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非常欣賞克魯泡特金的一句名言：“一次暴動勝于數千百萬冊書報。”所以，當五四風潮來臨時，他一反歷來埋頭書齋的文弱氣質和內向性格，在超強度的體力支出和神經高度緊張的情況下，不遺余力地奔波于街頭，聯絡、組織、演講……

瞿秋白曾說：“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之一。當時的同學里，誰也不愿意干，結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我得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鄭振鐸說：“秋白在我們之中成為主要的‘謀主’，在學生會方面也以他的出眾的辯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們的活動，正確而富有靈活性，顯出他的領導天才。”

這一年，瞿秋白在學生運動中嶄露頭角，這也為他在以后選擇走上政治之路打開了一條通道。

瞿秋白除了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外，還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尤其是俄國文學作品。1919年9月15日，《新中國》第一卷第5期發表了他翻譯的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閑談》，這是他的第一篇俄文翻譯作品。此后，他陸續翻譯了果戈里的幾篇作品，以及法國作家都德的作品。

此間，他撰寫的一篇重要文章《不簽字后之辦法》，發表在1919年7月17日北京《晨報》。文章用簡潔的語言提出了政府、國民、學生各自應當速辦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條。此文相當于現在的時事評論（政論），對現實有很強的指導作用。文章分“政府所應辦者有三”“國民所應辦者有六”“學生所應辦者有三”等三部分，聯系當時社會現狀，就政府、國民、學生三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文章指出，“對德方面……對德取消交戰狀態……同時聲明山東之解決，中國另行提出與英、美、法、日討論時與德國無涉。”“對協約國方面……切實與各協約國磋商，請各國正式表示認可之意，將來國際聯盟開會時多一根據……”“對日本方面……萬勿再與日本訂立自喪主權之條約”，“抵制日貨，堅持勿懈。”

分析瞿秋白的語言風格：一是評論一針見血，擊中問題要害。作者緊扣國內外關注的大事要事，抓住問題本質所在，要言不煩，直擊要害。作者提出的幾點，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沒有空發議論。二是條理性強，針對性明確。從對德、對協約國、對日本等三方面展開分析，最后呼吁從國家與個人兩個層面著手行動。

同年11月，他和鄭振鐸等人創辦《新社會》旬刊，討論勞工運動等問題，旨在“盡力于社會改造事業”，并在該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表現了鮮明的政治傾向。瞿秋白呼吁各國的留學生以及華僑華工：“亟宜組織通訊社……并可激發國外輿論，冀博取英法各國之同情，或可挽救于萬一。”針對國內學生則倡導：“各地學生聯合會宜多出書報，厲行研究外交與政治，為社會工作提供指導。”他鼓勵組織通訊社、創辦報館、多出書報，極為重視宣傳工作。

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說：“一九一八年開始看了許多新雜志，思想上似乎有相當的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從這里可以看出，五四運動是瞿秋白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節點。也就是說，從這個時候開始，他認識到了自己該干什么，今后向哪里去。所以到了1920年秋，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為報道世界各國的真實形勢，決定派駐外記者分赴英、美、法、德、俄等國，瞿秋白應聘《晨報》，以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俄國采訪報道。他說：“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

從此，瞿秋白開始了自己漫長的風雪之途，也開始了政治人生的艱難跋涉。

（來源：《黨史信息報》2023年7月19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