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黨前后，周恩來對華僑的統一戰線工作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實踐。從1918年初起，在日本求學的周恩來與日本華僑首領王希天交往頻繁，共同開展愛國活動，這是他對華僑統一戰線工作的濫觴。1920年底，周恩來遠赴歐洲勤工儉學，與在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充當苦力的數萬華工廣泛接觸交往，并以他們為基礎開展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愛國斗爭，培養吸收華工先進分子袁子貞等參加中共黨團組織，進一步探索對華僑統一戰線的實踐。1924年秋，周恩來回國到中共廣東區委任職，并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國民黨左派歸僑廖仲愷真誠合作共事，開創對歸僑統一戰線工作的范例。綜上所述，說明周恩來是我黨對于華僑統一戰線的最早探索實踐者，并構成黨的早期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在當時的背景及時代條件下，周恩來對于華僑統一戰線的探索實踐是初步的，有待于發展完善。

關鍵詞：周恩來；華僑；統一戰線；早期實踐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周恩來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最早探索者、開拓者和實踐者，對華僑的統一戰線工作是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周恩來早年相繼到日本求學、歐洲勤工儉學，回國后投身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因此他有機會有條件與華僑接觸交往。據筆者考察，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主要成員中，周恩來與華僑接觸交往與合作時間最早、最長，關系最密切，對華僑統一戰線工作卓有建樹。本文擬對以往缺乏研究的周恩來早期對華僑統一戰線工作的探索實踐加以探討。

一、與日本華僑最早接觸交往

周恩來是何時開始接觸華僑并與之交往的？據筆者掌握的資料考察，應該是在日本求學期間。

1917年9月，周恩來從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后赴日本東京神田區東亞高等預備學校求學補習日文，備考公費留學生，1919年4月中旬離開日本回國，在日本一年半左右。周恩來當時求學日記中有零星與日本華僑交往的記載。如1918年1月6日(星期天)的日記記道：“晨起往尋樸山，未遇。見希天、介眉談許久。”這里的“希天”即旅日華僑工人首領王希天。這是筆者見到周恩來最早與華僑交往的記載。此后周恩來的日記中多次提到王希天。如同年2月25日日記中說：“下午往經理員處報名。歸來希天、滌愆先后至。晚談至十二鐘寢。”^【1】隨后5月7日、9日日記又三次提到王希天。這是周恩來與華僑最早接觸交往。

1918年5月初，北京政府(又稱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密謀簽訂賣國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消息傳出后，激起中國留日學生強烈反對，各校留日學生代表共議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號召全體留學生罷學歸國，以示抗議。周恩來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積極參加各種相關集會，散發愛國傳單，成為愛國斗爭的組織領導者之一。至5月底，要求歸國的學生近3000人，引起北京政府的恐慌。周恩來在5月5日日記中記載了留日學生活動的情況。這天是陰雨的星期天。“今早外間議論益歧，余因蓬、滌、希三兄均為返歸主干人物，故今日首見滌愆，與代議辦法多條。”此日留日學生召開代表會議，與會者因“外患緊急，祖國危殆，群議組織團體”，議決救國辦法14項，第一項為由全體留日學生組織“大中華民國救國團”；第二項為“本團以一致對外，決不干涉內政為宗旨”。隨即各省學生組織先發隊回國到京滬活動。為解決活動經費，“向在日僑商募集捐款”；“向僑商募捐員，由廣東、浙江、福建、山東四鄉同鄉會各舉二人由本團給予信任狀，前往分頭募捐”。^【2】5月9日日記記載：“希天發布至神戶可購船票事。”^【3】從周恩來日記反映出，發起組織這次反帝愛國活動的主體是中國留日學生，周恩來則是其中的活躍人物之一，日本華僑王希天是這次活動的“主干人物”，這次活動爭取的對象還有旅居日本的僑商。說明周恩來通過這次反帝愛國活動，與中國旅日學界、僑界交往范圍的擴大，從與華僑個人交往擴大到與群體交往。

王希天與一些留日學生回國后，與國內學生一道開展救國活動，后因感到北京政府腐敗無能，救國希望渺茫，遂返回日本活動。然而，王希天的愛國行動及其救濟華工義舉，為日本浪人、軍警及地方當局所不容并埋下禍根。1923年9月初趁日本關東大地震混亂之際，王希天及當地300多名旅日華僑被殘殺。血淋淋的事實說明日本浪人、軍警對華僑極其血腥殘暴，日本政府當局對華僑的冷漠無情。對于王希天等眾多日本華僑慘遭屠殺，北京政府軟弱無能、維護僑益不力。這時已遠在歐洲勤工儉學的周恩來聞訊異常憤慨，特于1924年5月1日撰寫《三百多條生命換來這樣三條要求》一文，發表在中共旅歐黨團組織主辦的《赤光》雜志第7期上，譴責日本軍閥、浪人及當局血腥殘暴，揭露北京軍閥政府軟弱無能，文章說：

關于日本軍閥浪人乘著日本大地震后人心慌亂的時候，慘殺華僑三百多人，并華工共濟會會長王希天一案，經北京政府派王正廷赴日調查的結果，北京外交部僅根據他的報告，向日本駐京公使芳澤提出照會，作下列三個要求：

一、日本政府關于此案之調查及懲罰應請逐次發表；

二、日本政府對于受害者應從速支付撫恤金；

三、日本政府應擔負此后不得再有此類事件發生。

死了三百多條生命，經了各方面的呼吁，只博得區區這樣三個要求，比起臨城案綁了十幾個外國人便鬧得全國翻騰，自北京總統以下都嚇得唯洋人大人之命是從的那番景象，真覺得中國人的生命自視得比狗還賤了，更何敢比于洋大人。

總之，中國人遭各帝國主義者的蹂躪、賤視、殘殺，無處非然。如最近傳出的美僑殘殺中國水手(事載《工人旬報》第四十二期)和日商逼死賈初敏二案，事情重大，固不能比諸留日僑胞三百余之被殺，但被壓迫的中國人，無分有產階級之同被各國帝國主義者欺凌則一，在勾結外人的軍閥統治下的中國政府之不能為中國人索命尤屬當然事實。我們永不要信這般列強與軍閥互相勾結的現時中國政治，能有希微保護我們國民生命之望了。

生命懸在他們手中，怕死也要死，死里逃生我們只有出于革命一途。報仇雪恨在是，救國安民也在是。^【4】

文章對王希天等300多名日本華僑遭到無辜慘殺無比痛心，對軍警、浪人及日本政府當局殘忍暴行極其憤慨，對北京政府軟弱無能交涉結果十分憤怒，進而推及美國等國華僑處于同樣悲慘命運，揭露軍閥與列強相互勾結的黑暗政治，指出“報仇雪恨”、“救國安民”、改變命運只有“革命一途”。顯示出周恩來將保護華僑與革命救國緊密聯系起來的遠見卓識。

考察周恩來在日本求學期間與當地華僑接觸交往表明，他既有與華工首領王希天個人的直接交往，也有與商界等華僑群體的間接交往。這些交往活動具有鮮明的維護祖國權益和保護華僑利益的性質，可謂是他爭取華僑參加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愛國活動的初步嘗試和探索。還需要說明的是，周恩來在日本求學期間，正值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影響傳到日本，馬克思列寧主義等各種新思潮在日本傳播興起之時，周恩來在此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初步閱讀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片山潛的《我的社會主義》，河上肇的著作《貧乏物語》及其主辦的雜志《社會問題研究》等書刊。^【5】盡管還不能說周恩來這時已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比起國內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他確能更早地、更多地了解一些馬克思主義，這對他后來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有所助益。

二、以旅歐華工為基礎開展反帝愛國斗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法俄等協約國千百萬青壯年勞動力應征參軍到前線作戰，數百萬人傷亡，后方勞力極度匱乏，這些國家便到中國大肆招募華工到歐洲戰場服勞役、充當炮灰。當時北京政府站在協約國一方，積極配合招工活動，遂在較短時間內征募約20萬名華工赴歐洲戰場，后有四五萬華工傷亡。戰后大多數華工回國，有部分華工留在當地謀生，成為歐洲華僑的基礎。

五四運動前后，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一股赴歐洲勤工儉學熱潮，主要為留法勤工儉學，至20世紀20年代初，赴歐勤工儉學青年達一千六七百人，其中有少部分人留居當地成為華僑。1920年12月中旬，周恩來作為華法教育會組織的第十五屆留法勤工儉學生抵達法國，從此，周恩來開始了與歐洲華僑(主要為華工)的接觸交往。

周恩來旅歐勤工儉學留下了較多資料，但直接與華僑有關的不多。筆者見到的周恩來留法勤工儉學留下的第一份與華僑有關的文獻，是刊載在《留美學生季報》(留法學生組織勵志社主辦)1921年夏第2號的《留法學界來函》。其內容為“關于交涉銷毀惡劣影片事”，函末所加按語如下：

按：惡劣影片，流行遠近，最足惹起外人注目。法國留學界此舉，為顧全國家名譽計。吾人當極表同情，固無待言。至美國戲院開演類似之畫片，亦屬不鮮。我國使館以為數太多，對于華僑請愿，往往未能照辦。惟各地僑胞設法阻止開演者，亦時有所聞。如年前德郡僑商運動西商會，要求該埠自治局禁止銀湖戲院開演華人地獄畫片；舍路埠僑胞請求該埠官廳禁演黃禍影片，均達目的。大埠國民外交會，對于獅子惡畫交涉，亦得警廳同意，將毀壞華人名譽之惡劣部分刪除。此外，他埠愛國僑商自行集資收買戲院，令其停演相類劣畫者，亦不一而足，具見熱心愛國，顧全名譽，人各有同情。惟望以后各埠僑胞，繼續尤效，分別進行……

飛識^【6】

“飛”為周恩來早年較常用的筆名。此按語的內容是介紹并贊揚華僑維護國家名譽，請愿反對拍演毀損我國名譽影片的美國等國戲院；敦促我駐外國機構進行交涉，“以消患于未萌”。這是周恩來報道、評論歐美等國家華僑維護祖國名譽的愛國義舉。

周恩來旅歐期間，特別留意考察歐洲各國工人運動發展動向及華工們的悲慘處境，并以天津《益世報》駐歐記者身份，撰寫旅歐通訊，所得稿費維持生活。據不完全統計，從1921年至1922年初，他給國內報刊寫了50多篇達30多萬字的相關通訊報道和評論文章。與此同時，周恩來始終不脫離勤工儉學學生隊伍，帶領他們勇敢地同中法反動勢力作斗爭，積極爭取旅法華工參加斗爭并成為后盾。

1921年夏，北京政府派專使朱啟鈐、財政次長吳鼎昌赴法密謀中法實業大借款，意在挽救法國在華經營不善而倒閉的中法實業銀行，并趁機購買軍火窮兵黷武，實際上是向列強賣國借款以發動軍閥戰爭。6月16日，周恩來從法國報紙獲悉北京政府官員到巴黎與法國政府密商借款消息后，立即和留法勤工儉學生中先進分子趙世炎、蔡和森等聯絡旅法華工團體負責人共商對策，并注視中法借款動向。同時和旅法華工中的工學世界社社員袁子貞等策劃旅法華工會等6團體數次集會，組織成立反對借款委員會，領導反對借款斗爭，發布六項拒款活動，并發表《拒款通告》，指出：“中法借款如果成立，中國人民決不承認”；揭露借款內幕，譴責軍閥政府賣國行徑；呼吁“同胞一致進行”，“以與抗爭”。^【7】反對借款委員會將《拒款通告》散發至法國、英國、德國各界及僑胞中；通告國內各團體及美洲、南洋華僑、留英留德學生會，勸其一致力爭。還將拒款決議案用法文印刷千余份，分送法國各界，在法國報紙上刊登。與此同時，周恩來還撰寫《旅法華人拒絕借款之運動》《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訊》等多篇通訊報道，揭露北京政府勾結法國政府賣國借款活動，報道旅法華僑華人開展拒款斗爭的情況。6月30日，周恩來和趙世炎、李立三、陳毅、袁子貞等策劃，由旅法華人各團體召開有300多人參加的拒款大會。會上宣讀了旅法各地華僑華人團體來函來電一百數十封，通過反對借款宣言書。拒款大會最后一致表決通過四項決定草案：

(甲)對于中法借款運動，應請公使負責打銷，“否則用相當方法對待”。打銷之后，應即正式發出中法宣言，用作證據，以釋群疑。

(乙)旅法華人正式向各國宣言，在中國真正代表民意之代議機關未恢復以前，對于所有一切借款，決不承認。

(丙)依照甲、乙兩項之決議，用旅法華人名義，向法人發出正式宣言，申明拒款主旨，并請其贊助。

(丁)依照甲、乙兩項之決議，用旅法華人名義，向國內同胞及各國華僑發出宣言書，并詳述中法借款之主旨及其經過，并聯合一致以反對非民意之借款。^【8】

周恩來等人組織旅法華僑華人開展的一系列頗有聲勢的反對借款活動，在法國各界引起震動。法國政府因怕事態擴大，只得宣布暫緩借款。反對中法借款斗爭取得了暫時勝利。

但未曾想中法政府使用了陰謀的緩兵之計，7月25日《巴黎時報》披露中法借款合同已經商妥草簽消息，旅法華僑華人聞訊群情激憤，再次掀起拒款斗爭。他們紛紛集會抗議，發表宣言通告，呼吁國人奮起反對賣國借款。30日，周恩來撰寫《中法大借款竟實行簽字矣》，連載于《益世報》，詳細揭露中法借款陰謀內幕，報道旅法華人斗爭情況，呼吁國內外各界反對借款。

1921年8月13日，周恩來和趙世炎等組織召集旅法華人各界各團體在巴黎哲人廳召開第二次拒款大會，強烈要求中國駐法公使說明借款真相。公使膽怯未敢露面，遂指派中國駐法使館秘書長王曾思到會說明。王曾思態度蠻橫囂張，遭到痛毆后服軟，被迫代表公使在“反對中法借款聲明”上簽字。“聲明”由拒款委員會送達法國外交部、國內各大報館。法國政府懼怕事態擴大，只得再次宣布停止借款，持續兩個多月的拒款斗爭取得最終勝利。^【9】應該說，在遙遠的異國他鄉反對北京政府向法國借款斗爭能夠取得勝利，是一個了不起的事件，這是周恩來、趙世炎等留法勤工儉學精英發動和領導旅法華僑華人開展反帝愛國統一戰線斗爭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

1923年5月，一伙土匪在山東臨城制造劫車案，其中有一批外國旅客遭到劫持(即前文提到的“臨城案”)。在解決劫車案中，各列強趁機向北京政府提出在華設萬國警察管理中國鐵路等行業，妄圖攫取中國鐵路的管理等權益。旅法華僑華人從《巴黎時報》等媒體報道中獲悉“臨城案”情況，強烈憤慨，紛起抗議。周恩來等趁機領導旅法華僑華人掀起一場反對列強企圖共管中國鐵路權益的愛國斗爭。7月3日，周恩來等發起并參加旅法各團體代表在巴黎西郊華僑協社集會，決議開展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的斗爭。7月8日，周恩來與徐特立等勤工儉學生及法國華工負責人袁子貞等22個團體代表在巴黎中華飯店集會，通過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的六項具體辦法，并成立由周恩來等人組成的旅法各團體聯合會臨時委員會領導斗爭。15日，在巴黎召開旅法華僑華人600多人參加的反對國際共管中國鐵路大會，周恩來在會上發表演說指出：中國的事情敗壞到今天這樣地步，完全是由于我們受資本主義列強和軍閥的雙重壓迫。“吾人欲圖自救，必須推翻國內軍閥，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會上散發了周恩來起草的《旅法各團體敬告國人書》，強烈呼吁：“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為列強奴隸、軍閥鷹犬的人，不論其屬于何種派別，具有何種信仰，都應立即聯合起來，統一此國民革命的前敵啊!”^【10】31日，旅法各團體聯合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巴黎24家報館記者等出席，一些主持正義的報紙發表評論，支持旅法華人的愛國行動。同時國內各界紛紛舉行各種抗議活動。在國內外強大輿論的壓力下，駐北京的16國外交使團于8月10日照會北京政府，未敢明目張膽提出“共管”中國鐵路的要求，其陰謀計劃胎死腹中，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斗爭取得勝利。

反對中法借款和列強“共管”中國鐵路斗爭取得勝利，是海內外中華同胞共同奮斗的結果，以周恩來等為首的旅歐勤工儉學生中先進分子爭取和領導歐洲華僑華人積極參加上述反帝愛國活動，為斗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也是周恩來對旅法華僑華人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實踐。在斗爭實踐中，周恩來起草的《旅法各團體敬告國人書》，呼吁“不論其屬于何種派別，具有何種信仰，都應立即聯合起來，統一此國民革命的前敵”^【11】，已經具有初步的統一戰線思想。

在領導歐洲華僑華人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活動中，周恩來積極呼吁為華僑爭取實際利益。據旅歐青年團機關刊物《少年》雜志(周恩來創辦)刊文介紹，經過留法勤工儉學負責人的爭取，北京政府于1922年秋匯到法國經費10萬元，作為旅法“僑民教育經費”。按照原來的分配方案包括勤工儉學生和華工的教育費用，但最終分配結果卻取消了華工的份額。周恩來在《少年》上刊文《告工友》，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即北京政府無視華工，“因為勤工同學有團體有組織，聲勢浩大，而勞工朋友沒有，所以當事的人不注意”，“為世界盡勞動義務的華工朋友竟沉淪于人類困苦的最下層，而無法解脫”。文章表示，我們不是專為十萬元而爭“僑民教育經費”，也不是對勤工同學而爭“僑民教育經費”，“我們乃是為勞動教育而爭‘僑民教育經費’，乃是對中國政府而爭‘僑民教育經費’”。文章最后向勞工朋友號召：“勞工朋友必須急圖團結組織，勿放松一切機會，勿遠離可引為友的勤工同學，更須認清對象，好轟轟烈烈地做將起來!”^【12】1924年2月1日，周恩來又在旅歐中共組織主辦的《赤光》雜志上發表《可希望的旅法華工大團結》一文，對以往華工朋友存在“意氣之爭”、不能形成團結力量而“遺憾”。文章對“今年新年大會開過，大家似已覺悟到昔日分裂之非，漸漸都能走攏一起”而感到高興，并提醒工友們注意下列二事：“(一)千萬不要因些小意見不合，便自立門戶；(二)做事切勿忘掉勞苦群眾的真正利益。”^【13】周恩來以上兩文閃耀著統一戰線思想的火花。

統一戰線理論與實踐的主要內涵，就是在反帝反封建活動中爭取和團結大多數人一道參加斗爭，形成強大合力，進而取得斗爭勝利。周恩來上述主張和活動，可以說是對華僑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的初步探索。

周恩來到歐洲后，集中精力勤工儉學時間較少，主要考察了歐洲社會并進行大量社會調研活動。除在法國外，他還到過英國、德國、比利時等國家考察，主要考察歐洲工人運動，包括華工的勞動、生活、思想狀況，考察歐洲各國政治、經濟、社會情況。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刻苦自學，學習了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等馬列經典名著，以及法共機關報《人道報》、英共機關報《共產黨人》等報刊。通過深入考察、學習鉆研和反復推求比較，周恩來思想上發生了飛躍，完成了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如他本人表示：“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14】1921年春，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在法國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15】周恩來加入黨組織后，著意發展建立旅歐黨團組織，成為中共旅歐組織的主要發起者、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

周恩來在歐洲開展社會調研考察、建立發展中共旅歐黨團組織等革命活動中，以旅歐勤工儉學的先進分子為骨干，以旅歐華工為基礎，積極開展華工工作，教育幫助華工覺醒、覺悟，并注意爭取和培養華工領袖及華工先進分子。1923年3月13日周恩來在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名義給國內團中央的報告中，介紹了旅歐青年團大會上通過的12項案件，其中第四項為“華工運動問題———決定維護現在我們同志所主持的‘華工總會’，實力援助《華工旬報》———工會機關報———努力圖華工教育實現，以便吸收同志。”^【16】報告還專門說明了吸收華工領袖袁子貞(化名鐘聲)為進步組織的成員。旅歐青年團把華工中的積極分子吸收到組織中來，并在團組織中安排人分管華工工作。

由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等勤工儉學學生先進分子發起組織，1922年6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負責宣傳，李維漢負責組織。后經報請國內上級共產黨組織批準，參加少共的成員組成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1923年春，中共中央安排趙世炎、王若飛等12人到蘇聯東方勞動大學學習，經選舉由周恩來等五人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推舉周恩來為書記，劉伯堅、袁子貞等三人為候補委員。這樣，周恩來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旅歐黨團工作。他經常到巴黎中國留學生和華工比較集中的拉丁區和近郊的小咖啡館演說，宣傳馬克思主義，并籌備建立共產主義研究會，組織青年閱讀馬克思、列寧著作，在此基礎上發展黨團員。同時通過袁子貞擔任負責人的華工總會對旅法華工進行工作，使華工會成為中共旅歐黨團組織領導下教育華工的組織，并創辦了《華工旬刊》、華工夜校等。經過培養發展，周恩來從華工領導人中發展袁子貞等人為團員，后轉為黨員，袁子貞還被選為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委員。因德國生活費比法國低廉，1922年3月初，周恩來赴德國開展革命活動，和張申府、劉清揚、張伯簡等組成德國中共黨組織，并與張申府介紹在德國勤工儉學的朱德入黨。不久，朱德又發展勤工儉學生、暹羅華僑青年許包野為黨員。此間周恩來“積極開展黨的活動，經常來往于柏林、巴黎之間，聯絡勤工儉學生和進步華工”。^【17】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后，周恩來積極貫徹執行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和國民黨旅歐總支部及其負責人王京岐合作，使旅歐國共黨組織得到較大發展，有力地配合聲援了國內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并同阻撓、反對反帝愛國活動的無政府主義分子及其黨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比較在日本求學期間與華僑的初步接觸交往，周恩來在歐洲勤工儉學期間，對旅歐華僑華人統一戰線的理論實踐探索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其活動方式多種多樣，規模和范圍進一步擴大，由個人交往到群體交往，并作了初步的相關理論闡述，表明周恩來對于華僑統一戰線思想初步形成。這為此后他進一步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以及成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卓越領導人奠定了基礎。

三、與國民黨左派、歸僑廖仲愷真誠合作

根據國內革命斗爭的需要，1924年9月周恩來回國。當時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不久，正在醞釀掀起大革命高潮。周恩來回國后立即投入革命洪流，并在開展國共合作的革命活動中繼續探索對于華僑的統一戰線工作實踐，其中他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美國歸僑廖仲愷的交往合作具有典型代表性。

1924年10月，周恩來授命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部長。經譚平山介紹，周恩來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相識，廖對這位年輕有為、精明能干的共產黨人印象很好。當時，創辦不久的黃埔軍校正缺得力的政治部主任，廖仲愷感覺周恩來合適，便推薦給孫中山，得到批準。11月中旬，廖仲愷親自迎接周恩來到黃埔軍校主持政治部工作。從此，周恩來和廖仲愷為貫徹國共合作、執行三大政策、推進國民革命，“一起合作共事，親密相處，真誠無間”。^【18】兩人縱論天下大事，一道研究如何開展軍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廖仲愷稱贊周恩來為“共產黨的大將”^【19】，欣賞周恩來敏捷干練、遠見卓識，愈加信任倚重。在周恩來的積極努力下，并得到廖仲愷的支持，一批得力的共產黨人進入黃埔軍校承擔政治教育工作。此間鄧穎超也南下廣州工作，并和周恩來結婚。周恩來和廖仲愷兩家關系頗為融洽，被傳為佳話。廖夫人何香凝曾真誠地對鄧穎超說，仲愷和我都非常器重周恩來先生的才干，國民黨內許多人都承認，他是中國革命十分需要的難得人才。我也聽說，他和你在五四運動中就在一起并肩戰斗。你們志同道合，真是一對理想的革命伴侶。^【20】

當年留下的有關周恩來與廖仲愷合作共事資料記載不多。40年代前期，周恩來在一些活動中幾次提到并追憶廖仲愷的事跡及兩人的交往，從中可以間接反映出周恩來對廖仲愷的評價及他們之間的關系。1943年春，周恩來在重慶為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學習會做題為《關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系》的報告中，幾次提到廖仲愷，報告說：“廖仲愷是國民黨的左派。因為他是華僑出身，與國內買辦階級、地主階級關系較少，所以更多地帶著民族資產階級進步派的傾向。……雖然他在政治斗爭中有其動搖性，對工人、農民和我黨的力量有所畏懼，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榮的。他尊重蘇聯顧問的意見，但他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他是資產階級左派的堅強的代表。”^【21】報告較為具體地介紹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廖仲愷的活動及對工農運動的態度，稱他有進步的一面，進步性是主流，但也有動搖性。1944年3月3日，周恩來在延安中央黨校做報告，題為《關于黨的“六大”研究》，其中在講到中國革命的動力和階級關系時評價廖仲愷說：“他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激進派的代表，沒有買辦性。他是華僑，但不大富有，對帝國主義很仇視，反對封建勢力，同情農民減租減息，但對工人反對中國資本家卻采取調和的態度，對反對外國資本家則是贊成的。在黃埔軍校，當我們青年軍人聯合會反對孫文主義學會時，他采取調和的態度。他是激進的資產階級革命家。”^【22】“資產階級左派的堅強的代表”、“激進的資產階級革命家”，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共對廖仲愷的定性評價。從階級視角考察，廖仲愷“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激進派的代表”，是革命的動力，但也存在妥協性的特點。反映他們對國共合作后開展的工農革命運動的態度是一致的，共識大于分歧，字里行間反映出他們合作是真誠愉快的。

國共合作建立后，統一戰線內部的斗爭復雜激烈，國民黨右派勢力氣焰囂張，極力反對新三民主義，不但極端仇視攻擊中國共產黨，而且視國民黨左派為眼中釘。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遇刺身亡，策劃暗殺的幕后主使者即是國民黨右派。周恩來聞訊廖遇刺后立即趕到醫院看望，整整兩天兩夜沒有回家，并和陳延年、鄧中夏、蘇聯顧問鮑羅廷等商量對策。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廣東區委決定號召全體省港罷工工人、廣州工代會所屬各業工會會員、市郊農民、黃埔學生軍和廣州學生等，組織聲勢浩大的隊伍，為廖送殯。31日，周恩來出席黃埔軍校為廖仲愷舉行的追悼大會，與何應欽聯名撰寫祭文：“總理逝世，驟失重心，承繼統率，端賴先生。先生革命，凡三十年，躬行實踐，不尚空談，尤任勞怨，不避艱險，扶持正義，反抗強權，萬流共仰，如日中天。”“工農階級，革命先鋒。帝國主義，蠹國正兇。唯公知此，團結工農。”^【23】追悼會結束后，周恩來還寫了一篇《勿忘黨仇》的紀念文章。據何香凝回憶，該文內容如下：“廖先生一生為黨為國，現在又在秉承孫中山先生遺志，努力圖謀統一廣東軍政財政，以便進一步發展國民革命的時候不幸犧牲，可以說，廖先生是為承繼孫中山先生的遺志而犧牲的。自國民黨改組以后，最顯著的革命勢力，便是組織革命軍和發動工農群眾參加國民革命，在這兩方面廖先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廖先生一向為反革命分子所忌視，為帝國主義者忌視，現在又終于為反對帝國主義，為推動革命運動，為推動工農運動而被暗殺犧牲，我們一定要為廖先生報仇。”^【24】此間，周恩來還擔任了國民政府審理廖案的臨時特別法庭的檢查委員，為審理廖案，“做了大量工作”。^【25】周恩來與廖仲愷的真誠合作及其對廖仲愷的追悼活動，可以說是他對國內歸僑團結合作的典型事例，也是他貫徹執行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對于國民黨歸僑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范例。

四、對周恩來早期華僑統一戰線的認識、評價

以上介紹了周恩來在建黨前后對于華僑統一戰線的工作實踐和理論探索，通過這些史實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基本的認識。

第一，周恩來是中共對華僑統一戰線工作的最早探索實踐者。通過對黨的早期領導人尤其是第一代領導集體主要成員的革命實踐活動考察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由于周恩來革命活動的自身特點，以及他本人思想文化素質，這些主客觀因素的作用，使周恩來自然而然成為我黨統一戰線工作的探索者、開創者。而他對于我黨早期統一戰線工作的探索實踐，則是從華僑開始的。早在1918年初周恩來即與日本華僑交往并帶動他們共同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活動，后來到歐洲勤工儉學，進一步以歐戰華工為基礎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考察同期黨的其他領導人則沒有如此早的與華僑交往。據資料顯示，毛澤東與華僑最早交往是1920年11月25日與印度尼西亞華僑教師張國基的信函來往。^【26】至于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幾位主要成員與華僑交往則更晚。因此，有充分理由說明周恩來是我黨統一戰線工作的最早探索者、實踐者，而他對于統一戰線的探索實踐最早是從華僑開始的。1919年7月，毛澤東在自己主編的《湘江評論》上連載《民眾的大聯合》的文章，宣傳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提出民眾的大聯合是改造國家、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27】，實際上是從理論上提出統一戰線思想的濫觴。可見，毛澤東在理論上對統一戰線探索闡述比周恩來早。當然，這并非從理論上探討關于華僑統一戰線的。可以說，周恩來與毛澤東對于黨的統一戰線實踐和理論探索具有互補性，相得益彰。

第二，周恩來早期對于華僑統一戰線實踐探索分為三個階段。從1918年1月至1925年8月，即建黨前后周恩來對于華僑統一戰線的探索實踐，清晰地分為三個階段，或者說三個層次。第一階段主要是與個別日本華僑如王希天的直接交往，并與日本僑商有某種間接交往，這是他與華僑最初最早交往。第二階段是與旅居歐洲的華工群體的交往，并以他們為基礎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進行黨團組織活動；而與華工群體負責人袁子貞則是重點交往，說明周恩來對于華僑統一戰線工作探索實踐的擴大和深入。第三個階段是大革命即將掀起高潮之際，與國民黨左派歸僑廖仲愷的交往合作，這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大背景下對歸僑上層人物的統一戰線工作，是在前兩個階段基礎上的拓展。綜合考察周恩來三個階段對于華僑統一戰線探索實踐，可以看出他對華僑首領、華僑工人、華僑先進分子以及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左派歸僑等各個階層、不同派別華僑均開展了統一戰線工作，三個階段層層遞進、步步深入，標志著周恩來對于華僑統一戰線工作探索實踐及相關理論的初步形成。

第三，周恩來早期僑務活動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重要組成部分。周恩來無論到日本求學，還是到歐洲勤工儉學，考察他在日本和歐洲的一系列活動，可以發現他并未醉心于純粹的“求學”和“勤工儉學”，而是用大量時間從事社會調研考察、領導反帝反封建斗爭，領導主持中共旅歐黨團組織活動，當他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同時，也成為黨的一名職業革命家。對于統一戰線工作包括對于華僑統一戰線的探索實踐，是周恩來早期一系列革命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內容。周恩來從歐洲回國后到廣東革命根據地開展革命活動，包括與國民黨左派歸僑廖仲愷的合作，當然也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重要一部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傳(1898—1949)》，對此評價說：“周恩來在這個時期作出的貢獻是得到人們公認的。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周恩來在廣東革命根據地工作期間，在這三個基本問題上都作了創造性的探索和嘗試，取得了可貴經驗。這些經驗，無論對周恩來自己還是對中國共產黨的以后發展，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28】這一評價恰如其分。

第四，建黨前后周恩來對華僑統一戰線工作是初步探索性的。黨的創立時期，一切工作從頭做起，均處于摸索和探索之中，從逐步探索、初具雛形到形成確立需要一個過程。統一戰線工作也是如此。黨的一大黨綱中，對于其他黨派持排斥態度，還沒有統一戰線的概念；中共二大通過《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提出了統一戰線問題，但黨內認識并未統一；1922年8月下旬西湖會議上共產國際代表提出并力主與國民黨合作，起初遭到黨內許多同志的反對，直到1923年6月黨的三大最后達成統一認識，才有后來國民黨一大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標志著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在這種大背景下，這一時期周恩來對于華僑的統一戰線當然也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屬于感性認識階段，沒有也不可能達到成熟的理性認識。雖然有反帝反封建斗爭、有團結多數人的理念，但一時沒有也不可能上升為理論認識層面。因此，應當實事求是地評價和定位這一時期周恩來關于華僑統一戰線的認識及其探索實踐。當然，盡管是初步認識和探索實踐，但也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編：《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340頁。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編：《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上卷，第359、360、362，362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編：《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上卷，第550頁。文中提及的“臨城案”后文將有具體介紹。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8頁。

【6】《<關于交涉銷毀惡劣影片事>的按語》(1920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編：《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1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第62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8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編：《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163頁。

【9】有關兩次反對中法借款斗爭的具體情況，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8、49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第74、75頁。

【11】【12】【13】【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編：《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513、468—469、533、453頁。

【15】【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7、53頁。共產主義小組為以前叫法，現在統稱中共早期組織。周恩來的入黨時間即從1921年春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算起。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編：《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502頁。

【18】何香凝：《回憶孫中山與廖仲愷》，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第68頁。

【19周興梁：《廖仲愷和何香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頁。

【20】吳學文、王俊彥：《廖氏家族一門忠烈》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頁。

【21】【22】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75頁。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79頁。

【24】何香凝：《回憶孫中山和廖仲愷》，第68頁；另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第97頁。

【25】廖夢醒：《恩情》，《懷念周恩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頁。

【26】張國基為湖南益陽人，和毛澤東為湖南一師同學，新民學會會員，1920年被新民學會派往南洋，先后在新加坡、印尼教學。參見任貴祥：《毛澤東僑務思想與實踐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4年第2期。

【2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頁。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１８９８—１９４９）》，第９９頁。

（作者簡介：任貴祥，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法學博士。）

（來源：《安徽史學》2023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