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調查研究是作出正確決策的前提，是獲得真知灼見的本源，更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礎。中國共產黨十分注重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始終將其視為轉變工作作風、密切聯(lián)系群眾、提高履職本領、強化責任擔當的有效途徑。學懂用活調查研究這一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充分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同時也深刻映射出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歷史主動和歷史自信。新形勢新任務下，從戰(zhàn)略上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從戰(zhàn)術上科學運用調查研究，特別是深刻把握好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所蘊含的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創(chuàng)造性等屬性特質，對于不斷提升對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guī)律性認識，從而更好地贏得優(yōu)勢、主動和未來，具有至關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科學性是新時代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的本質特性，賦予調查研究科學性，是由黨的指導思想決定的。人民性是新時代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的內在要求，賦予調查研究人民性，是由黨的性質宗旨決定的。實踐性是新時代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的動力生成，賦予調查研究實踐性，是由黨的求實精神決定的。創(chuàng)造性是新時代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的價值指向，賦予調查研究創(chuàng)造性，是由黨的時代品格決定的。

關鍵詞：新時代；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屬性特質；問題導向

調查研究是作出正確決策的前提，是獲得真知灼見的本源，更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礎。中國共產黨十分注重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始終將其視為轉變工作作風、密切聯(lián)系群眾、提高履職本領、強化責任擔當的有效途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開展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深刻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①中央八項規(guī)定及其實施細則更是把“改進調查研究”擺在首位，明確要求中央政治局全體同志做好表率，多到基層深入了解真實情況，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2023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進一步指出要通過調查研究摸清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進而找到破解制約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難題的辦法和路徑。學懂用活調查研究這一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充分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同時也深刻映射出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歷史主動和歷史自信。新形勢新任務下，從戰(zhàn)略上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從戰(zhàn)術上科學運用調查研究，特別是深刻把握好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所蘊含的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創(chuàng)造性等屬性特質，對于不斷提升對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guī)律性認識，從而更好地贏得優(yōu)勢、主動和未來，具有至關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科學性是新時代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的本質特性，賦予調查研究科學性，是由黨的指導思想決定的

調查研究是對客觀實情的深入了解和細致分析，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把事實真相搞清楚、弄通透，找到問題的本質和規(guī)律性特點，最終為解決問題提供科學、豐富的思路及對策。作為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之一，調查研究在中國共產黨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等各個時期均得到了真理淬煉和實踐檢驗，是被歷史和現實證明了的行之有效、可靠管用的工作方法。早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毛澤東同志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②正是基于科學的調研，經過抽絲剝繭、由表及里、去偽存真，才細致掌握了當時社會背景下各個階級的發(fā)展狀況，進而搞清楚了各階級各行業(yè)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逐步明確了哪些階級是革命斗爭的主力軍、需要積極爭取的同盟者以及必須打倒的對象等，最終為贏得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正確的階級分析要領。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文中強調：“各方面的新情況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問題都要解決，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面的問題。”^③不言而喻，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離不開科學的調查研究。中國共產黨人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不忘本來、面向未來，在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基礎上，深入細致地對國家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等重點問題進行科學分析，適時提出符合國情的新對策、新建議，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勇于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進而為國家走向繁榮富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續(xù)將黨長期堅持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發(fā)揚光大，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改進調查研究之法、用活調查研究之策，始終做到從客觀實際出發(fā)制定政策、推動工作，賦予調查研究集戰(zhàn)略性、系統(tǒng)性、前瞻性、聯(lián)動性等于一體的新的科學特質，推動全黨上下形成了善于調研、勤于調研的思維模式，逐步建立健全常態(tài)化、長效化開展調查研究的工作體系，實現了以科學之維施科學之政的制度安排。習近平總書記著重強調：“調查研究就像‘十月懷胎’，決策就像‘一朝分娩’。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的過程，千萬省略不得、馬虎不得。”^④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充分表明，正確的決策離不開調查研究，正確的貫徹落實亦離不開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科學決策和貫徹落實的前提條件，是對以科學的態(tài)度對待科學、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的具體體現。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并作出一系列順應時代潮流的國之大策，無不得益于將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論貫穿于治國理政全過程、各領域，進而從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中獲得真知灼見，以更好地推動各項工作朝著既定目標奮勇前進。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馬克思主義所蘊含的科學性、真理性鮮明地寫在黨的旗幟上。指導思想的科學性必然要求實踐方法的科學性。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之所以科學，不僅體現在開展調查研究所需要的交換、比較、綜合、分析等微觀技術層面，更重要的是對明方向、樹思維、謀大局等宏觀層面的深刻把握。首先，黨的指導思想為調查研究指明正確政治方向，并推動調查研究的過程成為對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理解和掌握的過程。其次，黨的指導思想為調查研究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并推動調查研究成為轉變工作作風、改進工作方法、同人民群眾增進感情的過程。再次，黨的指導思想為調查研究提供可靠效果保障，并推動調查研究成為理論學習向實踐運用密切轉化的過程。可以說，調查研究作為通向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真理道路的橋梁紐帶，是黨在治國理政實踐中牢牢堅持以科學的指導思想為引領，不斷運用科學思維提升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能力本領的具體體現，更是黨始終堅持以理論聯(lián)系實際來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內在要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保持經濟社會持續(xù)健康發(fā)展，必須深入研判、深入調查、科學決策。”^⑤就本質而言，開展調查研究的過程實質上就是把黨的指導思想和戰(zhàn)略意圖逐步變?yōu)楝F實的過程、把黨的正確主張變成群眾自覺行動的過程。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例，此次全會應歷史之潮流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策，將改革著力點持續(xù)聚焦于價格、財稅、金融、行政、土地、戶籍等六大領域，對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等重大事項作出全面系統(tǒng)部署。如此大規(guī)模、深層次、全局性的改革舉措密集出臺之前，都必然歷經一番艱苦細致、統(tǒng)籌兼顧的調查研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每一項改革舉措，都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必須通過更加科學的調查研究突出重點、以點帶面、推動全局。作為此次被載入史冊的偉大改革的頂層設計者，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后首次離京調研考察就奔赴深圳前海，站在這個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親自謀劃、部署、推動，為一年后吹響全面深化改革號角指明了前進方向、打牢了思想基礎。面對堅持和發(fā)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之問，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審時度勢地提出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一系列新觀點、新論斷、新要求，為進一步處理好“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辯證關系厘清了思路頭緒、奠定了理論根基。實踐充分證明，正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調研開路，發(fā)現問題、認識國情、尋求規(guī)律，不斷把調查研究這一科學工作方法貫穿于制定政策的方方面面，才確保了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的貫徹落實，同時，也更加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以科學態(tài)度推動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理論自覺和歷史主動。

二、人民性是新時代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的內在要求，賦予調查研究人民性，是由黨的性質宗旨決定的

開展調查研究不能脫離人民群眾這個主體，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根基在人民，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立場。只有深入基層、深入一線了解實情、掌握實情，善于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才能牢牢把握新時代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的內在要求。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毛澤東同志為全面深入了解中國革命的具體走向，并有效化解黨內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困惑，用時32天跑農村、走縣城，與廣大農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勞動，通過田野調查、聽取報告、實地走訪等形式，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撰寫出堪稱調查研究典范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從人民群眾中得出了中國革命要想取得勝利必須發(fā)動農民革命斗爭的正確結論，為日后黨徹底批判和糾正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大膽領導人民群眾干革命提供了堅實的思想準備。同一時期，鄧小平同志在《根據地建設與群眾運動》一文中指出：“發(fā)動群眾、組織群眾、教育群眾的工作是困難的，是需要時間的，不能要求過急。”^⑥言外之意，做好群眾工作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時間”的過程實質上就是深入群眾開展調查研究的過程。鄧小平同志深刻認識到，群眾運動有其自身規(guī)律，黨在指導群眾運動時必須掌握這種規(guī)律。為此，他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深入剖析，結合不同革命根據地的具體情況，將群眾的經濟斗爭、政治斗爭與統(tǒng)一戰(zhàn)線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組織發(fā)動群眾的一系列靈活策略，為后期黨在革命斗爭中正確依靠、引導群眾提供了科學方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叮囑全黨要始終堅持群眾路線的根本工作方法。這一方法的核心要義就是通過認真細致的調查研究將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集中起來，以系統(tǒng)掌握人民群眾在社會活動中形成的相互關系及其演變特點，為作出正確決策提供有益借鑒，然后再到人民群眾中做好宣傳闡釋，最終將黨的意志切實轉化為人民群眾的實踐偉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要多到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去解決問題，多到發(fā)展最困難的地方去打開局面。”^⑦這“兩個多”體現的是通過調查研究從人民群眾中發(fā)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科學工作方法，展現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為民情懷和使命擔當。據統(tǒng)計，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后的五年時間里，習近平總書記深入地方考察調研50余次，縱橫跨越中國版圖。^⑧無論是走進大街小巷、深入田間地頭，還是查看工廠企業(yè)、與老百姓促膝攀談，習近平總書記每到一處都問計于民、問需于民，積極帶頭將調查研究視為密切聯(lián)系群眾、鞏固執(zhí)政根基的重要方式和必要條件，始終堅持把群眾路線貫穿于治國理政全過程，這些都充分彰顯出人民領袖胸懷“國之大者”、永葆本色初心的殷殷赤子之情。

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黨的性質宗旨決定了開展調查研究必須走群眾路線。一方面，廣泛聽取人民群眾意見建議是做好調查研究的基礎，這一基礎是基于民主性和真實性的有效結合，主要方式體現為“下情上傳”，促使黨員干部面對面、心貼心地深入一線，同人民群眾交流思想、掌握社情民意，特別是在充分尊重人民群眾意愿的基礎上正確辨析各種不同的觀點，進而啟發(fā)和促進深刻的思考，最終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調研結論。另一方面，在人民群眾中深入宣傳闡釋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做好調查研究的關鍵，這一關鍵是基于公開性和及時性的相互映襯，主要方式體現為“上情下達”，積極引導人民群眾消除思想疑慮和認識誤區(qū)，特別是在為人民群眾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環(huán)境中探求和揭示治國理政的客觀規(guī)律，進而制定出合乎實際的方針政策。基于此，中國共產黨人科學運用調查研究工作方法，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fā)展具體實踐相結合，站穩(wěn)了不同歷史時期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場，最終成功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多調研、摸實情，盯住抓、抓到底，崇尚實干、力戒空談、精準發(fā)力，讓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各項任務落下去，讓惠及百姓的各項工作實起來。”^⑨黨的十八大以來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的偉大歷程，就是一部中國共產黨人運用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帶領人民群眾致富奔小康的光輝奮斗史。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絕非易事，難就難在如何科學統(tǒng)籌好區(qū)域協(xié)調發(fā)展。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上下立下愚公志、寫下宣言書，其本人更是不畏山高路遠，從北到南、由東至西，親赴各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qū)考察調研，每到一處都無微不至地與貧困戶交流、同基層干部座談，不辭辛苦地看灶臺谷倉、查臺賬記錄，在開門問策、集思廣益中力求將黨的扶貧政策精準送達一線、送到人民群眾手中。真脫貧、脫真貧的生動實踐再一次深刻反映出，黨始終堅持把做好調查研究融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中，使得這一接地氣、通人氣的科學方法論有了更加深厚的群眾基礎和更為鮮明的人民特質，進而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緊密依靠人民群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制勝法寶。

三、實踐性是新時代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的動力生成，賦予調查研究實踐性，是由黨的求實精神決定的

實踐需要是調查研究的邏輯起點，調查研究成果只有經過實踐檢驗方能成為正確結論，脫離社會實踐的調查研究難以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更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可以說，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刻舟求劍行不通，閉門造車行不通，異想天開更行不通，沒有實踐基礎的調查研究終將淪為形式主義。在漫長的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黨面臨著各種突發(fā)狀況和艱難險阻，并始終堅持以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化“危”為“機”。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左”傾錯誤在黨內一時占據主導地位，中央蘇區(qū)反“圍剿”斗爭遭受嚴重挫折。毛澤東同志堅持在困境中向實踐學習，深入實際搞調查研究，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撰寫了《矛盾論》和《實踐論》，為后來選擇中國革命道路、解決革命理論與實踐等問題提供了有力指導。同樣，鄧小平同志也十分注重調查研究的實踐性，其著名的“南方談話”更是將這一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光芒的工作方法展現得淋漓盡致。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同志先后到達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并結合時局發(fā)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談話，每一句話、每一個表述的背后無不折射出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未來發(fā)展走勢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判斷。正是通過認真、細致、解剖麻雀式的調查研究，鄧小平同志在深刻總結中國改革開放寶貴經驗的基礎上，徹底打消了人們思想上長期存在的疑慮，擘畫藍圖，推動“中國號”巨輪乘風破浪、揚帆遠航，為持續(xù)推進改革開放理論和實踐創(chuàng)新注入了思想動力。這其中“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等著名論斷都是經過深入調研并獲得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知，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發(fā)展起到了關鍵性指導作用。再比如，江澤民同志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任重道遠，在前進中會遇到許多復雜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不斷探索和解決。而對任何問題的探索和解決，須臾也離不開調查研究。”^⑩ 正是基于實踐的調研，中國共產黨人敏銳地洞察到，如果繼續(xù)沿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那一套老辦法來應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勢必不符合經濟社會發(fā)展潮流，因此，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被適時提上議事日程。經過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黨的十四大正式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任務，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深刻指出經濟體制改革采取什么樣的模式，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應當認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只有通過嚴謹細致的調查研究，通盤考慮理論與實際、國內與國外等方方面面的情況，才能得出正確結論，以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guī)律性、前瞻性認識。實踐充分證明，什么時候調查研究工作與實踐結合得緊密，各項事業(yè)就能蒸蒸日上，反之，脫離了實踐基礎的調查研究勢必會對工作造成損害，甚至停滯不前。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調查研究的實踐性。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大膽探索、勇于開拓，作出實行“八八戰(zhàn)略”的重大部署，為浙江經濟社會實現快速健康發(fā)展作出了至關重要的戰(zhàn)略指引。“八八戰(zhàn)略”中所蘊含的“鳳凰涅槃、騰籠換鳥”“山海協(xié)作”“兩山論”等超前發(fā)展理念無不是經過全面系統(tǒng)的調研論證后得出的科學決策。可以說，習近平總書記每到一處都力求“沉下去”了解基層實情的工作態(tài)度，與他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實踐觀的深刻把握是分不開的，他的很多基于實踐形成的調查研究工作方法在《知之深 愛之切》《擺脫貧困》《之江新語》等重要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現。

中國共產黨人的求實精神主要體現為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不說假話、不務虛功、只求實效。這也就意味著調查研究的過程實質上是經受實踐檢驗的過程，否則脫離了實踐基礎的調查研究往往會淪為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其最終獲得的結論不僅沒有參考價值，更沒有付諸實際的必要性。首先，要帶著真目標開展調查研究，目標明晰是做好調查研究的前提，同時也是保證調查研究質量的必要條件。其次，要盯著真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強烈的問題意識是做好調查研究的基礎，調查的問題越具體、越實在、越客觀，研究的結果也就越科學、越可靠、越扎實。再次，要本著真結果開展調查研究，將調查研究成果轉化為戰(zhàn)勝困難、破解難題、推動工作的實際成效，真正做到調查研究同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緊密結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堅持結論產生在調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¹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能走得通、走得好，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啟示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善于以調研“開局指路”、勤于以調研“夯基壘臺”、勇于以調研“深耕實踐”。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為例，這次全會對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等13個方面的制度作出戰(zhàn)略部署和頂層設計，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邁上新臺階。這一方面離不開強大綜合國力作支撐保障，另一方面則是順應時代大勢下“中國之治”為政理念的全面升華。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全會召開之前，思想和理論方面都已做足了醞釀準備，上到中央考量、下至基層民意都得到了集中呈現，諸如國家治理效能、健全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社會治理共同體、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的提出，無不源于大量基于實踐的調查研究，這些調查研究從實踐中來，又回到實踐中去，并接受實踐檢驗，最終以科學結論的形式融入治國理政各項重大方略之中。

四、創(chuàng)造性是新時代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的價值指向，賦予調查研究創(chuàng)造性，是由黨的時代品格決定的

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在與社會實踐互動過程中不斷體現出其特有的創(chuàng)造性。做好調查研究必須超越陳規(guī)、破除迷信，善于因時而變、隨事而制。換言之，調查研究價值實現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的過程。離開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的調查研究是沒有靈魂的，因此，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進行認真細致的研究，然后作出一番對比、交換、反復，就必須將零散認識系統(tǒng)化、感性認識理性化、教條認識邏輯化，直至發(fā)現事物的內在運動規(guī)律，找到處理問題的正確解鎖方式，這一正確解鎖方式即為通常意義上的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點。中國共產黨十分注重調查研究的創(chuàng)造性。鄧小平同志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文中曾指出：“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¹²⁾面對香港、澳門問題，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借鑒，鄧小平同志集全黨全國人民之智，從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社會制度、意識形態(tài)、外交關系、民族情感、民生福祉等方面作出深刻研判，最終找出解決新問題的新辦法，就是在中國創(chuàng)造性實施“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在確保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wěn)定的同時，也為加快解決臺灣問題指明了方向。正是通過反復深入的調查研究，既充分考慮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要素，又切實注重香港、澳門的歷史和現實發(fā)展，方能在確保國家整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允許香港、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從而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歷史遺留問題的開創(chuàng)性啟示。同樣，江澤民同志在《不失時機地實施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一文中強調：“之所以講‘西部大開發(fā)’，就是說，不是小打小鬧，而是在過去發(fā)展的基礎上經過周密規(guī)劃和精心組織，邁開更大的開發(fā)步伐，形成全面推進的新局面。”⁽¹³⁾黨作出實施西部大開發(fā)這一重大戰(zhàn)略決策部署，就是基于國家發(fā)展布局、東西部區(qū)域協(xié)同、實現共同富裕等要素進行的全面、深入、細致的調研論證，以進一步認清東西部發(fā)展的現實差距，進而找到統(tǒng)籌推進區(qū)域協(xié)調發(fā)展的路徑措施。胡錦濤同志也將調查研究視為增強做好工作自覺性和主動性的重要途徑，并在全黨大力倡導通過深入調研不斷把握科學發(fā)展的主動權，為黨傳承運用調查研究這一傳家寶作出了榜樣示范。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chuàng)造性地作出的每一項重大決策、實施的每一個重大戰(zhàn)略，都與科學嚴謹的調查研究密不可分。特別是從一次次深入實際的調研中發(fā)現問題、剖析國情、體察民意，并將調研所見、所聞、所想、所思上升為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論斷，推動黨和國家事業(yè)取得歷史性成就、發(fā)生歷史性變革。諸如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以及習近平法治思想等的提出，都是對國家相關領域深層次、長久性發(fā)展作出的戰(zhàn)略指引和戰(zhàn)略部署，更是運用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對治國理政進行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chuàng)新。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勇于探索、敢闖敢試中不斷實現從未知到已知、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跨越，并在這一跨越過程中以創(chuàng)造性調查研究服務于科學決策，解決了許多涉及普遍性和制度性的深層次關鍵性問題，充分彰顯了與時俱進的時代品格。一方面，從理論上看，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和發(fā)展沒有現成經驗可以照搬照抄，因此，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就必須通過創(chuàng)造性調查研究總結新經驗、探索新規(guī)律，以更好地回答世界之問、時代之問、人民之問、中國之問。另一方面，從實踐上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國內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躲不開、繞不過，這就迫切需要通過創(chuàng)造性調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從而找到破解難題的方法和路徑。正如愛因斯坦所言：“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一個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學上的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舊的問題，卻需要有創(chuàng)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¹⁴⁾提出問題、分析問題的過程實質上就是調查研究創(chuàng)造性思維組織實施的過程。因此，認真聆聽時代聲音、真切回應時代呼喚，在研究解決現實緊迫重大問題中將調查研究貫穿始終，才能更好地體現出這一科學方法論的創(chuàng)造性、創(chuàng)新性。眾所周知，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一重大政治論斷的提出，是黨在對我國發(fā)展階段進階、社會主要矛盾轉變、奮斗目標制定以及國際地位躍升等方面進行深入調研分析的基礎上，作出的事關全局的重大戰(zhàn)略轉向。要充分運用好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在認識中國國情中積極改造中國現狀，又從改造中國現狀中重新認識中國國情，如此循環(huán)往復、由表及里、去偽存真，真正把握歷史脈絡、找尋發(fā)展規(guī)律，進而得出富有預見性和獨創(chuàng)性的科學結論。黨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政治論斷，也是在深入調查研究基本國情的基礎上，找準了制約當代中國發(fā)展主要矛盾的切入點和著力點，即穩(wěn)定解決溫飽問題之后如何實現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創(chuàng)造性地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矛盾學說進行豐富拓展，彰顯出在動態(tài)發(fā)展進程中穩(wěn)妥處理社會主要矛盾的高超執(zhí)政智慧。黨的二十大發(fā)出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號召。要不斷豐富完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就必須積極學習借鑒國內外大量具有開拓性、原創(chuàng)性的調查研究結論，以概括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從而不斷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規(guī)律性認識，使得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更加清晰、科學和可感可行。應當講，黨的時代品格決定了開展調查研究必須極富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性，唯其如此，方能以更高質量的調研成果為提升黨的執(zhí)政水平服務、為完成新時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務服務。

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的傳家寶，是推進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發(fā)展的基礎條件，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轉變工作作風、密切聯(lián)系群眾、提高履職本領、強化責任擔當的重要經驗方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調查研究，輕車簡從、身體力行地深入基層一線聽實話、摸實情、辦實事，在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的火熱實踐中探尋總結治國理政內在規(guī)律，為全黨上下更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做出了示范表率。新時代，深刻把握調查研究科學方法論所蘊含的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創(chuàng)造性等屬性特質，嫻熟運用好這一管用有效的工作方法，對于積極化解前進道路上的各種矛盾風險，進而更好地為科學決策服務、為提高黨的執(zhí)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服務，必將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注釋：

①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M］，北京：學習出版社，2019年，第249頁。

②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頁。

③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頁。

④習近平：《之江新語》［M］，寧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4頁。

⑤習近平：《在吉林考察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0年7月25日，第1版。

⑥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9頁。

⑦習近平：《要多到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去解決問題》［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3/0205/c64094－20441274.html．

⑧孫少龍，黃玥，張研：《咬定青山不放松———黨的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貫徹執(zhí)行中央八項規(guī)定、推進作風建設綜述》［N］，《人民日報》，2022年10月9日，第1版。

⑨霍小光，杜尚澤：《“脫貧攻堅戰(zhàn)一定能夠打好打贏”———記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四川涼山地區(qū)群眾并主持召開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zhàn)座談會》［N］，《人民日報》，2018年2月14日，第1版。

⑩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6頁。

⑾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N］，《學習時報》，2011年11月22日，第1版。

⑿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9頁。

⒀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2頁。

⒁［美］愛因斯坦：《物理學的進化》［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2年，第66頁。

（作者：魯寧，新疆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0級博士研究生，講師；班永杰，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

（原載《新疆社科論壇》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