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以強化理論學習指導發展實踐，以深化調查研究推動解決發展難題。”調查研究根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黨的傳家寶，也是今年開展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更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全黨同志的一貫要求，必須深刻理解、有效掌握。

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把握調查研究傳家寶的歷史邏輯

調查研究作為我們黨的優良傳統，貫穿于百年黨史的發展歷程當中。我們黨的調查研究工作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始終立足和扎根于中國具體實際，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引領中國人民開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業。

調查研究根植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回顧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可以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調查研究。從1843年開始，恩格斯前往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等工業中心實地考察，搜集大量英國工人的生活條件和生產條件等諸多一手資料，對工廠工人、工人家庭等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調查研究，最終寫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從1844年到1883年，馬克思為撰寫《資本論》，深入工廠、農村等多領域進行廣泛調查研究，用長達近40年的時間，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實際的調查研究，全面而系統地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剖析，挖掘出剩余價值的秘密。他曾在《資本論》中強調調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理論的方案需要通過實踐經驗的大量積累才臻于完善”。尤其是1880年，馬克思對工人勞動強度、工作時間和勞動環境等綜合因素展開調查研究，制成了《工人調查表》，由此證實了勞資關系及其背后的矛盾，揭示出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運行規律。

回顧百年黨史，調查研究作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時期的重要決策方法，作為執政興國的重要方法論，在分析國情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起到了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和促改革的關鍵作用。

在中國革命道路探索時期，李大釗率先提出將“到民間去”作為調查研究的沖鋒號，將調查研究作為認清中國革命道路的重要工具，在明確中國國情基礎上，解決怎樣進行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從1923年開始，毛澤東等人先后前往湖南等多地開展調查研究，相繼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充分認識到工人農民是中國革命基礎力量。中國共產黨也在不斷深化的認識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依靠農民、工人力量開展武裝革命運動的理論自覺，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在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的積極倡導下，中國共產黨逐漸形成了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用調查研究來反對黨內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由此將調查研究的認識方法論與發言權聯系起來，建立起黨內學習教育制度。延安時期，毛澤東先后撰寫了《關于農村調查》《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等文章。在自我革命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充分認識到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伊始，調查研究主要集中在解決土地關系的問題上。通過調查研究，形成了大量農村土地改革報告，如《湖南農村情況調查》《新區土改前的農村》等。特別是1961年被確定為實事求是年，也是調查年，黨中央制定了《農業六十條》等重要文件。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鄧小平致力于實事求是的工作路線，在應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核心問題上，堅持調查研究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以調查研究助推中國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調查研究的不斷深入，黨和國家發展政策的轉型調整，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工作思路，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明確提出“正確的決策離不開調查研究，正確的貫徹落實同樣也離不開調查研究”。通過調查研究科學地、正確地認識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弘揚了實事求是的精神。

以矛盾分析法重點理解用好調查研究傳家寶的理論邏輯

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突出強調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也是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運用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分析方法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要求不斷強化問題意識，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善于認識和化解矛盾，尤其是要把優先解決主要矛盾作為打開局面的突破口，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要“扭住關鍵”“突出問題導向”，體現了矛盾分析方法在改革和發展問題上的運用。

問題就是矛盾，解決問題就是解決矛盾。調查研究在于分析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結合。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調查研究，牢牢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從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出發，不斷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中創造一次次勝利。回顧百年黨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社會內部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的矛盾是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通過廣泛調查研究，對中國國情進行精準定位，從而制定出符合不同發展時期應當遵循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新問題層出不窮，更加需要唯物辯證法的指導。矛盾分析法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我們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尤其是通過調查研究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同時，還要重點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兼顧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做好“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一。調查研究正是基于唯物辯證法，讓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持續產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理論和實踐成果。

調查研究的目標是服務于中國人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具有鮮明的人民性，旨在把握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了解人民的需求、解決人民最關心最急切的問題，這體現出調查研究的實踐以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為指導，其初心使命始終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以八大思維切實用好調查研究傳家寶的實踐邏輯

從根本上講，用好調查研究傳家寶，必須在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的雙重審視之下，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生動實踐中，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踐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真正破解時代發展難題，回答好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這也是用好調查研究傳家寶的實踐指向。具體來說，就是以八大思維切實用好調查研究傳家寶。

堅持辯證思維。辯證思維是唯物辯證法在思維中的運用，是主觀辯證法與客觀辯證法的統一。調查研究以問題為中心，從根本上講，這要求堅持聯系和發展的觀點分析和解決問題，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通過剖析矛盾，做好“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一。具體而言，應當做好以下幾點：第一，做好歸納與演繹。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辯證關系原理要求我們，調查研究不能只看特殊性而忽視解決問題的普遍意義，不能只看重普遍性而輕視破解問題的具體思路。調查研究絕不是教條式的方法，無論是新問題還是老問題，都應當在調查過程中判定問題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最終通過特殊上升到普遍，再由普遍回溯至特殊。這就是通過調查歸納出問題的普遍性，然后通過演繹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切實方案。第二，做好分析與綜合。這是對歸納和演繹的進一步深化。恩格斯曾經指出，我們的認識能力往往需要經歷從感性整體到理性部分再到理性整體的過程。調查研究作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必然受到這一否定之否定結構的制約。分析與綜合是實現這一過程的基本思路。我們的調查不是依靠感性層面上對問題的直接把握，依賴靈感乍現去給出答案，而是需要通過理性分析，認清楚每一個細節，并最終通過綜合掌握具有豐富細節的整體來找到答案。第三，做到抽象與具體相統一。這是對上述兩方面的升華。馬克思在《資本論》等經典中不但直接運用了調查研究的方法，更對之進行了升級。他以抽象與具體的辯證關系為起點，構筑起從具體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發展到具體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抓住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癥候，找到了超越資本主義的路徑。調查研究不能只重視從感性紛繁的現象中抽象出規律性的內涵，更應當在思維中將抽象的規律性內涵通過概念建構、判斷、推理等方式具體化為豐富的邏輯結構，最終以這一豐富的邏輯結構與實踐相對接。

堅持戰略思維。戰略統攝全局。戰略思維注重對事物全局性的把握。調查研究必須具有針對性，這就需要使用戰略思維進行調查研究。第一，從問題的視角看，問題本身存在差異，有的問題是戰略性問題，有的問題關乎戰略性問題，有的問題是非戰略性問題。調查研究工作重點應當針對戰略性問題和關乎戰略性問題的問題。第二，從調查研究的視角看，調查研究活動也有不同，有的調查研究側重每一項具體工作，有的調查研究側重整體性工作。無論是哪一種調查研究，都應當重視全局和整體，包括問題本身的全局和整體，以及黨的事業的全局和整體。第三，從綜合的視角看，調查研究一定要時刻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所有工作的基本語境。

堅持歷史思維。歷史思維是對辯證思維時間維度的深刻表達，是唯物史觀的新時代表征。第一，從過去汲取經驗、避免風險，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要求調查研究要形成時間序列，重視從以往調查研究中尋找經驗。同時，也不能忽視調查研究所關注問題的形成過程，找到其由何而來的原因。第二，立足當下，將過去的經驗轉化為解決現實問題的內在要素。這要求調查研究要做好過去經驗與當下內容的有效銜接，不能讓經驗“喧賓奪主”而墜入經驗主義的深淵，而是將經驗作為當下內容的基礎。第三，展望未來，將過去、現在真正統一在一起。這要求調查研究要具有未來視野，不能局限于過去和當下，要科學預測問題的未來走向并形成相應預案。

堅持系統思維。系統思維是以聯系的視角處理各種相關聯的部分、方面、層次、結構、功能等。堅持系統觀念是“六個必須堅持”的重要組成部分，調查研究將系統思維作為重要方法。從問題一側看，其本身具有復雜的聯系性，絕不是孤立的個體。因此，調查研究必須充分考慮與之相關的各種問題對該問題的影響，從中找出與之本質性、整體性、長遠性相關的內容與要素。從調查研究活動一側看，調查研究本身也是一個有機整體。進行調查研究需要充分考慮所有內在與外在條件、直接與間接因素、長期與短期謀劃。

堅持創新思維。創新思維是以發展的視角看待問題，揚棄舊的觀念與方法。創新絕不是標新立異，更不是為了求新而新，一定是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六個必須堅持”包含守正創新。守正是創新的基礎，創新必然誕生于守正的母體之中；創新是守正的發展，守正必然通過創新延續其生命。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作為傳家寶，我們在新時代對其創新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調查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為之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將其本質意蘊重新生發。當下對調查研究的創新不能僅僅停留于方法之上，還應將之上升到方法論層面，這要求我們進一步在具體的調查研究工作中深入理解和貫徹“六個必須堅持”。

堅持底線思維。底線思維是根據我們的需要在工作中設置底線，這一底線是量變質變的臨界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在調查研究工作中堅持底線思維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明確黨紀國法底線。調查研究的過程存在可能觸碰紅線的地方，這要求我們提高警惕，堅守原則，時刻以黨紀國法為準繩。第二，明確目標底線。調查研究不是任意調查和肆意研究，而是有著鮮明的目標導向，必須取得相應目標。第三，要明確能力底線。調查研究是工作，關乎黨的事業，必須量力而行，這就要求參與調研的主體必須具備一定的能力。第四，要明確價值底線。“六個必須堅持”中第一個就是堅持人民至上。調查研究的目的從根本上講是解決人民群眾急難愁盼的問題，踐行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堅持法治思維。法治思維是指在工作中堅守法律所設定的準則，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依法辦事。法治思維同底線思維密切相關，一定程度上是對底線思維的深入表達，另一方面又與底線思維不同。法律是社會規則的底線，但是法治思維不僅局限于此，它更在于對規則的敬畏和對規則的執行。因此，調查研究的過程中，除了要堅守黨紀國法的底線之外，也應當對法律抱有敬畏之心，時刻反思自身行為是否合法。同時，法治思維還啟發我們，調查工作的具體流程、規范、內容必須在法律的框架之內。

堅持精準思維。精準思維是指工作過程精確準確地落實工作要求、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一定程度上，精準思維是對底線思維的反向延伸，底線思維設置底線，精準思維設置高標準。調查研究必須做到精準，這樣才能高效、適時解決問題。這就要求調查研究不僅要堅守底線，更要不斷提高工作實效，使用最恰當的方式，精準有效完成調查研究，并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最為合理的解決方案。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研究員）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