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怎樣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呢？第一條就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毛澤東的著作中貫串著一個“實”字。他深刻闡明了領導、群眾與實際之間的關系：“有正確的領導，有不正確的領導。正確的領導按客觀情況辦事，符合實際，群眾歡迎；不正確的領導，不按客觀情況辦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

毛澤東早在湖南長沙讀書時就在《講堂錄》中記下了他的老師楊昌濟對“實”字的講解：“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真精神，實意做事，真心求學”。這里的“實”，是實話、實事、實意、實理，是重視真實性、特殊性，反對虛偽性、雷同性。這里的“實”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相結合，給毛澤東立言的“實”以文化和理論的根基性影響。

從“實”字上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發揮主觀能動性，研究“實事”，認識規律，按規律辦事。實事求是，根本在于“實”，關鍵在于“是”；“是”是“實”中的“是”，“實”是蘊含著“是”的“實”。不憑死的書本，不憑上級意圖，不憑主觀想象，唯以事實為根本，才能認識規律，制定出符合客觀規律的政策。毛澤東指出：“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不從實際出發，而從書本出發的教條主義是與實事求是根本對立的。毛澤東批評“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開口閉口“拿本本來”，“從書本上討生活”是要不得的，本本主義“如不根本丟掉，將會給革命造成很大損失”。幾年后，正是這個教條主義的領導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了紅軍的力量損失90%的嚴重后果。毛澤東寫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從思想路線上批判了理論脫離實踐、從本本出發的教條主義，確立了實踐第一、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不從實際出發，而從上級意圖、指示出發的唯上主義也是與實事求是根本對立的。這種唯上主義是教條主義在組織路線上的表現。毛澤東指出：“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以共產國際為“上級”，唯共產國際是從。后來毛澤東批評道：“我們黨有一個時期依靠共產國際為我們寫決議，作指示，寫綱領，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就是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們寫的。”“那個時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級的東西就認為是好的。”唯上主義與重視上級領導是根本對立的，唯上主義是消極被動地對待上級指示；重視上級領導是把上級要求與當時當地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工作，出色地貫徹上級指示。

不從實際出發，而從主觀想象出發的主觀主義，也是與實事求是根本對立的。毛澤東認為全面抗戰爆發后出現的中國必亡論和中國速勝論，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我們要從客觀的全面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總結道：“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們離開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這一點，應當引為全體同志的教訓。”

從“實”字上認識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

實事求是與調查研究相互依存。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調查研究的理論基礎。調查研究是實現實事求是的根本途徑。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方法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創立者。毛澤東指出：“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他提出調查掌握實際情況解決問題的“思想路線”以反對教條主義。經過幾年的摸索，才把這個思想路線概括為“實事求是”。

為什么要重視調查研究？因為只有通過調查研究才能搞清實際情況作出正確決策。1930年5月，毛澤東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么），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941年3月，毛澤東指出：“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的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者是不會有的。”“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

怎樣開展調查研究？第一，毛澤東強調要眼睛向下以當小學生的精神向人民群眾調查研究，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第二，毛澤東提出開調查會作討論式調查，請深切明了情況的人參加，要定調查綱目，要親身出馬，要深入，要自己做記錄。第三，要到現場作調查研究。毛澤東曾回憶道：“在第二次反‘圍剿’的時候，兵少覺得很不好辦，開頭不了解情況，每天憂愁。我跟彭德懷兩個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對彭德懷說，紅一軍團的四軍、三軍打正面，打兩路，你的紅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調查研究就會有辦法。”

從“實”字上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立足特點

不同地方、不同部門的實際情況是不一樣的，是各有其特點的。掌握實際情況就是要掌握具體特點。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是最早認識和重視中華民族歷史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具體特點，并由此出發卓有成效地解決問題的偉大領導者。

毛澤東在井岡山調查研究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獨特的原因”，其中的關鍵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和劃分勢力范圍，造成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

離開中國特點照搬蘇聯的經驗，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的指導思想上的原因。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寫出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一部立足特點的戰略指導著作。這里毛澤東不是泛泛地調查研究戰爭的戰略問題，也不是泛泛地調查研究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而是用立足其特點的方法，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他指出：“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內進行的，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質。”不立足特點，照搬一般戰爭的指導辦法，“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不立足特點，照搬俄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辦法，“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么？毛澤東回答道：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國，而又經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敵人的強大；紅軍的弱小；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這些特點，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線及其許多戰略戰術的原則。”《論持久戰》是立足中國抗日戰爭特點的又一部戰略指導書。其特點是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國我大國、敵寡助我多助。正是這些特點決定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證明亡國論和速勝論都是主觀的片面的。

毛澤東立足中國特點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這表明立足中國特點建設中國社會主義是毛澤東的期待。

從“實”字上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立足發展

從實際出發的“實際”總是有具體特點的“實際”，所以毛澤東強調要“著眼其特點”。這個“實際”是當前的實際，不是過去的實際；是不斷發展的實際，不是固定不變的實際，所以毛澤東又強調要“著眼其發展”。毛澤東指出：“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的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階段。”“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

《論持久戰》這部戰略指導書是既著眼抗日戰爭的特點又著眼抗日戰爭的發展寫出來的。毛澤東依據抗日戰爭的特點分析持久戰將具體表現于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階段，我所采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游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戰略相持階段，我之作戰形式主要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反攻階段，我所采取的主要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游擊戰仍將輔助運動戰和陣地戰起戰略配合作用。后來的歷史證明抗日戰爭正是這樣發展過來的。

解放戰爭時期，隨著敵我力量強弱的轉變，毛澤東及時改變人民解放軍在根據地內作戰的方式，提出到蔣管區去吃飯去作戰的辦法，加快了蔣家王朝的滅亡。

在戰爭向建設轉變時，毛澤東指出：“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指出：“客觀實際是錯綜復雜的，不斷發展變化的。我們的頭腦、思想對客觀實際的反映，是一個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確到更明確、不深入到更深入的發展變化過程，同時還要隨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在經歷“大躍進”的挫折后，毛澤東強調總結經驗，指出：“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所有這些，毛澤東都在強調“著眼其發展”。

從“實”字上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做老實人

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立足特點、立足發展，都是靠人去實現的。所以，毛澤東在強調這些的同時，強調中國共產黨人要做老實人。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闡明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同時，要求共產黨員要做老實人。他批評教條主義者“華而不實，脆而不堅”“徒有虛名并無實學”，恰似“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提出“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也是要求做老實人。他說：“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都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我們一定要老老實實”。

對“大躍進”中出現的浮夸風講假話的問題，毛澤東在《黨內通信》中寫道：“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1961年初，毛澤東提出“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實一點。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

羅榮桓被稱為黨內“圣人”。“老實人”是毛澤東對羅榮桓的最高評價。據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回憶：1937年7月，毛澤東稱贊“榮桓同志是個老實人，可又有很強的原則性，能顧全大局，一向對己嚴，待人寬。做政治工作就需要這樣的干部。”“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老實實的態度是不行的，我們共產黨人都要做老實人。”1958年3月，毛澤東又說：“我們這位病號可是老實人呀！我喜歡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林月琴說：“我這一生中直接同毛主席交談就有兩次，而這兩次毛主席都反復強調榮桓老實。我想，毛主席器重榮桓的主要也就在這一點。”

毛澤東對他的友人看重的也是“老實”。毛澤東有一首《答友人》的七律詩是寫給周世釗的。他在一封寫給周世釗的信中寫道：“我認為聰明、老實二義，足以解決一切困難問題。”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也是要求“老實”，要求他們“想法常下基層，多深入實際，老老實實地向群眾學習”。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高智回憶道：“毛主席對一件事，總是問得細致，想了解得清清楚楚，從不含含糊糊的。你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只要老老實實，他是滿意的。”

毛澤東寄希望他的孩子做老實人。1941年1月，毛澤東給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寫道：“人家恭維你抬舉你，這有一樣好處，就是鼓勵你上進；但有一樣壞處，就是易長自滿之氣，得意忘形，有不知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危險。”1947年10月，毛澤東給毛岸英的信中又寫道：“一個人無論學什么或作（做）什么，只要有熱情，有恒心，不要那種無著落的與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個人主義的虛榮心，總是會有進步的。”

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立足特點、立足發展、做老實人是相互聯系的，貫串其中的根本是一個“實”字。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成功都是與這個“實”字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新湘評論》2023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