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是《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的譯者，是我國新文化運動史特別是語文革新運動史上的倡行者，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自任命的復旦大學首任校長。翻譯完《共產黨宣言》后，陳望道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早期工作，和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有諸多重要交往，他們此時期在上海的聯系牽涉到中共創建史中的諸多重要內容，不少歷史細節的面貌日漸清晰。

共同致力于《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

1920年8月17日，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維經斯基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匯報在華工作時稱：“《共產黨宣言》已印好。”維經斯基提到的這版《共產黨宣言》就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的首個中文全譯本的首版。

陳望道在浙江義烏翻譯《共產黨宣言》主要依據日文版，同時參考英文版，其中英文版就來自陳獨秀，是李大釗從北大圖書館借出來交給陳獨秀的。1920年4月下旬，陳望道從義烏回上海后，先住在李漢俊家。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原擬在《星期評論》連載，但當時《星期評論》因遭反動當局查禁停刊，陳望道因此又托俞秀松將譯稿轉交陳獨秀。

俞秀松在1920年6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譯的《共產黨宣言》到陳獨秀家里去。”陳獨秀深諳《共產黨宣言》的價值，其與李漢俊校閱陳望道譯本后希望這個中文全譯本能夠早日面世。

根據參加出版工作的鄭佩剛回憶，1920年夏的一天晚上，陳獨秀家中曾召開了一次會議，“議案很多，重點是宣傳工作，……當晚議決先建立一個有力的戰斗的印刷所，委托我全權負責。”維經斯基還交給陳獨秀兩千塊錢轉給鄭佩剛，鄭便在上海辣菲德路（現復興中路）成裕里租到一幢新建的石庫門房子建立印刷所，取名“又新印刷所”。這個由陳獨秀領導推動成立的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書就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推進《新青年》轉向馬克思主義刊物

陳獨秀于1920年2月從北京返回上海，于3月下旬入住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此后把《新青年》編輯部也遷回上海，以新青年社為《新青年》的出版部。此時的《新青年》從同人刊物復歸一人刊物，在編輯人手很短缺的情況下，已完成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較早進入《新青年》編輯部工作。沈雁冰回憶：陳獨秀到上海后，便約陳望道、李漢俊、李達在漁陽里2號談話，商議籌備《新青年》在上海的出版事宜。

1920年11月初，陳炯明電請陳獨秀去廣東主持教育工作。待陳炯明答應有關教育獨立等條件后，陳獨秀準備赴粵就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并在臨行前將《新青年》編務交由陳望道負責。此時陳望道搬到了《新青年》編輯部所在的陳獨秀家。為方便陳望道開展工作，陳獨秀還在12月中旬致函《新青年》原北京同人李大釗、胡適、周樹人、周作人等9人，稱“此間編輯事務已請陳望道先生辦理”“以后來稿請寄編輯部陳望道先生收不誤”。同月16日給胡適和高一涵的信中又有介紹陳望道的編輯主張。陳獨秀赴粵期間，陳望道并未擔任《新青年》“主編”一職，只是主持編務工作。這期間，在華的俄共（布）黨員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于1921年4月21日《關于廣州政府的報告》中提到了《新青年》，仍稱其主編是陳獨秀。

陳望道獨立主持編務的《新青年》，是第8卷第5、6號和第9卷的1、2、3號，共5期。陳望道主持的這5期《新青年》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突出對社會主義的學理性探討，同時又較重視文學哲學，以兼容并包的胸懷傳播馬克思主義。他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后的關鍵時期，為使《新青年》發揮黨的機關理論刊物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陳獨秀赴廣東前后，北京政府以“鼓吹過激主義”為由禁止郵局寄遞《新青年》。臨行前，陳獨秀曾提到“望道境遇又不佳”，他將編輯工作交給陳望道不久，法租界巡捕便在華界當局要求下查抄新青年社大量書刊，包括將出版的第8卷第6號的《新青年》。陳望道主持編務的新青年社不得不對外聲稱“本社現已遷移廣州城內”，但實際上只是將發行部遷往廣州，《新青年》的編輯印刷工作仍留在上海秘密進行，后又不得不告知訂戶定期來漁陽里2號索取刊物。外部環境不利的同時，胡適等《新青年》原北京同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辦刊方向持有異議，除周樹人、周作人等少數人支持陳望道外，“主張《新青年》不談政治的北京大學的教授們都不給《新青年》寫稿，所以寫稿的責任便落在李漢俊、陳望道、李達等人身上”。面對困難，陳望道說“事業仍是要進行的”。他圓滿地完成了陳獨秀交給的工作，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辦刊方針。

除了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陳望道對黨的早期組織的相關工作也有參與。他回憶稱，在譯完《共產黨宣言》返滬后，曾參加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邵力子也回憶稱陳望道和陳獨秀都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1920年6月，陳獨秀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黨組織。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陳望道回憶稱他和陳獨秀都是其中成員。憶起此時的陳獨秀，陳望道不乏贊譽之詞，認為他“很有勇氣，膽大，能吃苦，沒有架子，也能身體力行”，同時也稱“有蘇俄人來接頭”。此即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到上海后，約請共產主義者座談一事，而陳望道和陳獨秀也一起出席過。陳望道和陳獨秀為黨的正式建立所做的一些工作貫穿于他們此間的交往。

“共產主義到上海來了”

1921年年底，中國共產黨決定建立由中央直管的上海地方組織，即上海地方委員會。上海地委的工作重心在于黨的建設與組織發展，書記由陳望道擔任。

上海地委一經成立，便協同多方力量，做了一件有利于擴大黨組織影響的工作。1922年5月20日，共產國際代表利金就在華工作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匯報：“1月底，中國農歷新年那一天，成千上萬中國普通百姓被吸引到上海‘新世界’來了。上海小組利用這種情況以及寄賀年卡的習俗開展了一日宣傳運動，他們印發了總共8萬份的兩種傳單：一種是新年賀卡，一面印有老一套的賀詞，一面印有告工人書；另一種是喚發民族感情，號召為建立統一的中國而與蘇俄攜手戰斗的呼吁書。為散發傳單動員了中國和朝鮮的青年團團員，散發活動進行得很順利。”

利金所說的賀詞背面的“告工人書”由時任上海地委書記的陳望道起草，核心內容是用樸素的語言宣揚共產主義，名為《太平歌》。陳望道還積極帶頭發動黨、團員參與散發“賀年帖”，而這項活動其實是由陳獨秀提議開展的。在日后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陳獨秀也提到了和陳望道參與組織的此事。陳望道回憶稱：“人們一看到賀年片就驚呼：不得了，共產主義到上海來了。”這次活動有助于擴大黨組織的影響力，陳獨秀的提議與陳望道的帶頭動員都不可或缺。

同樣也是在1921年底、1922年初，美國發起召開華盛頓會議（太平洋會議）。此時的陳望道已任復旦大學文學教授，1922年《復旦年刊》刊登的“文科級史”記載：“是冬太平洋會議開幕，山東問題直接交涉之聲，由海外傳來，群情憤激，上海特發起國民大會，公推籌備員九人，我校同學竟占去其六，而我級同人又占其四……”為進一步揭露并批駁太平洋會議的“分贓”陰謀，陳望道負責的上海地委還向群眾散發了相當多的宣傳材料，其中就有5000份陳獨秀發表于《新青年》上的文章《太平洋會議與太平洋弱小民族》。

1922年1月15日，為紀念德國共產黨創始人、著名國際工人運動活動家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殉難3周年，陳望道和陳獨秀均出席了上海地委以“德社會學者紀念會”名義發起并在寧波會館召開的紀念會，也都做了演說。在陳望道擔任書記約半年的時間里，上海地委還配合開展了不少有關群眾動員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活動，上海的中共黨員也從10余人增長到50人，黨組織得到了發展。

總的來看，無論是克服困難出版《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讓《新青年》亮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還是推動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中國逐步“著陸”、推動“一大”后上海地委的早期工作，陳望道和陳獨秀都長期奔走在革命的“第一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民族未來的使命使得他們走在一起。他們對于建立一個光明中國的追求是相通的。

（來源：2023年11月8日《黨史信息報》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