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的一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和國的建設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也與報刊結下了不解之緣。

給報刊撰寫稿件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但這一時期的勞動立法對勞動條件規定過高，不僅增加了生產成本，還引發了一些勞資糾紛，甚至影響了工農聯盟。對此，1933年4月，時任蘇維埃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的陳云在《斗爭》發表了《蘇區工人的經濟斗爭》一文，指出這些規定和做法的危害：“不問企業的工作狀況，機械地實行8小時與青工6小時的工作制；不顧企業的經濟能力，強迫介紹企業工作進去；在年關斗爭中許多城市到處舉行有害蘇區經濟流通的總同盟罷工。這種‘左’的錯誤，可以使許多企業和作坊倒閉，資本家乘機抬高物價，并欺騙工人，使工人脫離黨和工會的領導。所以，這種‘左’的錯誤領導，是破壞蘇區經濟發展，破壞工農經濟聯盟，破壞蘇維埃政權，破壞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這些觀點和建議，最終促成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勞動法》的全面修訂，不僅刪除和修改了一些過“左”的條文，還普遍降低了勞動條件，使蘇區的勞動立法基本定型。自1933年4月至9月，陳云在《斗爭》上共發表10篇文章，涉及工會工作、領導方式、職工運動等諸多方面，為糾正蘇區工作中的錯誤，指導蘇區工作的開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紅軍長征開始后，為了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革命和紅軍長征的壯舉，陳云于1935年秋寫下了《隨軍西行見聞錄》一文，1936年初發表于中共在巴黎主辦的《全民月刊》上，同年，這篇文章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1936年二三月間，陳云又以施平的筆名在《共產國際》雜志上發表了《英勇的西征》一文。這兩篇文章的發表，使各國人民對中共領導下的紅軍革命有了一個全面真實的了解。

為報刊把脈定向

1944年3月，陳云出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為掌握經濟動態，開始細致入微的調查研究，指導編印了《經濟參考消息》半月刊，主要從國統區的各種報刊上摘選財經資料和行情變化訊息。1947年7月，《安東日報》《遼寧日報》合并，《遼東日報》創辦，作為當時中共遼東分局機關報。為了密切配合當地的工作開展，時任遼東分局書記兼軍區政委的陳云為《遼東日報》確定了“軍事宣傳和土地改革”的宣傳重點，制定了“全黨辦報，大家寫稿”的辦報方針，并將辦報工作形象地描述為“一手拿槍，一手拿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云盡管工作千頭萬緒，卻仍然不忘為報刊把脈定向。1980年12月29日，陳云對《人民日報》提了意見，認為《人民日報》發表了很多好文章，但是有些太長，如果加一個提要，標一些小標題，文內分一二三，人家忙了也可以看一個要點。所以，他講道：“報紙要改進，要爭取他們看，要爭取更多的人看，這很重要。”1982年5月11日，陳云又向人民日報社提出報紙要為廣大讀者著想的意見：“報紙要為廣大讀者著想，報社的領導和編輯要經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讀者’，‘假如我是一個很忙的讀者’。《人民日報》為人民嘛。”他說：“文章越長，看的人越少；越短，看的人越多。應當多寫點‘豆腐塊’文章。”

用報刊正綱肅紀

延安時期，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陳云堅持一手抓組織發展，一手抓正綱肅紀，使黨組織迅速發展壯大。1939年，為了嚴肅黨紀，陳云曾親自處理劉力功違紀一事，在延安產生了很大影響。劉力功是一名由國統區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1938年入黨，先是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后進入中央黨校訓練班，專門學習了黨的建設的課程。當黨組織決定分配他到華北前線的基層工作時，他卻不服從組織決定，提出要進延安馬列學院或回原籍工作，并以退黨相威脅。陳云考慮到劉力功是名入黨不久的新黨員，本著關心愛護原則，先后派人與他談了7次話，最終經慎重考慮后決定開除他的黨籍。陳云在1939年5月23日《解放》第72期上發表《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一文，論述了共產黨員加強黨性鍛煉，特別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極端重要性。該文引發了極大震動，使延安一時出現了“三多三少”的現象，即講個人要求的少了，服從組織分配的多了；圖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線和艱苦地區鍛煉的人多了；自由主義現象少了，嚴守紀律的人多了。

隨后，陳云還在《解放》第73期上發表了《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提出黨員的6條標準：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百折不撓地執行決議；做群眾的模范；學習。這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對黨員標準的完整概括，有力提升了黨員隊伍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來源：《黨史信息報》2023年6月1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