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報刊登的《魯忠才長征記》。

1941年8月1日，黨中央下發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總結黨成立20年來調查研究的基本經驗教訓，動員全黨大興調查研究。9月8日，《解放日報》在頭版刊發這個決定。自此之后半年間，《解放日報》緊扣決定精神，大力宣傳調查研究，助推全黨調查研究工作走深走實。

1941年11月29日，《解放日報》刊發《論調查研究工作的性質和作用》，將中央關于調查研究決定的重要意義進行了理論上的提升闡釋。文章指出，通過開展調查研究，清楚計算敵友我各方面所依存的社會基礎及其力量的對比，作為黨正確決定政策的基礎，有效組織革命力量，爭取抗戰勝利；堅定的政治立場，客觀的態度，善與人處，虛心向下，實事求是的精神是調查研究工作本身應有的起碼條件，而這些是和狹隘的宗派主義、空想的主觀主義不相容的，所以調查研究工作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武器。文章創造性地拓展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意義，認為當前的調查研究還是使黨主動應付時局實際行動的根據，指出如果不能掌握國內外政治生活的動脈，不能及時探悉時局變化的動向，就要迷失方向，在任何突然事變前手足忙亂，不知所措，為敵所乘。這篇文章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指定為延安整風的學習材料之一。

各級干部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創造了不少好經驗好做法，《解放日報》刊發了多篇談調查研究經驗和體會的文章供廣大干部交流學習，其中不乏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好做法。

《材料真實性與研究材料——農村調查談》就怎樣取得真實而完備的材料提出了“1+9”的管用辦法，“1”為首先必須要做宣傳解釋，“9”為視情況選擇性采用的包括重復與本人談話或把幾個問題重問一下、與同院居住的鄰家談話、從農民的互相矛盾中去發現材料、知識的準備等9種辦法。最后勸告調研者，無論檢查或研究調查得來的材料，如果開始時不管，等到堆集多了，那時再來一份一份地補缺和研究，頭痛，麻煩，不但容易馬虎，吃力不討好，而且簡直就是很不容易挽救的遺憾。

《實地調查經驗談》是一篇介紹調查研究全過程經驗做法的高水平文章，把調查研究分成調查員的條件、怎樣選擇地區、知識的準備、提綱與調查表、宣傳解釋、從何著手、怎樣訪問、證實材料與解決群眾困難、檢查研究整理9個環節，環環相扣，確保真正取得實效。作者牛山曾是中華青聯考察團調查員，總結經驗有理有據，有實例分析，懇切坦誠，廓清了調查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錯誤認識，提供解決困惑的常用辦法。如對有人不要調查提綱的主張，明確指出那是很危險的，因為提綱是目的的具體化，也是檢查材料的尺度；沒有它，如同騎上無羈的馬，很難掌握全部情節。對許多干部關心調查研究從何著手的困惑，強調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同時也給出了答案：在總的方面，先社會經濟狀況而后工作情形，先農村而后城市；而社會經濟或工作的下手處是個別調查。更具體地說，社會經濟應先從家庭（或商店）調查起，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比較切實的材料。

黨中央作出調查研究決定不久，毛澤東布置給西北局一個緊急的調查研究任務，寫一份運鹽的調查報告。西北局將任務交給了當時正在富縣巡視工作的延屬10縣工委秘書高克林。他當晚召集剛從定邊縣鹽池運鹽回來的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以及干部王毓賢、孔照慶了解情況，讓他們詳談了第一次運鹽的經過。通過算賬，一般能馱150斤鹽的毛驢，運一趟可賺100元以上。這一結論證明黨和政府的運鹽計劃、估計、辦法是完全正確的，個別同志的懷疑、沒有信心，認為是負擔等都是不正確的膚淺的看法。高克林連夜記錄整理了運鹽者的經過、沿途困難、發生的問題、經驗教訓等7個問題共計2700多字的調查報告，第二天就派人將報告送往延安。

這個報告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親自擬定題目《魯忠才長征記》，推薦《解放日報》發表并加了署名按語：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高克林同志寫的，值得大家學習。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后來，高克林回憶：這個調查報告不僅在貫徹邊區政府運鹽決定中發揮了指導作用，而且還在整頓黨風和文風中起了作用，成為當時整風學習的參考材料之一。

1942年3月3日，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檢查調查研究決定執行程度的通知》，列出了31個問題，要求各地回答所列問題加以詳細檢查，將執行調查研究決定的成績、缺點、經驗作出總結，報告中央。

為了助力各地檢查總結半年來的調查研究工作，三四月間《解放日報》圍繞如何回答這些問題集中推出了一批執行程度較高的地方工作報道，其中有兩篇報道被安排在頭版刊發。一篇是《晉西區黨委設立各級調查研究機構》，主要回答了“建立了何種調查研究機關”等問題。另一篇是《北方局積極進行調查研究與整頓三風》，主要回答了“是否進行典型研究”“怎樣在同志中進行中央決定教育”等問題。報道指出1941年10月，北方局即派出了兩個調查團，在3個月中間，以兩個縣的四五個村莊為典型，調查了根據地與敵占區的社會情況與黨的支部工作。為了幫助同志們的學習，晉東南的新華書店翻印了中央決定和毛澤東的《農村調查》一書，極受各地歡迎。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