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過一場中雨后，初冬的武漢大學氤氳在一片寒冷的霧氣中。我從校園北三區拾級而上，穿過充滿濕氣的茂密樹林，在珞珈山東南坡的半山腰很快就看到了“十八棟”。“十八棟”是在1932年建成投入使用，為提高教授待遇、吸引人才而建的教職工宿舍建筑群。它們依山而建，在珞珈山東南坡自下而上呈3排分布，周恩來故居就在接近山頂的最高一排的中間位置。

在搬進珞珈山一區27號這座故居前，周恩來一直居住在漢口。1938年春，武漢大學西遷樂山，一部分校舍空出來后，1938年5月底他才根據安排搬到這里。周恩來在這里度過了3個多月的時光，直到1938年8月底前往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才離開。

這座故居一共有3層。第一層主要展示包括周恩來故居在內的“十八棟”建造情況。從第一層右邊的螺旋式走廊向上，就可以來到第二層和第三層。這兩層一共有7個展廳，主要按照時間順序，講述1937年底到1938年10月周恩來在武漢尤其是在這座故居中開展的各項工作。

（一）

武漢高校多、學生多，因此周恩來在武漢期間非常注重對青年的動員，并舉行了多次演講，大量青年受此影響走上了革命道路。故居中陳列了大量展現這項工作的文獻資料。

其中，二樓第二展廳的一張人物照片引起了我的關注。照片中的人拿著手槍，側著身，微笑看著前方，眼神堅定。這個英姿勃發的年輕人叫熊向暉，是一名正在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工作的清華大學學生。收到周恩來演講消息后，1937年12月31日一大早熊向暉就趕到武漢大學。他回憶：“31日晨8時許，我趕到珞珈山，武漢大學禮堂已座無虛席，我擠站在墻邊。有人指揮齊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此次周恩來的講題為《現階段青年運動的性質和任務》。他鼓勵青年們“第一，到軍隊里去”“第二，到戰地服務去”“第三，到鄉村中去”“第四，到被敵人占領了的地方去”。熊向暉深受感染，演講結束后就主動找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請求為組織工作。考慮到他的才能，周恩來安排熊向暉參與情報工作。以那次演講為起點，多年之后的熊向暉成長為一位優秀的情報和外交人才，而暮年的他也始終不忘周恩來最初的教誨。

另外，第四展廳一張十分特別的舊書照片也記錄了周恩來對青年的關心。照片中，那本名為《俄語一月通》的舊書上有周恩來的簽名。講解員告訴我，周恩來經常利用各種機會與在校師生們交流，談論的內容包括毛澤東關于軍事問題的思考、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他經常鼓勵大家為抗日前線作貢獻，到延安去。在一次交流中，一位外語系的學生沒有帶筆記本，只帶了這本書，就激動地將書交給周恩來。周恩來就在這上面簽下了名字，并鼓勵學生為抗戰而學習。這本目前保存在武漢大學檔案館內的舊書也成了周恩來激勵青年學生投身抗戰的重要見證。

（二）

故居中還有許多周恩來在武漢會戰爆發前領導文化抗戰的歷史資料。其中，第三展廳陳列了一張1938年3月27日周恩來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時與其他代表的合影。在這張照片中，除周恩來外，還能看到茅盾、老舍、巴金、沈從文等眾多文化界名人。他們都是受周恩來力邀，為實現抗日救國這個共同的目標而來。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感動于文藝界的團結，“今天到會場后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團結起來”，希望大家能夠將詩篇寫在中華大地，譜出抗日最強音。之后，這個在武漢成立的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召開了多次會議，組織會員們創作了大量文藝作品，為文化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

同時，周恩來在故居工作期間，還領導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工作。第三廳主要負責抗日宣傳工作，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開展文化抗日的重要抓手之一。第三廳的廳長是郭沫若。兩人在珞珈山的寓所相隔不到百米，經常一起商談第三廳工作。為了讓第三廳更好服務抗戰，周恩來認為應該加入更多進步文化力量，因此胡愈之、田漢、洪深、冼星海、馮乃超等文化名人就被充實到第三廳。

對于如何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開展工作，周恩來告訴大家：我們到第三廳去，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工作，去斗爭，去堅決斗爭。一張懸掛在故居第五展廳的合影正是他們在第三廳共事日子的重要見證。這張拍攝于1938年夏的照片中，周恩來、郭沫若與胡愈之、田漢、陽翰笙等第三廳工作人員站在故居門口，目光堅定、正視前方。照片中的每個人似乎都胸有丘壑，在思考如何通過宣傳工作將群眾團結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

（三）

故居第三展廳和第五展廳陳列了多張周恩來分別與美國記者、作家史沫特萊和埃德加·斯諾等人的合影和相關信件、郵票等文獻資料。周恩來在武漢尤其是居住在珞珈山期間，會見了許多國際友人，通過與他們的交往，為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視角，也為抗日戰爭爭取了更多國際援助。

在這些資料中，一張1938年4月11日周恩來帶領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同仁為漢口圣公會鄂湘教區主教吳德施送行的照片和旁邊裝裱的一份題詞讓我印象深刻。

這張照片拍攝于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頂樓花園。送別的對象吳德施已經在華工作42年。他曾在辛亥革命時保護過革命黨，在南昌起義時護送過周恩來，在蘇區時期站在公正立場上評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運動，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又為八路軍籌集物資。有感于這位老人的幫助，周恩來在他即將離華時為他送別并贈送題詞“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這是吳主教在華四十年的最后寶獲。嚶嚶其鳴，求其友聲——這是我們希望吳主教帶回國去的福音”，不僅感謝過去他對中國革命的支持，還希望他回國后繼續為中國抗戰爭取援助。

此外，還有兩張照片與眾不同。其中一張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站在一架電影機前的留影，另一張則是電影《四萬萬人民》中的周恩來。這兩張照片都與荷蘭電影導演伊文思有關。1938年，他希望到延安拍攝電影，但是扛著大量器材并不方便。因此，周恩來幫助他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取景，完成電影《四萬萬人民》的拍攝，并在這部影片中出鏡。這一過程中，伊文思多次到珞珈山拜訪周恩來，感謝中國共產黨提供的幫助，并承諾會將中國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講好。之后他還懇請周恩來轉贈一架電影機和三盒膠片給毛澤東。而那兩張照片就是在這期間拍攝的。

走出故居，整個珞珈山已經浸泡在大雨里。暗沉的黑云，讓下山的路變得模糊。一束從故居中射出的燈光照亮了幽暗的山林，指引人們前行。一瞬間，我仿佛有一種時空交錯之感，80多年前武漢會戰前抗戰那段最艱難、黑暗的日子里，周恩來不正是用在武漢、在珞珈山上工作的日日夜夜照亮了抗戰歲月，讓各界人士團結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民族獨立和解放前行嗎？

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12月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