的全部軍隊。以后很長時間內一些官員通常稱他為“蔣委員長”。這樣，他又有了可以指揮自己嫡系部隊、地方部隊和各路雜牌軍的“名正言順”的權力。然而從被迫下野到再度登臺，一切需要全盤掂量，他的心情無疑格外復雜。

這就是蔣介石準備發動第四次“圍剿”時的特殊背景。重新掌握南京政府軍事大權的蔣介石需要迅速作出選擇和決斷的大事有兩件。一件是當否全力北上抗日。抗日是符合中華民族利益、最能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支持的，這件大事他不能不有所考慮。另一件是要不要繼續以主力南下“剿共”。反共是違反中華民族利益、受到大多數愛國民眾痛恨和反對的，而蔣介石內心最看重的恰恰是反共。在他看來，這是關系生死成敗的根本，但他也擔心日本軍國主義者會步步進逼，擔心激起民眾的強烈怒火和反抗行為。究竟如何決斷，蔣介石仍有些兩難。這從1932年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前后他的日記中就能清楚看出。

1932年9月，他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所談者為北方問題，如不先掌握熱河，則對日無從交涉也。外交則不能強進，只有待機，中央則與汪合作也。此時黨國病入膏肓，對外無論如何危急，只有按步進行；對于戰爭準備，尤不可急求。惟有盡我心力而已。對于國內政治，亦只有盡力改革，不能急激求成也。”12月間他還在考慮：“昨夜半醒后，思慮倭寇赤匪與華北處置。”反共和抗日兩者的輕重安置，已經到了非下決心不可的時候了。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正是在這時召開的。

進入1933年，蔣介石集中力量反共的決心已經下定。他在1月20日日記中寫道：“近日甚思赤匪與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對其一。如專對倭寇，則恐明末之寇亂以至覆亡，或如蘇俄之克倫斯基，及土耳其之青年黨，畫虎不成，貽笑中外。”29日，他在日記中又明白地寫道：“余決先剿赤匪而后對日，此次來贛，即所以決定大政方針也。”他指明，這次“圍剿”不是發動一次通常的戰役，而是實現他心中關乎全局的“大政方針”的關鍵舉措。不難看出第四次“圍剿”在他全盤謀劃中所居的重要地位。

三、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狀況

蔣介石發動的第四次“圍剿”，重中之重自然是中央紅軍所在的中央革命根據地。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大體范圍在贛西南和閩西的農業地區，居民有300多萬人。這個地區已經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改革，居民多已由各種形式的群眾團體組織起來。中央蘇區內部基本上肅清了地主武裝，中央紅軍在1930年8月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彭德懷任副總司令，兵力約3萬多人，大多是翻身農民，同群眾有密切聯系，取得了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這時正值“左”傾錯誤取得統治地位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后。中央革命根據地黨組織的領導關系一再變動，有些混亂。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周恩來、毛澤東、項英、任弼時、朱德等組成蘇區中央局，以周恩來為書記，統一領導全國各蘇區的工作。周恩來正在上海處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一時難以離開，只能由項英先去中央革命根據地，暫代書記一職。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又在1931年3月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中央代表團到瑞金，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領導關系變得十分復雜。這年12月，周恩來到達瑞金，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

擺在中央蘇區面前的各種問題中，最突出的是軍事問題。此時，正處在第三次反“圍剿”和第四次反“圍剿”之間，國共雙方的軍事決策和部署尚未完成，仍處在局部拉鋸式的戰斗中。紅軍在這以前進攻過贛南重鎮，沒有成功。1932年1月，臨時中央作出《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把中央蘇區同周圍蘇區連成一片。毛澤東、周恩來復電臨時中央，明確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臨時中央又來電要求至少選一個重要城市攻打。蘇區多數領導人當時對贛州守軍兵力估計過低（原來以為只有8000人，實際上有18000人）。紅三軍團苦戰一個月，只能退出。這是一次失敗。接著，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決定兵分兩路，由東路軍攻占福建商業中心和軍事重鎮漳州。毛澤東在5月3日給蘇區中央局的電報中寫道：“此次東西兩路軍的行動完全是正確的。”這是第四次反“圍剿”前夜有勝有負的拉鋸式戰斗，還談不上反“圍剿”的全局性的勝負。

這次戰役后，到達中央蘇區不久的周恩來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趕往軍情日趨緊張的前方，和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一起組成前方軍事最高會議，任弼時任蘇區中央局書記。這期間前后方產生不少不同意見。蘇區中央局根據臨時中央的意見，一再催促一方面軍向北出擊，威脅南昌，并進攻其他重要城市。由于意見不同，前方的周恩來等人在9月23日致電中央局轉中央，提出：“出擊必須有把握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于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他們主張：“準備在運動戰中打擊與消滅目前主要敵人為目前行動方針”，“在這一行動中必須估計到敵情將有變化，當其有利于我們出擊時，自然要機動地集中兵力去作戰”。這是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一貫的方針。

雙方的矛盾不斷激化。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召開，這次會議后來被稱為寧都會議。會上，留在后方的領導人集中批評毛澤東。蘇區中央局的《寧都會議經過簡報》寫道：他們“提出由恩來同志負戰爭領導總責，澤東同志回后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因恩來同志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恩來同志亦在前方負監督行動總方針責任。在大多數同志認為毛同志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最后是通過了恩來同志第一種意見，但最后批準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寧都會議的決定是極為錯誤的。不過周恩來、朱德對毛澤東歷來十分尊敬，在實際工作中繼續聽取并推行他的基本主張。中央根據地的將士們早已熟悉紅軍和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戰略原則和戰斗作風，有著強大的戰斗力。這是下一步取得勝利必需的條件。

這時，蔣介石發動第四次“圍剿”的部署尚未就緒，雙方的軍事沖突暫時還處于局部性。臨時中央和后方的蘇區中央局強硬要求前方紅軍全力攻下國民黨軍重兵堅守并有大量援軍前來的南豐城，認為這才符合“進攻路線”。周恩來、朱德當機立斷，不待請示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將紅軍主力秘密撤至南豐西南隱蔽集結，待機殲敵，為以后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埋下了伏筆。寧都會議這場不算小的風波，終究沒能根本改變前方領導原定的作戰路線和方針。

四、第四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過程

第四次反“圍剿”大體開始于1932年底和1933年初之間，主要是在1933年初進行的。這以前，在第三次反“圍剿”取得勝利后，雖然雙方還經歷過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戰斗，但那還不足以構成一次全局性“圍剿”和反“圍剿”的斗爭。

1932年11月24日，周恩來已經敏銳地察覺蔣介石的企圖和部署，發出《為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緊急訓令》，指出：“現在，蔣介石已動身來贛。以朱紹良為右翼，率領在湘鄂贛及湖南的八個師；以蔣、蔡為左翼，率領十九路軍及毛、劉、盧、趙八個師及戴岳一旅；蔣自任中路，率領陳誠十八軍及吳、孫、李、許十個師，并預備從湖北調兩個師，從安徽調徐庭瑤第四師來贛。”周恩來把它歸結為一句話：“我們要認定敵人大舉進攻的戰火就在眼前。”

緊急訓令對敵情的了解和分析是完全正確的。12月22日，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發表宣言，寫道：“赤匪奔突，村邑為墟，腹地既殘，藩籬不治，遂致安內攘外，兼顧兩難。”公然以國民黨中央全會宣言的形式清楚指明：“安內攘外，兼顧兩難”，必須不顧“攘外”，而以全力“剿共”。

一場規模更大的“圍剿”行動就要開始了。

蔣介石把這次“圍剿”看作實現他“大政方針”的行動，對這次行動的軍事部署下了很大決心，抓得很緊。1933年1月，他調集30多個師、50多萬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三路中，以陳誠為中路軍總指揮，中路軍稱為“進剿”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約12個師、16萬人，擔任“圍剿”的主攻任務。在福建的蔡廷鍇為左路軍總指揮，粵北的余漢謀為右路軍總指揮，這兩路都稱為“清剿”軍，負責就地“剿辦”。蔡廷鍇、余漢謀都是粵軍，接近桂系，曾反對過蔣介石。因此，第四次“圍剿”的主力就是陳誠率領的中路軍。這是蔣介石心目中最可靠的嫡系王牌部隊。

蔣介石在1933年2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到贛以后，進剿計劃略定，調動軍隊開始，惟粵為桂方牽累，不能如命，是亦無礙大計。”從中可以看到，蔣介石在1933年初親自到江西后“進剿計劃略定，調動軍隊開始”，足見這次對中央紅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大規模進攻（也就是所謂第四次“圍剿”）是從1933年1月開始行動的。蔣介石也明白，左、右兩路粵軍雖有一定戰斗力，但并不可靠，真正視為依靠的是陳誠的中路軍。

第四次反“圍剿”開始時，周恩來、朱德正在前方，深入了解敵情，發揚以往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明確了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

1933年1月23日，周恩來和朱德聯名致電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轉中共中央，電文主題是“集中力量消滅撫贛敵人是粉碎第四次反‘圍剿’的關鍵”。電文說：“在此時機先發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滅撫、贛敵人主力，成為四次戰爭生死關鍵，亦蘇維埃中國勝負所系。”這個意見抓住了應該集中力量解決的“關鍵”，奠定了第四次反“圍剿”成功的基礎。

1月27日，周恩來在作戰過程中致電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轉中央：“現時敵既執行其組織三個‘進剿’軍與‘清剿’軍堅守城防的進攻部署，我自須奪取先機，立即轉移作戰地區，調動敵人以破壞其進攻部署，轉移撫河西岸即由此。”這是要根據敵方軍事部署的變動，奪取先機，以破壞敵方的進攻部署。

1月30日，周恩來以“消滅敵人主力是取得堅城的先決條件”為主題致電中央局并轉中央，十分明確地表示：“中央累電催我們攻破城防，與我兩電所陳戰略實有出入。但我終覺消滅敵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堅城的先決條件。敵人被消滅，城雖堅，亦無從圍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堅城之背后，否則徒損主力，攻堅不下正中敵人目前要求。中央局諸同志同意此意見否，望于明日簡電復，過期因時機不容再緩，我當負責決定，同時仍請中央給以原則指示。”這種堅決反對當時中央提出的重在取得堅城的錯誤思想、主張消滅敵人主力是取得堅城先決條件的主張，是多么寶貴的戰略指導思想和精神財富！

這些指導方針明確、中肯、堅決，是第四次反“圍剿”能取得巨大勝利的關鍵所在，也是對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指導方針的直接繼續和豐富。第四次反“圍剿”取得的巨大勝利，正是按照中國共產黨內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人歷來的設想一步一步發展的，是不容忽視的。十分重要的是，第四次反“圍剿”不僅在戰略思想上總體是正確的，同前三次反“圍剿”是一致的（盡管有過嚴重的爭執和曲折），而且在戰爭實踐中取得了殲敵的事實成果。

中央紅軍在取得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蘇區地域有很大發展，以廣昌、寧都、瑞金為根據地，向四周發展游擊作戰，并采取重點突破的戰術，有著較寬裕的回旋余地。國民黨軍隊在1933年1月初開始第四次“圍剿”行動。其主力中路軍原分駐贛江兩岸的吉安、泰和、安福、吉水等地區，這時移駐宜黃、臨川準備發動進攻。然而他們同民眾完全脫離，不僅行動遲緩，還很快被紅軍偵知。紅軍采取先發制人的主動戰術，集中第一、第五軍團等主力，全殲黃獅渡守軍一個旅，并向臨川進攻，打亂了國民黨軍隊原定部署。

2月下旬，國民黨軍隊根據蔣介石“分進合擊”的方針，開始向中央蘇區實施大規模“圍剿”。中路軍（第一縱隊）指揮官是第五軍軍長羅卓英，他長期擔任陳誠在軍事上的主要助手。第一縱隊下轄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師。部隊的各級軍官很多是黃埔生，武器裝備、訓練和給養都較好。這是中路軍的主力，也是周恩來1月30日電報所說的“消滅敵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堅城的先決條件”中所指的對象。

兵力如此眾多，又較精銳的武裝集團，怎么能夠輕易地被分割消滅？看起來真有些奇怪。據此時正在該軍的楊伯濤回憶：“這時，（國民黨的）軍指揮機構還沒來得及成立。轄第十一師駐臨川東館附近，但其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師遠在安福、吉安一帶，還隔一道贛江，需作數百里的長途行軍，才能到達宜黃、樂安間的戰略展開位置。為了保守秘密，有人建議陳誠應該繞道遠后方，經白區安全地帶再向屬于蘇區的黃陂作正面開進。但由于陳誠的一貫輕視紅軍，在蔣介石面前急功邀寵，中路軍總部竟命令該兩師取捷徑經吉安、永豐到達樂安。在樂安又停留數日，再由樂安進入蘇區作側敵行軍。令其第十一師由臨川現地出發，經宜黃到黃陂、東陂與該兩師會合。”這樣，中路軍第一縱隊三個主力師不但沒有很快握成一個強有力的拳頭，反而形成便于紅軍各個擊破的格局。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內，群眾得到廣泛發動，還有著一定的武裝。國民黨軍隊雖裝備較好，但對革命根據地內部的情況卻有如兩眼漆黑，不知所措。時任紅十一軍政治委員的蕭勁光回憶道：“在此期間，我地方游擊隊在主力紅軍行動的左右積極活動，使敵人捕捉不到我真正的主力所在，直到伏擊戰打響，敵人還以為是游擊隊。”

時任紅三軍第九師參謀長的耿飚回憶說：“黃陂地區山巒疊起，古木參天……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峽谷地帶，是敵人的必經之路。我們的一、三、五軍團和二十一、二十二軍，就埋伏在兩側的山上。那幾天適逢連日陰雨，又濃又密的毛毛雨罩著峽谷，浸沒了山頭。”

2月26日，國民黨軍第五十二師師長李明率部從樂安出發向黃陂前進，對紅軍十分輕視。行至鮫河高山鞍部，隊伍拉得很長。紅軍第一、第三軍團占領兩側陣地，突然展開猛攻。李明最初還以為是游擊隊，該師正在蜿蜒數十里的山地隘路行軍，無法集結進行有組織的抵抗，因此，部隊被紅軍截成數段，團與團、營與營之間的聯絡俱為隔絕，陷于各個被圍的態勢。激戰五六個小時，李明中彈落馬，傷重死去，該師全部被殲。

國民黨軍第五十九師2月20日從樂安以東出發，向黃陂前進，“獲悉紅軍第五軍團昨夜由東邊出發，走了80多里路剛剛到達這里”。他們已聽到第五十二師的槍炮聲，但情況不明。于是決定在現地占領陣地，企圖同第五十二師取得聯系。28日凌晨發現第五十二師已被紅軍緊緊包圍。激戰后，第五十九師也潰不成軍，基本被殲，師長陳時驥被俘。

時任紅三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的黃克誠回憶說：“我們對敵軍的指揮調動可以了如指掌。而敵人進入中央蘇區之后，由于群眾封鎖消息，敵人對我軍的行動毫無所知。”國民黨軍第五十二師和第五十九師分兩路南進，對紅軍的行動毫無察覺，擺成一字長龍前進。“我紅一方面軍主力對該兩師之敵發起突然猛攻，將敵行軍縱隊攔腰截成數段。經兩天激戰，將該兩師之敵全殲。”“俘敵官兵一萬六千余，繳槍一萬五千余。”

現在輪到粉碎國民黨軍中路軍主力第十一師了。第十一師是陳誠部中的骨干。當時流行把陳誠的部隊稱為“土木系”。其中的“土”字就是由第十一師番號中的“十”和“一”合成而來（以后以第十一師為骨干擴編為第十八軍，“木”字就是由“十”和“八”合成而來）。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師相繼失利時，第十一師已行進到黃陂方面，只救援收集到第五十九師一些殘部。第十一師師長蕭乾認為該師在1932年解贛州之圍時，曾給紅軍沉重打擊，因而驕傲自滿，對紅軍有輕敵心理，繼續孤軍奮進。

3月20日，第十一師抵達宜黃東陂以南的草臺岡。這一帶地形復雜，高山重疊。據時任第十一師旅長的黃維回憶，第十一師對當面紅軍情況，原來毫無所知，只是盲目前進而已。這天下午三四點鐘到達草臺岡附近，受到紅軍有力阻擊。他們從被俘紅軍士兵處了解到，紅一方面軍主力全部已集中到這地區附近來，準備要打第十一師。他還說：“次日將近拂曉以前，紅軍首先由霹靂山方面發動猛攻，而草臺岡東西兩面紅軍也展開了攻擊，于是形成了南端以霹靂山為中心頂點的馬蹄形的包圍攻擊，勢極猛烈。對于第十一師的各個陣地支撐點（據點）都同時用其突擊部隊一波接一波，前仆后繼，不顧犧牲地向之反復突擊。如是全面激烈戰斗到將近中午，在第三十二旅的陣地方面，首先是第六十六團在霹靂山的陣地被紅軍突破了。雖然該旅是一個山頭一個山頭的頑強戰斗，但是紅軍所突破之處，逐漸擴張，以致不可收拾，使第十一師逐漸全線崩潰潰退，但戰斗一直持續到下午接近黃昏，才完全結束。”

黃維還生動地講到陳誠在得知第十一師潰散時的情況：“當他由電話中接到第十一師潰散的報告后，當時就臉色蒼白，手拿著電話發抖，并問他身邊的樊崧甫說：‘第十一師失敗了怎么辦？’樊回答說：‘再不要逞英雄了，要立即電報蔣介石，老實說，沒有把握，請求增派大軍來江西，仗不是你包打得了的。’正在這頃刻之間，陳誠急得吐了幾口血（樊是當時第七十九師師長，是陳誠任見習官、排長時的連長，兩人私人關系很密切。以上情形是樊傳說出來的）。”

參加消滅第十一師戰役的紅軍師長李聚奎在回憶錄中寫道：“黃柏嶺是緊臨草臺崗南面的制高點，高約五六百米，山坡陡峭，易守難攻。”“黃柏嶺戰斗，我軍雖然傷亡較大，但消滅了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國民黨第十一師大部和九師一部，敵師長肖乾和他們的參謀長，還有三十二旅旅長均被我們擊傷，擊斃了三個團長，打死敵人兩千多人，俘虜敵人一千七百多，還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我軍在黃柏嶺的大捷宣布了蔣介石第四次‘圍剿’的徹底失敗。”

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師在極短的幾天內潰散，讓蔣介石策劃已久的第四次“圍剿”化為泡影，再也無法打下去了。

為什么在短時間內能取得這樣的重大勝利？除了紅軍的高度政治覺悟、英勇無畏、作戰靈活外，自然也同作戰具體指揮有關。周恩來后來講到第四次反“圍剿”的體會時說，能夠取得勝利是因為敵情明了，前線機動（變遭遇為伏擊），工作上兢兢業業得來的。時任紅十二軍軍長的張宗遜回憶道：“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同志的領導下，仍然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乘敵軍‘圍剿’部署尚未完成，誘敵深入就范。爾后采用大兵團伏擊戰法，集中優勢兵力，聚而殲之。”

五、結 語

現在回過頭來再探討對中央紅軍的第四次反“圍剿”應該怎樣評論。

討論這個問題，必須以當時的事實為出發點。

前面說過，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一度被迫下野，一二八事變后又重新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在國難極端深重的狀況下，他在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前后不顧國人指責，繼續把“圍剿”中國共產黨置于“挽救民族危機”之前，并且設立委員長南昌行營，經常親駐江西，指揮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圍剿”，把它作為關乎全局的“大政方針”、他心目中的頭等大事。以前，國民黨的“圍剿”軍大多是調用地方軍閥的部隊，第四次“圍剿”的主力卻是蔣介石嫡系部隊中最受他信任的陳誠部隊，并且把它放在第一線，寄以極大的希望。1933年1月5日，他致電陳誠：“昨未見來杭，中（正）定本日回京，望即來京一晤，以中須即日離京也。”一周后，他又致電正在江西撫州的陳誠：“昨電諒達。希積極負責進剿，如兵力不足，第十師及獨立三十二旅亦可參加。此時須集中有力部隊于一路，斷絕其竄回老巢之路，故須先進占要點，使其來攻，相機而聚殲之。本日匯十萬元諒到。”他直接給陳誠的函電、指示、商議非常多，可見他對陳誠信任之深、期望之殷，以為這一次“圍剿”在陳誠具體主持下將取得巨大的成功。

周恩來、朱德結合實際，靈活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誘敵深入，集中兵力，迅速圍殲對方主力。當時，陳誠中路軍的主力共三個師。紅軍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以大兵團伏擊戰的方式，利用惡劣天氣和險惡地形，在敵軍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幾天內全殲這三個師，不僅速度極快，而且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國民黨第十八軍訓練科科長周上凡在《陳誠部在第四次“圍剿”中被殲記》一文中寫道：“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師號稱3萬之眾，僅逃來宜黃20余人，有如喪家之犬、驚弓之鳥模樣，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蔣介石、陳誠視為可靠的精銳部隊如此迅速地被殲，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

3月3日，蔣介石致陳誠“萬急”電并轉各路官兵：“我軍此次進剿，不幸第五十二與五十九兩師在固岡、霍源橫遭暗襲，師長殉難”，“此乃為本軍未有之慘事……中正接誦噩耗，悲憤填膺”。6日，他又給陳誠“手諭”，寫道：“此次錯失，悽慘異常，實為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蔣介石以“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來自責，實屬罕見，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四次反“圍剿”給予一向目中無人的蔣介石的打擊是何等不同尋常。把這句話反復玩味一下，不難恰當地判斷第四次反“圍剿”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應處的地位。

對陳誠這位愛將，蔣介石也不得不給予嚴厲處分。他于4月8日頒布手令：“該總指揮驕矜自擅，不遵意圖，著即降一級，并大過一次，以明功罪，而昭賞罰，此令。”

當然，不能說紅軍在這次反“圍剿”中沒有任何失誤。如這次戰役后期東方軍的入閩作戰是不適當的，但這終究是局部性的問題，并不影響對第四次反“圍剿”的總體評價。

再來看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對第四次反“圍剿”怎樣看。這方面最重要的文獻是毛澤東在1936年12月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此時距第四次反“圍剿”只有三年多時間。

他對第四次反“圍剿”及其背景作了一段簡明而中肯的論述：“第四次‘圍剿’時的情況是：敵分三路向廣昌進，主力在東路，西路兩師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黃南部地區，一舉消滅李明、陳時驥兩個師。敵從左路分出兩個師配合中路再進，我又得消滅其一個師于宜黃南部地區。兩役繳槍萬余，這個‘圍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這里，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這個‘圍剿’就基本地打破了。”這是一句歷史結論。蔣介石花了那么大力量組織起來的第四次“圍剿”，盡管也經過一些起伏波折，最終還是被打破了，而且失敗得十分慘。紅軍的第四次反“圍剿”最后是勝利了、成功了。這是對第四次反“圍剿”應有的基本歷史評價。應該牢記毛澤東所說的“這個‘圍剿’就基本地打破了”，不能把他這種重要論斷淡化以至忘卻了。

毛澤東曾多次談到第四次反“圍剿”，多持肯定態度。他在總結反“圍剿”經驗時，第一條是“必須打勝”，要求“確有把握而后動手”。他在列數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的經驗后，接著寫道：“第四次反‘圍剿’時攻南豐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卻步驟，終于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宜黃南部的大勝仗。只有第五次反‘圍剿’時全不知初戰關系之大……”這段話充分肯定了第四次反“圍剿”中的作戰指揮，但也指出勝利后向福建進攻時“懼怕根據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對集中兵力，主張分兵把守，結果都證明不對”。

在談到速決戰要充分估計各方面情況時，毛澤東寫道：“江西打破第一次‘圍剿’，從初戰到結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圍剿’只有半個月，打破第三次‘圍剿’就熬上了三個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在談到殲滅戰時，他寫道：“對于第一、二、三、四次‘圍剿’，我們的方針都是殲滅戰。每次殲滅的敵人對于全敵不過是一部分，然而‘圍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圍剿’時，采取了相反的方針，實際上是幫助敵人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不難注意到，當毛澤東談到反“圍剿”的成功經驗時，總是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的成果和經驗并舉。對第五次反“圍剿”就完全是另一種態度，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它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從這種比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同第五次反“圍剿”作了嚴格區別。

紅軍高級將領中類似的評論很多。蕭勁光認為：“雖然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排斥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然而，周恩來、朱德同志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從實際出發，毅然撤圍南豐，實行戰略退卻，同時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誘敵深入，聲東擊西，避開敵人進攻的鋒芒，分割敵人，然后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從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

至于第五次反“圍剿”，情況確實同前四次根本不同。那時，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大權獨攬，全力推行“左”傾教條主義路線，推翻前四次反“圍剿”時的正確路線方針，提出“御敵于國門之外”，采取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同敵人拼消耗。再加上臨時中央在政治、經濟、群眾工作等方面一系列“左”的嚴重錯誤，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幾乎葬送了中國革命。

簡單地比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同第五次反“圍剿”的根本不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黨的路線正確與否，對革命事業的成敗在相當程度上起著決定性作用。

這篇關于第四次反“圍剿”的論文其實并沒有什么新見解，不過是重述前人已有的見解，并同學術界一些稍有差異的提法嘗試進行些探討。學術進步有賴于在正確前提下的多家爭鳴，如果這篇文章有不正確之處，同樣希望得到熟悉這個問題的學者批評。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