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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與貢獻

作者:張金才    發布時間:2023-09-05    來源: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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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重大成果”,并分四個歷史時期回顧了我們黨領導人民探索中國現代化的光輝歷程和偉大成就。在我們黨領導人民探索和實踐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鄧小平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領導我們黨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步一步推向前進。本文擬圍繞鄧小平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與貢獻進行具體研究和探討。

一、用“小康”來詮釋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充實和豐富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使之更加切實可感

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1964年12月,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鄭重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宣布“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重申了這一奮斗目標和戰略設想,強調“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成為黨團結帶領人民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響亮號角,產生了深遠影響。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鄧小平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問題進行了進一步思考。他從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國情以及與西方國家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具體實際出發,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重大命題和“小康社會”的具體目標,用“小康”來詮釋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充實和豐富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2015年10月29日,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來詮釋中國式現代化,明確提出到20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這個目標在上世紀末如期實現,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是對鄧小平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所作貢獻的高度評價。1979年3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時提出了“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命題。鄧小平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鄧小平主要從中國與西方國家技術水平存在差距的角度來說明這樣提法的原因。他指出:“現在我們的技術水平還是你們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紀末能達到你們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達到這個水平,也還要做許多努力。由于缺乏經驗,實現四個現代化可能比想像的還要困難些。”兩天后,即3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將“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提法簡化為“中國式的現代化”。他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只能達到發達國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鄧小平再次強調了中國與西方國家技術水平存在的差距,并從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詮釋了這個新名詞的內涵。此后,“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提法被廣泛運用。此后一段時間內,鄧小平對“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和“中國式的現代化”這兩個提法并沒有作嚴格區分,而是交替使用。比如1979年4月17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何炳棣時又使用了“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提法。他指出:“當前我們調整經濟計劃,主要是想把我國經濟發展搞得穩一點、快一點。我們要搞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不過他使用較多的還是“中國式的現代化”這個提法。“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和“中國式的現代化”這兩個提法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內涵一致。一方面是突出中國特色。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又說:“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并對人口多、底子薄這兩個重要特點作了闡釋。另一方面,是對“四個現代化”內涵和標準的進一步充實和完善。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說:“我們開了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后來改了個口,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會很高。”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回答他關于中國將來會是什么樣的情況,整個現代化的藍圖是如何構思的問題時,提出了“小康”的概念。他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鄧小平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指標表明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說明了“小康之家”的具體內涵。這里的“小康”,其實就是鄧小平所說的“中國式的現代化”。他說:“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從此,中國式現代化在20世紀的發展目標定位為“小康”,原來的到20世紀末“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設想進一步明確為“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具體標準原來定位為到20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000美元,后來考慮到人口增長因素,又把這一標準放在爭取達到800美元的水平上。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命題和“小康”的目標,是鄧小平對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以及當時與西方國家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具體實際進行清醒認識和深入思考的結果,這符合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落后和發展很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充分考慮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長期性和艱巨性,體現了他尊重實際、實事求是的一貫作風。“小康”目標的提出,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使中國式現代化更加切合中國實際,更加看得見、摸得著,調動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積極性。這是鄧小平為探索和開創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的重要貢獻。

二、提出 “三步走 ”發展戰略,為后來進一步明確和不斷完善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步驟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改革開放后,鄧小平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周恩來等關于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思想和戰略部署,逐步形成了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1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構想,為后來我們黨進一步明確和不斷完善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步驟奠定了重要基礎。鄧小平對中國式現代化步驟安排的總體設計,經歷了從“兩步走”到“三步走”的探索和實踐過程。最初,他主要是著眼到20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進行規劃和部署,并形成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提出了分兩步走實現小康目標的戰略設想。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實現四個現代化,從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對于我們的建設事業說來,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決定性的。這個十年把基礎搞好了,加上下一個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內實現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1981年4月14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時,對分兩步走實現小康目標的設想作了更為完整具體的表述。他說:“一九七九年我跟大平首相說到,在本世紀末,我們只能達到一個小康社會,日子可以過。經過我們的努力,設想十年翻一番,兩個十年翻兩番,就是達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千美元。”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正式將鄧小平的這一戰略設想確定為我國的發展戰略。大會指出:“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一九八〇年的七千一百億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二萬八千億元左右。”“為了實現二十年的奮斗目標,在戰略部署上要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后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在作出分兩步走實現小康目標戰略部署的同時,鄧小平已把目光投向 21世紀,開始醞釀中國跨世紀的發展戰略,并最終形成了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戰略構想。1982年8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提出在小康的基礎上,“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的目標。他說:“我們擺在第一位的任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初步目標,這就是達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實現這個目標,我們的情況就比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們取得了一個新起點,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1983年2月,鄧小平南下蘇杭,調研小康目標實現的可能性。一路上看到的情況,讓他感覺“四個現代化希望很大”。1984年10月1日,在新中國成立 35周年慶祝典禮上的講話中,鄧小平莊嚴宣告:“黨的十二大提出,到二〇〇〇年,我國的工農業年總產值,要比一九八〇年翻兩番。最近幾年的情況,表明這個宏偉目標是能夠達到的。”此后,鄧小平開始更多地談論第三步戰略目標,而且目標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具體。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在會見西班牙客人時,闡述了完整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他指出:“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那時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一萬億美元,雖然人均數還很低,但是國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半年后,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在“三步走”發展戰略的引領和推動下,我國逐漸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快車道。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世紀末,我國先后勝利實現了“三步走”發展戰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標。到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已達89404億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任務已經超額完成,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取得的偉大成就,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第二步目標的順利實現,為邁向第三步目標奠定了良好基礎。鑒于在 20世紀末“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在 21世紀頭 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即到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 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實際上是把鄧小平提出的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第三步目標進行了豐富和完善,時間上也將本世紀頭50年分成了前20年和后30年兩個階段。黨的十九大立足“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期,又將從 2020年到21世紀中葉這30年細化為兩個階段,作出“兩個十五年”的新的兩步走戰略安排,將鄧小平提出的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間提前了15年,同時提出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黨的二十大重申了十九大關于分兩步走的戰略安排,并在十九大基礎上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進一步科學謀劃和部署安排。由上可知,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對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部署和步驟安排經歷了一個日趨明晰和不斷完善的過程。在這其中,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發展戰略起了基礎性作用。這是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為探索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的又一重要貢獻。

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則,為正確和穩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方向和遵循

基于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鄧小平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性質、方向等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則。一是堅持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堅持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不動搖,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的一條基本原則。鄧小平反復強調,我們搞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1985年3月 25日,他在會見美國新聞界人士時指出:“從我們制定戰略目標起,就把我們的建設叫作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經常講四個現代化,往往容易忽略了主詞:社會主義。”同年8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主席、政府總理穆加貝時指出:“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1990年4月7日,他在會見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等的談話中,更加明確地指出:“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些談話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保證了中國式現代化正確的政治方向。二是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只有堅持共同富裕,才能使現代化建設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避免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才能正確處理社會各群體、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保持社會和諧穩定;才能保證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對此,鄧小平有過許多論述。1985年3月7日,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我們采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5月20日,他再次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9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時進一步強調:“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我們搞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我們遵循兩條最重要的原則,第一,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第二,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些談話都明確強調了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對于保證中國式現代化社會主義性質的重要意義,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指導。三是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要求。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在領導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鄧小平強調“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必須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文明”一起抓。他明確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我們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還不高,……主要地只能靠積極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來解決”;“我們現在搞兩個文明建設,一是物質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一方面,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政治路線,是把四個現代化建設作為重點,堅持發展生產力,始終扭住這個根本環節不放松”;“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另一方面,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傳承中華文明,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思想引領和精神支撐。1982年2月25日,鄧小平在會見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時指出:“我們要提倡精神文明,在這方面我們有自己的傳統,要教育我們的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講禮貌,守紀律,要艱苦奮斗。我們國家的每個人包括娃娃都要有愛國主義精神,有民族自尊心,這與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密切相聯的。”8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鄧昌黎、陳樹柏等人時說:“精神文明建設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保證。為什么提這個問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是正確的,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世界上腐朽的東西、中國老的東西重新出現,而且已經出現。沒有理想,沒有艱苦奮斗的精神不行,精神面貌可以直接影響物質。”這種將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通盤考慮,全面地綜合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謀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產生了深遠影響。四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和平是發展的條件,發展是和平的保障。在領導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鄧小平正確分析國際形勢,作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重要判斷,領導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一方面,鄧小平從戰略高度闡明,中國對外政策的立足點就是要通過謀求世界和平為現代化建設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1984年5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時明確指出:“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在爭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發展自己的國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5年4月15日,他在會見外賓時同樣指出:“我們把爭取和平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爭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們搞建設的需要。沒有和平環境,搞什么建設!”另一方面,鄧小平又明確宣告,中國永遠不稱霸,不做超級大國,即使將來發展起來了,還是屬于第三世界。1978年5月7日,鄧小平在會見馬達加斯加客人時說:“我們現在還很窮,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方面,還不可能做得很多,貢獻還很小。到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國民經濟發展了,我們對人類特別是對第三世界的貢獻可能會多一點。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永遠不能稱霸。”同年10月25日,他在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重申:“中國永遠不稱霸,現在不稱霸,將來實現了四個現代化,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決不稱霸。”這些論述既是對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鄭重宣誓,也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綜上分析可知,在我們黨探索、開創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鄧小平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提出的“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命題和“小康”的目標,擘畫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圍繞堅持中國式現代化的性質、方向等問題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原則,既是對改革開放前毛澤東、周恩來等關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思想和戰略部署的豐富和發展,也對后來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繼續探索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不斷取得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我們要繼續堅持中國式現代化這條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使之進一步在認識上深化、戰略上完善、實踐上豐富,奮力譜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篇章。

作者:張金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