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是毛澤東晚年外交生涯中濃墨重彩的大手筆，對中美兩國關系發展乃至整個世界局勢演變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作為這段歷史的親身經歷者和直接參與者，基辛格先后5次受到毛澤東接見并深度交流。毛澤東強大的領袖魅力令基辛格極為嘆服，印象深刻。自1971年作為總統特使訪華以來，基辛格訪問中國近百次，為增進中美兩國友誼和人民福祉作出歷史性貢獻，被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美外交的常青樹”。基辛格著述頗豐，他撰寫的《論中國》《白宮歲月》等著作生動講述了中國故事，成為近距離觀察毛澤東和中國社會的“異域之眼”。

“具有獨特的領袖氣質和個人魅力”

新中國成立后，在西方普通民眾眼中，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始終籠罩著一層神秘面紗。中國的真實情況如何？毛澤東有著怎樣的性格和愛好？經過有色眼鏡的層層過濾，在中美交往大門正式開啟以前，這些問題對美國人民而言始終是霧里看花、不明究竟。帶著這些疑惑，基辛格在1972年陪同尼克松總統踏上了訪華的行程，首次見到了毛澤東。

令基辛格頗為驚訝的是，作為一位世界大國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并不刻意追求物質上的享受，保持著十分簡樸的生活習慣。在與毛澤東見面時，會客室內簡單樸素的陳設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四周書架上、桌子上、地面上都擺滿書籍，房間角落里擺放著一張簡易木床，沙發上套著棕色布套。整個房間的陳設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全能領導人的會客室”。

面對遠道而來的客人，毛澤東以強大的意志力克服了因疾病帶來的行動不便的困擾。在基辛格眼中，毛澤東“具有獨特的領袖氣質和個人魅力”，他身材魁梧高大，臉上常帶微笑，眼神銳利，仿佛一眼就能識透人性的弱點和虛偽。當他一露面立即就會成為全場關注的焦點，他無需依靠過分的排場以顯示威嚴，舉手投足間流露出“幾乎可以感覺得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

同樣令基辛格印象深刻的是毛澤東別具一格的談話方式。他的談話完全脫離繁文縟節，讓人感到輕松自如、富有哲理，往往在“蘇格拉底式的對話”中表達真意，間雜穿插幾個玩笑活躍氣氛，表面上看好像偏離主題，但始終聚焦中心問題。總的來看，毛澤東有著高超的談話藝術，既天馬行空、隨心所欲又收放自如，“指點了一個方向，但卻不規定前進的道路”。

“頂尖的謀略家”

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處在內憂外患、被動挨打的局面，難以在國際事務中替自己發聲、捍衛自身權利。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徹底扭轉了這一局面。基辛格十分感慨地說：“自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就在世界的舞臺上發揮著比其實際力量更加強大的作用。”

在基辛格看來，毛澤東深諳中國傳統并將其作為制定外交政策時的經驗來源，從中汲取靈感并發揮到極致。他善于唱“空城計”，出奇制勝，令對手摸不著頭腦進而舉止失措。他分析力量對比、掌握力量平衡，使敵對勢力相互牽制，然后利用矛盾，各個擊破。在面對挑戰時毛澤東敢于反擊，但當形勢不利于己時他會靈活地變換策略。毛澤東在外交中十分嫻熟地借用傳統手法，“立意大膽”，是“頂尖的謀略家”。

毛澤東處理具體的外交事務時從不固守刻板的禮節，善于以象征性的舉動向對方傳遞明確信號。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邀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登上天安門，幾人的合影被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的顯著位置。對毛澤東這一做法蘊含的深意，美國政府當時并沒有完全理解，錯失了與中國接觸的機會。后來基辛格不無遺憾地表示：“事情過后我才終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為象征，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系；但是，這在當時真是一種遠見卓識。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直到生命的最后幾年，毛澤東仍然高度關注國際局勢并隨時準備調整策略。這一段時間里毛澤東先后4次接見基辛格。1973年2月、11月，毛澤東與基辛格兩次見面長談，詳細闡述了他對“一條線”外交戰略的構想。基辛格認識到：“在政策執行上，毛澤東可以相當務實；在政策構想上，他總是努力抓住大原則。”1975年10月、12月，毛澤東與基辛格進行了最后兩次談話，盡管深受疾病困擾，但他仍顯示出“無比堅定的意志力”，表達了“與一套復雜的戰略意識相抗爭的革命信念”。

“執著的自力更生理念”

在多次交往的過程中，基辛格強烈感受到毛澤東對獨立自主立場的不懈追求，具有“執著的自力更生理念”。在一次會談中，毛澤東直言不諱地告訴基辛格，面對外來侵略，“不論其他國家會怎么做，中國即便是其軍隊必須撤至內地打游擊戰也要抵御外侮”，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徹底殲滅敵人。

在中美關系逐步走向正常化的過程中，基辛格感受到，在合作對話的每一階段中方始終堅持獨立自主以“維護中國的行動自由與國家尊嚴”，“在哪種情況下中國都不會仰賴其他國家的決定”。這方面有一個鮮明的例子。1973年11月訪華結束前，基辛格提議可以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開通一條熱線以降低戰爭發生的風險。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這一提議觸碰到了毛澤東敏感的紅線，引發他的激烈反應：“有人要借我一把傘”，“我們不要，我們不要核保護傘”。在毛澤東看來，中美之間的合作是絕對平等的，舍此立場便無合作可言。

面對外部核威脅，毛澤東的回答是中國將憑借自身的力量準備以“小米加步槍”抵抗到底。或許由于中西文化差異和中美兩國國情的不同，基辛格起初對毛澤東的這一想法未能完全理解，但隨著交往的加深，他最終不得不承認：“中國歷史上不乏克服他人無法想象的深重苦難，但最終以文化優勢或幅員遼闊而讓侵略者功虧一簣的事例。”

“將中國帶進了一個新的時代”

在基辛格眼中，毛澤東的偉大貢獻在于掃除了源自傳統的牽絆，“將中國帶進了一個新的時代”，他是“自中國統一以來第一位奉行消滅舊勢力、打破舊傳統的執政者”。

毛澤東始終堅守人民立場和人民情懷，相信蘊藏在人民群眾之中的無窮力量，認為只有依靠中國人民才能奪取事業的勝利。基辛格認為，毛澤東的這一理念影響極為深遠。事實證明，中國的發展成就依靠的正是“中國人民的堅忍和毅力，以及他們的耐力和凝聚力”。

此外，毛澤東重塑了中國的大國地位，為中國追求現代化營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環境。毛澤東接手的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但他憑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國際舞臺上揮斥方遒，在不同勢力的此消彼長、動態演變中把握時機，尋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在冷戰對抗的背景下毛澤東帶領中國克服重重困難不斷前進，“讓中國參與到了一個個交匯錯綜的地緣政治圈中，卻又不受其束縛”。

在基辛格的視野中，毛澤東是一位雄才大略、極為睿智的歷史巨人，“畢生為徹底改變中國社會而努力奮斗”。在他的領導下中國逆轉了近代以來由盛轉衰的趨勢，恢復了昔日的大國地位與歷史榮光，“逐步發展為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新興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