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也是黨的優良作風和顯著標志。毛澤東指出，“必須使各級黨的領導骨干都懂得，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對于中國共產黨人而言，理論聯系實際的核心，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奪取新的勝利。

（一）

毛澤東一貫主張理論聯系實際。早在1930年的《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1945年黨的七大報告明確：“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斗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做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加重視理論聯系實際，1956年黨的八大開幕詞強調：“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

在毛澤東看來，理論聯系實際是黨的建設的基本內容。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這是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只要理論聯系實際，黨的建設就能發展，革命事業就能勝利。1939年的《〈共產黨人〉發刊詞》認為黨的建設已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黨的幼年時期，“由于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最后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第二階段是土地革命戰爭階段，“由于我們的干部更多地領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更多地學會了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我們黨就能夠進行了勝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爭”。第三階段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階段，由于“黨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統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進行了偉大的抗日戰爭。黨的組織已經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毛澤東強調：“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和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二）

毛澤東從哲學高度全面論證和闡述理論聯系實際，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其他哲學的重要區別。具體表現在唯物論方面，“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斗爭的依賴關系”。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也“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在辯證法方面，“這種基于實踐的由淺入深的辯證唯物論的關于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這樣解決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證地指出了認識的深化的運動，指出了社會的人在他們的生產和階級斗爭的復雜的、經常反復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運動”。

毛澤東指出，理論聯系實際既是唯物論又是辯證法。理論是認識，實際是實踐。從唯物論角度分析，實踐是認識的來源，“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系；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系。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從辯證法角度分析，認識是在實踐基礎上從感性到理性的升華過程，“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

毛澤東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就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其主要內容：一是“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實踐不僅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而且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不僅指人們的生產活動，而且包括政治、科學和藝術在內的社會生活一切領域和各個方面的活動。二是認識分為感性與理性認識，兩者密不可分，“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三是既要認識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為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因此，馬克思主義的全部認識論是：“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

（三）

理論聯系實際的前提是要學習好馬克思主義。只有讀懂弄通馬克思主義，才能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毛澤東自從1920年閱讀《共產黨宣言》和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后，終身堅持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主客觀條件，也就有著不同的研讀內容和重點。大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著作還很少翻譯到中國，只讀了列寧《國家與革命》的部分內容。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主要研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即使在長征途中，毛澤東還孜孜不倦地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以至1964年會見外賓時說，我“是在馬背上學的馬列主義”。延安時期，毛澤東廣泛收集馬克思主義書籍，研讀了《資本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以及蘇聯出的中文版《列寧選集》多卷本。解放戰爭時期，重點閱批了《國家與革命》和《“左派”幼稚病》。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又一次閱讀《資本論》，大量研讀和批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著作。

毛澤東不僅自己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而且號召全黨尤其是黨員干部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1945年，黨的七大要求黨員干部閱讀5本馬克思主義著作，即《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聯共黨史》。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黨員干部必讀12本馬克思主義著作。1958年11月，毛澤東寫信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1963年7月，指示出版30本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供干部閱讀，并印一部分大字本。毛澤東不僅要求從書本上學習馬克思主義，而且要求結合實際學習馬克思主義，“主要地還要通過階級斗爭、工作實踐和接近工農群眾，才能真正學到”。

（四）

理論聯系實際的關鍵是運用好馬克思主義，正確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關系形象地比喻為箭和靶的關系，“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理論聯系實際，不能像有些同志“僅僅把箭拿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愿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系”。也不能像有些同志“在那里‘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

毛澤東認為，在用馬克思主義之箭射中國革命和建設之靶時，要注意避免主觀主義現象，“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比較而言，“在我們黨內還是教條主義更為危險”。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實踐，更要重視克服教條主義的錯誤。毛澤東指明了克服主觀主義的途徑。對于教條主義，是“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對于經驗主義，是“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后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關于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深刻，內涵豐富。這就是既要學習好馬克思主義，又要運用好馬克思主義，更要發展好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創造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