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馬克思主義的播火者，李大釗在學習、傳播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他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者，既是黨的創建者，又是青年學子的人生導師，等等。在這多重身份和角色中，有一個角色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譯介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翻譯家。李大釗的譯文極具個人特色，多采用摘譯、“夾敘夾譯”、譯述結合等形式 ，用語簡練、通俗且富有文采。他對許多專有名詞的翻譯準確、貼切，充分展現了他精深的中外文化造詣和高超的翻譯水平，特別是深厚的馬克思主義修養。作為紅色翻譯家的李大釗，不僅及時準確地向國內傳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新消息，還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河，探索性地提出走“與英、德、俄有異的”“有特性的”道路的初始構想，確立了工人農民在革命中的主體地位，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創建了組織、儲備了人才、播撒了“火種”，并英勇奉獻出自己的生命。

[關鍵詞]李大釗 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 翻譯

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經日本、俄國等地輾轉傳入我國，為身處生死存亡之際的中國人帶來了新的希望和科學指引。在這一過程中，李大釗作為我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同時又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其作出的偉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一百多年前，正是由他率先在中國舉起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認定中國和世界必將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堅定地說道：“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頁。】“我總覺得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害[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自此以后，向中國人民傳播馬克思主義真理就成為李大釗矢志奮斗的終身事業。自李大釗就義后，近百年來，各界開始了對李大釗生平、思想和貢獻的研究。國內外的李大釗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出版了李大釗傳記、文集、全集、年譜等標志性成果，發表了大量研究著述。關于李大釗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中的巨大作用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此不一一贅述。李大釗作為北洋法政學堂和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優秀學子，其英語、日語等外文水平較高，因此，在翻譯傳播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譯介活動

20世紀初期，面對中國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和廣大人民所處的水深火熱的苦難現狀，李大釗輾轉多地求學，從家鄉的永平府中學，到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再東渡日本前往早稻田大學學習，急切尋求改變中國悲慘現狀的“良方”和“工具”。在求學過程中，李大釗不但刻苦學習規定課程，利用課余時間閱讀大量報刊、書籍，如饑似渴地汲取各種新思想的養分，廣泛涉獵西方各種民主和自由學說，還通過各種方式積極學習英語、日語等。尤其在日本留學期間，李大釗的英語和日語水平有了質的提升，不僅能夠自如地進行英文、日文的翻譯和論文寫作，還能夠將其運用于革命實踐，這些都為他回國后引進、傳播馬克思主義夯實了語言基礎。

李大釗雖不是中國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但卻最早拋棄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選擇了社會主義，從而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究其原因，一是因為他是在對多方思潮進行比較后才極其慎重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二是因為他將馬克思主義視作系統完備的科學的知識體系，非常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研究和宣傳。在這方面，他著述頗豐，研究深入、系統且精當，全面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強調階級斗爭“恰如一條金線”，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塊“從根本上聯絡起來”。【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19頁。】

在著書立說之余，李大釗指導、組織甚至親身參與了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據考據，李大釗最早的翻譯工作可以追溯至1912年。當時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求學，并擔任了北洋法政學會編輯部部長。李大釗和同事們經過多方努力，于1913年4月1日推出了《言治》創刊號。李大釗不僅在《言治》上發表了《隱憂篇》《大哀篇》等多篇文章和詩作，還首次刊發了自己的第一篇譯稿《托爾斯泰主義之綱領》。該譯文不僅是李大釗學習日語的成果，也是其介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一次嘗試。

已有史料表明，李大釗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尤其是《共產黨宣言》等的翻譯和傳播中作出了直接的、非常突出的貢獻。如在組織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方面，1920年在李大釗的倡導下，北京大學學生發起成立“馬克斯學說研究會”（1921年正式對外公開）。這個研究會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組織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當時，研究會成立了一個翻譯室“亢慕義齋”，下設英文、德文和法文三個翻譯組。德文組曾翻譯過《共產黨宣言》油印本，其中的部分譯文曾被《京漢工人流血記》引用過。1920年2月，陳獨秀離京赴滬建黨前，特地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走《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這都為后來陳望道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起到助力作用。

在組織和指導馬克思主義文獻翻譯工作之余，李大釗還親自翻譯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例如，1926年2月至3月初，他翻譯了美國《工人月刊》第5卷第3期（1926年1月出版）刊載的馬克思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和編輯按語，并在同年3月12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引用了該文的部分內容。5月，李大釗發表的《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完整介紹了該文，將其題目翻譯為《中國及歐洲的革命》，并加以評述。【參見王東紅：《百年黨史視域下李大釗譯述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考略》，載《北京黨史》2021年第3期。】

據不完全統計，李大釗翻譯的馬克思主義相關文獻近30部，其中既有完整譯介的文獻，如《托爾斯泰主義之綱領》《精琦氏憲法論》《世界觀》，也有用大段篇幅摘譯的文獻，如《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還有譯介和論述交相呼應的文獻，如《俄羅斯革命之過去、現在及將來》《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等。李大釗將馬克思主義視作系統完備科學的知識體系，認為“拼上半生的工夫研究馬克思，也不過僅能就他已刊的著書中，把他反復陳述的主張得個要領，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15頁。】。因此，他從一開始就注重完整準確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開了一個好頭。

二、譯介特色

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譯介呈現出較為鮮明的個人特色，他不是為了成為翻譯家而翻譯，也不是為了出版專著而翻譯，而是希望通過中國的語言將馬克思的思想融入中國人民的頭腦，讓廣大人民能夠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先進的科學真理，并將其正確運用于實踐。李大釗的最終目的非常明確，那就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因此，為了更便捷地向廣大民眾傳播馬克思主義，他選取出版周期相對較短的報刊專欄作為載體，譯介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他的翻譯形式多樣，雖然偶有完整譯介的文章，但更多的是采取摘譯、“夾敘夾譯”、譯述結合等形式。

（一）在專文中開辟單獨章節，大段摘譯馬克思恩格斯經典文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和《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尤其是在《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中，李大釗用了約80%的篇幅譯述了馬克思于1862年8月發表于《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李大釗大段摘譯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經典論述，主要依據的底本為河上肇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哲學的貧困》等。

在介紹《共產黨宣言》時，李大釗摘譯道：

凡以前存在的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全社會越來越分裂為互相敵視的二大陣營，為相逼對峙的二大階級：就是有產者與無產者。……有產者階級，于其不滿百年的階級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過去時代曾造的還厚且巨的生產力。……有產者階級不但鍛煉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產出去揮使那些武器的人——現代的勞動階級、無產者就是。【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24—25頁。】

在介紹《〈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時，李大釗是這樣翻譯的：

一社會組織，非到他的全生產力，在其組織內發展的一點余地也沒有了以后，決不能顛覆去了。這新的，比從前還高的生產關系，在這個東西的物質的生產條件于舊社會的母胎內孵化完了以前，決不能產生出來。【同上書，第26頁。】

在介紹《哲學的貧困》的內容時，對于馬克思的名句“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李大釗是如此翻譯的：“手臼造出有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制粉機造出有產業的資本家的社會。”【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23頁。】

可以看出，李大釗是完全有基礎、有能力去完整翻譯馬克思的著作的，但是他卻沒有選擇當時其他紅色翻譯家出版譯著的方式，而是通過各種報刊專欄發表專文，以直接呈現馬克思的經典論斷。究其原因在于，與出版譯著相比，報刊的形式更加靈活、出版周期較短，能夠更加快捷、生動地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想傳入廣大人民的頭腦中。

（二）“夾敘夾譯”“譯述結合”，將馬克思主義思想與個人見解融會貫通，傳輸給廣大讀者。其中較為典型的有《俄羅斯革命之過去、現在及將來》《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1921年3月，在《俄羅斯革命之過去、現在及將來》中，李大釗不僅介紹了俄國革命的時代背景、歷史過程和現狀，而且比較分析了中俄兩國的國情：“俄國土地很大……許多民族，混雜居住……俄全國人口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是農民。農民的氣質，和中國人差不多，保守性重……全是專制壓迫的結果”【同上書，第282—283頁。】，并得出“俄國這次大革命，不是獨獨代表俄國精神，是代表人類共同的精神。……此次俄國革命，足以表示全世界人類共同的精神。他底辦法，雖然不能認為終極的理想境界，但他是革命的組織，是改造必經的階段，自由的花是經過革命的血染，才能發生的”【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285頁。】等結論。

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文中，李大釗譯介了英法等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基本情況，考察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等形形色色社會主義流派的發展狀況。更為可貴的是，他還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內涵界分，提出了對社會主義的個人理解，澄清了當時知識界對社會主義存在的誤解。如針對社會主義不再有競爭的誤解，他認為，“人咸以為實行社會主義之后，決不發生競爭。……今社會主義毫無競爭，豈不令人枯死么？……故認社會主義為無競爭者誤矣”【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頁。】。

（三）在介紹或批判非馬克思主義思潮中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萌芽。在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國情》《托爾斯泰主義之綱領》等。在《國情》一文中，針對袁世凱以重金聘請的“中華民國政府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日本人有賀長雄所制造的“特別國情論”，李大釗逐一進行了批駁，并在最后總結道：“言國情者，必與歷史并舉，抑知國情與歷史之本質無殊，所異者，時間之今昔耳。昔日之國情，即今日之歷史；來日之歷史，尤今日之國情。談憲法者，徒顧國情于往者，而遺國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為近今之國情，較往昔之國情為尤要。”【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頁。】也就是說，研究國情應把重點放在當下，而不是歷史，應以發展的觀點認識當下國情。

在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前，李大釗在1913年較為完整地介紹了《托爾斯泰主義之綱領》一文。該文底本為日本學者中里彌之助（即中里介山）的《托爾斯泰言行錄》（增補版）的附錄，主要闡發了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思想，對革命、勞動、善等概念進行了定義。其中，李大釗譯道：“今之文明，虛偽之文明也。為少數階級之淫樂與虛榮，幾千萬多數之下階層階級窮且餓矣。”“今之文明虛偽也，則革命必不得不至。”“今勞動者痛苦之原因，蓋于他有掠奪彼等之勞動者故也。易言之，即彼等背后有奸惡之國家制度故也。”【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408頁。】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式人道主義思想對李大釗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從思想上引發他對革命、勞動等進行了深入思考，并在他探尋更加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真理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通過以上諸多譯文，我們可以看出，李大釗的譯文用語準確、表述流暢，意思通達、簡練且富有文采，他對許多專有名詞的翻譯準確、貼切，即使對比我們當今使用的經典著作譯本，也幾乎毫不遜色。這也充分展現了他精深的文化造詣和高超的翻譯水平，特別是深厚的馬克思主義修養。

三、主要譯介內容

一是重視對“國情”的了解和研究。由于馬克思主義誕生于資本主義工業國德國，而當時的中國還是生產力極為落后的封建農業國，兩國的國情存在巨大差異，因此，李大釗提出，要想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更好地落地生根、發揮作用，必須做出切合當時中國國情的調整。李大釗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始于其1914年《國情》一文對古德諾“中國特殊國情論”的分析和評論。作為袁世凱以重金聘請的“中華民國政府憲法顧問”，古德諾以“中國特殊國情論”為袁世凱復辟專制帝制制造輿論，引起李大釗在《國情》一文中對其的批評。李大釗針對古德諾的中國人民“無參究政治之能力”、中國人民“不習于代表之政治”兩點謬說進行了分析和評論。【參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107—109頁。】李大釗認為，要解決中國問題首先必須對現實的國情有清醒的認識；其次，分析研究中國國情的根本立足點在于，必須依靠中國人自己，亦即“國情之不可與客卿謀”【同上書，第107頁。】。

二是批判教條主義，初步萌生走“與英、德、俄有異的”“有特性的”道路的思想。在李大釗看來，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能夠為中國革命指引正確方向，但卻不能將其教條化。對此，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指出：“相信了這個定命說，除去等著集產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議也沒有，以致現代各國社會黨都遇見很大的危機。”【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32頁。】1926年5月，他在《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開篇就提出反對教條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批評當代歷史事實的論文，是無產階級研究馬克思的人們絕好的材料的寶藏。我們現在要想根據馬克思主義就中國現在的民族命運尋求一個顯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讀馬克思當時關于中國革命的論文。從此我們不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們更可以看出他怎樣的應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歷史事實，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果。”【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5卷，第104頁。】

關于社會主義在不同國家的發展是否要因循相同的路徑，李大釗也進行了有益的思考。1923年9月，李大釗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中指出：“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197頁。】對于如何實現這一藍圖，李大釗極具先見之明地提出了走有自己“特性”的獨立自主之路的初步設想。1923年10月，李大釗與日本記者交談時指出：“由于俄國與中國的國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間怎樣宣傳，我國的改造惟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完成。”【同上書，第346頁。】這一“獨立自主的”思想萌芽對于后來中國共產黨克服蘇聯模式的弊端，走自己的路，起到了開端作用。

三是確立工人農民在革命中的主體地位。李大釗不僅重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先鋒作用，直接投身工人運動，而且更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積極發動和組織農民斗爭。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中，工人階級是作為無產階級的同義語而使用的，他們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力量。對于這一點，李大釗沒有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而是結合中國國情，經過慎重思考，提出了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為農民和工人的觀點。1925—1926年，李大釗在《土地與農民》中強調：“在經濟落后淪為半殖民的中國，農民約占總人口70%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農業尚為其國民經濟之基礎，故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5卷，第76、85頁。】

李大釗在許多文章和譯文中使用了“勞動階級”“勞工階級”指代馬克思的“工人階級”。如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翻譯《共產黨宣言》時就說：“現代的勞動階級、無產者就是。”他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一文中提出：“共產黨人的運動，是勞工階級的運動。”【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5頁。】從這種獨到見解可知，李大釗早在五四時期就提出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它實際上體現出李大釗思想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萌芽。

李大釗對于中國革命主要力量的選擇也不是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是付諸實踐。1923年，在他的關心和指導下，河北省平山縣成立了我們黨的第一個農村基層組織，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批農民黨員，其中包括我們黨歷史上第一位農民黨員弓鳳洲。

四是積極構想中國未來社會主義道路。李大釗在與張東蓀、梁啟超等人的論爭中，闡明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他認為，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已經出現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資本主義國家雖然發展迅速、國力雄厚，但由于自身的體制問題，已經積弊深重，中國要想獲得長久的發展，必須超越資本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同時，社會主義同樣也可以像資本主義一樣發展實業，實現經濟和國力的增長。“因為資本主義之下，資本不能集中，勞力不能普及，社會主義之下，資本可以集中，勞力可以普及……中國不欲振興實業則已，如欲振興實業，非先實行社會主義不可。”【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272頁。】“因在當時之世界，正是資本主義勃興之時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資本主義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偉業”，“然在今日謀中國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維新時代之政策”。【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5卷，第227頁。】

李大釗還根據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描繪了中國未來社會主義的藍圖。他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文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共同特征，社會主義制度將是“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社會主義亦有相當的競爭”，但不同于資本主義那種“使人類入悲慘之境”的競爭。【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354、196頁。】

五是創造性地運用列寧的“灌輸”理論，提出讓農民由外而內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熏陶。雖然李大釗認為，“農民不是天然的社會主義者”，但是由于他自己出身農村，對于農民的具體情況較為熟悉，因此，他認為，“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于極點”【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05頁。】，但是在那里蘊藏著巨大的革命能量。同時，他也認識到，農民的思想覺悟較低，不具備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覺，如果沒有先進思想的引導，很難形成有助于革命的理論，因此，他們需要由外而內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灌輸”，就如列寧所說的，“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 《列寧選集》第3版修訂版第1卷第317頁。】，而對于農民來說，則更是如此。在具體的實踐中，這個任務就落到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肩上。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中提出：“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04頁。】因此，他號召中國青年“到農村去”，向農民傳授先進文明，尤其是讓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熏陶。1921年，李大釗在《俄羅斯革命之過去、現在及將來》中再次強調：“少數智識階級應該努力拿新思想灌輸到農民的心里中，使他自己論斷是非。”【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283頁。】

六是貫徹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聯合思想，提出“橫向聯合”理論。早在1919年12月28日的《大聯合》一文中，李大釗就提出了“小組織、大聯合”思想：“我很盼望全國各種職業各種團體，都有小組織，都有大聯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礎。”【同上書，第140頁。】這一思想后來發展為“橫向聯合”思想。李大釗認為，由于中國深受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壓迫，所以實行社會主義時，“應當與資本中等……階級聯成一氣，使中國成一獨立者，不受國際壓迫之國家”【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198頁。】。1920年，李大釗曾追隨共產國際聯合吳佩孚，是其建立統一戰線的一次嘗試。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由于自身還處于發展稚嫩的時期，力量相對弱小，于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1922—1923年，在國共合作方案爭論不下、即將宣告破產的緊急關頭，李大釗立足實際，科學運用了馬克思的聯合斗爭思想，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歷史貢獻： “播火”與“點種”

及時準確地傳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新消息。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不斷傳播，革命斗爭風起云涌。俄國率先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于革命實踐，于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過這里所謂“送來”的途徑到底是什么呢？筆者認為，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由于當時國內外反動派對十月革命采取敵視態度，國內報紙對十月革命的報道極為混亂，“真消息難以傳出”，再加之中俄交通一時中斷，關于俄國十月革命的準確報道以及該革命運動中蘊含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只能經由日本傳送到中國。如前所述，李大釗求學時期對于日語、英語等的扎實掌握，為他從國外報刊獲取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消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彼時，李大釗克服帝國主義輿論機器的封鎖，千方百計通過日文和英文報刊搜集十月革命的消息，為國內民眾及時準確獲知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消息作出了重要貢獻。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李大釗很早就開始關注俄國革命運動的消息，甚至在十月革命爆發之前，他就對這一重大革命事件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有了超前且精準的認識。1917年10月10日，也就是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前28天，李大釗就在《太平洋》第1卷第7號發表了《此日》一文，文中指出：“最近俄人且于酣戰之中，不憚高樹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168頁。】這里可以看出李大釗思想的超前預見性和深邃性。

積極培養馬克思主義青年人才。在這一方面，還有一個關于李大釗“點種”的故事。1918年夏，李大釗回到家鄉，在親戚詢問其職業時，他用“點種”來回應。李大釗這里所謂的“點種”，實際上指的就是播撒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火種。那么，如何在實踐中“點種”馬克思主義？李大釗的做法是積極培養優秀青年人才，在理論上提高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在實踐中鍛煉他們的共產主義意志，從而為“少年中國”培養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后，他在紅樓的辦公室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陣地，這里吸引了許多熱情上進的年輕學子。他不僅影響和培育了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還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一代精英，其中既有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的翻譯家，如侯外廬等，還有為革命事業英勇犧牲的烈士，如鄧中夏、高君宇等，甚至還包括黨的領袖級人物，如毛澤東。1918年秋天，毛澤東從湖南來到北京，經在北大工作的楊昌濟教授介紹，認識了李大釗，并在他的積極安排下，擔任了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1918年10月至次年4月，在這約六個月的時間內，李大釗與毛澤東經常交流，他不僅向毛澤東推薦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還經常一同探討馬克思主義學說。毛澤東后來回憶道：“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轉引自[美]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頁。】李大釗對于中國革命主要力量的判斷，尤其對于中國農民的重視，對毛澤東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923年6月，李大釗和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再次相見，毛澤東時任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他就農民運動問題一直與李大釗保持著聯系，還特意將李大釗的《土地與農民》這篇重要文獻編入《農民問題叢刊》，這也表明了毛澤東對李大釗思想的高度重視。

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先河。相較于很多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歷了一個更為艱苦、深入的比較和鑒別思考的過程。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俄國革命實踐中，從對各種思潮的比較中，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在把準中國特殊國情的基礎上提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重要原則，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先河。

李大釗甫一接受馬克思主義，就將其視作“一個時代的產物”，并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36頁。】，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更重要的是將其“應用于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李大釗研究會編注： 《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397頁。】之中。他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同上書，第197頁。】，所以它將是“共性與特性”相結合的一種新制度。

李大釗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革命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關于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必須依靠農民、必須通過從外向內的“灌輸”讓農民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熏陶、必須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等一系列論述，對于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起著開創性作用。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作為先行者的李大釗探索性提出走自己的路的初始構想，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創建了組織、儲備了人才、播撒了“火種”，并英勇奉獻出自己的生命，他所作出的偉大歷史貢獻不可磨滅。

（張甲秀：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