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一帶一路”極富想象與創意，它源于古代中國的文化符號，又賦予了現代中國的文化元素。有人說，“一帶一路”與其說是“路”，不如說是“道”。我是非常贊同這一看法的。原先對應千萬級、上億級人口規模的西方現代性文明及其制度安排，遠遠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要求，反而成為全球化的桎梏。傳統全球化時代，國際交往理性本質上是非理性的，是西方單方面確立的，是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邏輯、全球化的演進邏輯相背離的；世界精神本質上是西方精神的世界化，是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結果。

“一帶一路”建設的制度設計和機制化安排，都是一定的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念的投射

文化是制度的本體。“一帶一路”建設的制度設計和機制化安排，都是一定的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念的投射。中國作為“一帶一路”的首創國、主導方，中國規劃制定的“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綱領，注入了中國價值和中國精神，為重構新全球化時代的國際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奠定了基礎。

具體來說，“一帶一路”的合作主體是沿線國家，不搞關門主義，不孤立第三方，不設排他性條款，這與西方主導的依附型世界體系和集團化合作機制是不一樣的。“一帶一路”的合作內容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這與西方追求的資本擴張、殖民掠奪是不一樣的。“一帶一路”的合作原則是“共商、共建、共享”，它“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這與大國主導、幾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邏輯是不一樣的。“一帶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這與西方慣常的中心意識、冷戰思維、優越感是不一樣的。“一帶一路”的交往理性是“尊重彼此主權、尊嚴、領土完整，尊重彼此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這與西方奉行的社會制度趨同化、發展模式西方化、西方文化普世化是不一樣的。“一帶一路”的發展目標是“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這與西方信仰的叢林法則、梯度發展邏輯是不一樣的。“一帶一路”的理想愿景是“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這與西方建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不一樣的。

“一帶一路”不僅僅是聯通中國與世界的經濟帶，也是聯通中國與世界的“文明大運河”。“一帶一路”蘊涵的絲路精神、發展理念、哲學智慧，將中華古代文明、西方文明的優質基因熔為一爐，將社會主義價值觀注入其中，它意味著一種新型現代性即將出場，意味著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和世界精神正在崛起。這是一種對應十億量級人口規模的人類新文明。

繼承了西方經典現代性的優質基因，但又規避了西方文明的地域性、片面性、狹隘性

這種新型人類文明和世界精神繼承了西方經典現代性的優質基因，但又超越了西方文明的地域性、片面性、狹隘性。這大概體現在這樣一些方面：超越線性進化、梯度轉移的發展邏輯，代之以跨越趕超、共同復興的發展觀；超越西方中心論，代之以多中心的崛起；超越狹隘的民族觀和種族優越論，代之以人類整體觀；超越西方文明最優論、文明沖突論，代之以包容互鑒的文明觀；超越以實力抗衡為基礎的叢林法則、霸權秩序，代之以合作共贏原則；超越小集團化的圈子意識，代之以平等參與的地位觀；超越依附型的世界體系和中心-邊緣結構，代之以命運共同體；超越歷史終結論和意識形態的邊界，代之以人類的視野和世界的眼光。總之，“一帶一路”建設，改變的不僅是世界經濟格局，還將改變全球化的術語，改變國際交往的規則，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

這種人類新文明的精神實質與中國在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化主張相通。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有條件為人類新文明的崛起提供中國價值、中國理念。正是在此意義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說，“中國的奮斗，便是人類的奮斗”。

人類新文明不僅不會遮蔽民族文化的價值，反而會推動各民族文化意識的覺醒

人類新文明不是某種民族文化的世界化，不謀求取代各個民族國家的主導文化，更不是要以一種世界性的文明湮沒各個民族國家的文化。人類新文明不僅不會遮蔽民族文化的價值，擠壓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間，消磨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反而會推動各民族文化意識的覺醒，在全球化的境遇中保存“文化自我”，在國際交往中強化自己的文化身份。

人類新文明與民族文化相互補充，各司其職。民族文化的功能在于塑造國民的文化心理、民族性格、行為方式、生活習慣乃至精神家園，而人類新文明則是為了確立國際交往理性，規范國際交往行為。比如，在一國之內，為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我們可以根據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奉行救濟原則、幫扶理念、大局觀念，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先富帶動后富、東部支援西部、內地援助邊疆、城市反哺農村等方式來實現共同發展、平衡發展，但如果試圖將這套交往理性推廣到世界則是非理性的，世界經濟交往中“合作共贏”原則顯然具有更大的適應性。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2023年08月7日 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