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黨刊是記錄時代風云、進行輿論引導、捍衛主流意識形態的關鍵陣地，是黨的奮斗歷程的同行者、見證者和記錄者。1922年 9月 13日，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機關報《向導》周報創刊，1927年 7月因汪精衛背叛革命而被迫停刊，社址經上海、北京、廣州、武漢等地，輾轉南北，歷時近 5年，共出版 201期，設有“時事短評”“中國一周”“世界一周”“寸鐵”“各地通訊”“讀者之聲”等欄目。

《向導》在嚴酷的革命環境下堅持出版發行，且薈萃了當時黨內第一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從最初僅發行數千份，到最多時達 10萬余份，在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指導中國工人運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中國革命忠實而勇敢的“向導”，被讀者贊揚為“黑暗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

本文綜合運用報刊史料和相關文獻，將《向導》置于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歷史語境中作一考察，探討《向導》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歷史貢獻。

一、宣傳闡釋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實踐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

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實踐性、開放性和時代性，是指導我們認識世界、把握規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馬克思主義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并在實踐中更為系統地傳播和運用馬克思主義。黨報黨刊是助力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重要文化載體。《向導》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創辦的堅持正常出版時間最長的報刊，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積極闡發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

《向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進行了系統的宣傳和闡發。其所刊登的 1474篇文章中，171篇文章直接或間接地闡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統一關系，23篇文章闡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30篇文章闡發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15篇文章闡發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等。

比如，《向導》發文指出：“一個時代的政治變化，有一個時代的經濟變化為基礎，所以近世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過是經濟史上產業革命的伴侶”；“這種經濟變動又絕不是一時的，必經過長久的醞釀，醞釀到一定的程度才一發不可收拾，必待新經濟制度產生，新階級完全取得統治地位，那時社會的平衡才得恢復”；“作國民革命，必得按照一定革命步驟——由宣傳群眾而組織群眾，訓練群眾以至武裝群眾，打倒統治階級，取得政權”，等等。

此外，《向導》策劃和出版了專號特刊對列寧主義進行集中傳播。《向導》第 99期出版了“列寧逝世一周紀念特刊”，第 184期出版了“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特刊”，發表了《列寧論東方民族的解放運動》《列寧主義是否不合適于中國的所謂“國情”？》等文章，詳實地介紹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新經濟政策與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等。

例如，《向導》發文指出：“在一九二一年列寧堅決地向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提議，從軍事共產主義轉到新經濟政策，準許國內貿易，取消糧食均配法，而代之以糧食課稅法”；列寧提出“東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只有團結起來環繞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向帝國主義進攻才是出路”；“列寧論東方革命及其性質的預言，不僅已見諸國際，且為世界政局柱石”，等等。《向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的解讀和闡釋，為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

（二）介紹和分析俄國十月革命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

為了加強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宣傳，我們黨在 1923年曾對黨和團的中央機關報作了宣傳上的分工。其中，把《向導》定性為“國內外時事的批評宣傳機關”。對國內外重大時事進行評論與報道，是《向導》“謹以統一、和平、自由、獨立四個標語呼號于國民之前”辦報理念的重要體現。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十月革命后 ,各國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斗爭蓬勃高漲。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介紹和分析俄國十月革命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勢必成為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此，《向導》刊登 10余篇相關文章，并策劃和出版了“十月革命特刊”，對十月革命的先進性質、偉大貢獻和重要意義進行了深刻闡釋。

一方面，《向導》對十月革命作出進一步解讀。《向導》發文指出，“俄國革命是近世史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并且是構成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步驟”；“十月革命就是列寧主義的產品”，“‘列寧主義’是我們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們的大道”。

在《向導》等刊物的大力宣傳下，不僅列寧的著作和理論受到了國人更多的重視，而且啟發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思考中國革命問題，以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革命策略。

另一方面，《向導》對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作出詳細論述。《向導》刊發多篇文章剖析中國革命需與世界革命相聯合。比如，刊文指出：“中國革命運動與世界革命運動匯合，中國革命才能成功，中國革命問題才能真正解決”；“各地一切弱小民族應當急起直追，聯合已得勝利的蘇聯各民族，合力徹底顛覆世界上一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等等。

《向導》闡明了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指明中國革命必須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民族解放運動互相援助，不斷壯大無產階級力量，同帝國主義進行最堅決最徹底的斗爭，才能最終迎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光明前景。

（三）宣傳和闡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

馬克思主義只有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中才能發揮出它的巨大威力。1922年 7月，黨的二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等重要文件，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初步闡明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任務和目標，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途。黨的二大閉幕后不久即創辦的《向導》，在宣傳民主革命綱領等黨的革命主張方面積極發揮作用。

其一，《向導》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根源作了進一步闡明。“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黨的二大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指出“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是造成中國人民身處水深火熱生活的根源，進而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

對國際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深層關系，《向導》發文指出，國際帝國主義“是軍閥存在、國家分裂、內亂永續的原動力”；國際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造成四分五裂的中國局勢，為的都是將中國化為純粹的殖民地為目的”，因此，要“聯合民眾的勢力，來打倒北洋軍閥，滅絕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

其二，《向導》對中國革命的依靠力量進行了宣傳。比如，刊文指出，“干涉政治應該是中國工人階級之任務。工人階級應該是新中國之創造者”；“只有工農階級是忠于反帝國主義和民族革命的臺柱子”；“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非得到農民大群眾參加，也不會成功”，等等。也就是說，中國革命必須在具有強烈革命愿望、強大革命動力和頑強革命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充分動員全體中國人民廣泛參與，才能贏得最終勝利。

其三，《向導》在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發揮了輿論引導作用。國共合作政策確立后，在一些所謂的“社會主義者”中反對國共合作的氣氛非常濃厚，他們認為，國民黨“掛的是赤色的招牌，卻賣底黃色底貨物”，共產黨加入其中是“挾著膚淺的投機心理潛身于劣根性最深的所謂民主派中，未免太滑稽了”。甚至有人認為應拋棄國民黨，和陳炯明合作，勸陳炯明應“落落老不客氣地實行割據”。

針對這些錯誤論調，《向導》發文指出，這“簡直離開了革命的立場現出嚴重的反動色彩，而且是侮辱社會主義的卑污行為”；“改造社會，第一要注意客觀的現狀，絕不是浪漫的社會主義所能濟事的”，在中國，“國民革命乃是目前至急的要求”。這些評論和闡釋，對于摒除一些人的錯誤觀念，進而支持國共合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此外，《向導》第 48期至第50期連續設置“國民黨改組消息”專欄，轉載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中國國民黨黨綱草案》《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國民黨一大召開后，《向導》第 53期和第 54期合刊轉載了《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并發表評論。這對于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加強正面宣傳引導輿論，共同推動大革命高潮的到來，發揮了重要作用。

《向導》以為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壓迫而發聲為己任，在風雨如晦的中國堅持不懈地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實踐，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參與辦報的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踐行者，他們在艱難的時代環境下堅持傳播思想、凝聚共識，不斷擴大和提升報紙版面信息的受眾面、思想的覆蓋面和傳播的技術手段。經由《向導》等黨報黨刊的廣泛宣傳，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學習、傳播與闡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自身理論水平，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

二、剖析和批駁“戴季陶主義”和“國家主義派”的錯誤主張

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以后，隨著中國共產黨影響力的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也得到了更大范圍的傳播。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也面臨著被不斷圍攻的嚴峻挑戰，“戴季陶主義”和“國家主義派”的錯誤主張便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主要交鋒者。《向導》發文對這兩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了剖析和批駁，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國家觀、階級斗爭學說以及唯物史觀，有力地論證了馬克思主義是符合中國革命實際和需要的科學思想武器。

（一）剖析和批駁“戴季陶主義”

在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同時，國民黨內的右派加緊了反共活動。戴季陶早年參加同盟會，曾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工作，在國民黨內被認為是一個“理論家”。國共合作后，他曾一度表示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但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他的右派面目暴露出來。1925年六七月間，戴季陶先后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他聲稱：孫中山學說的哲學基礎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仁愛是人類的生性”，任何人只要發現自己的仁愛心，就“能夠為受痛苦的農夫工人努力”。

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認為國民革命是“主張各階級的人，要拋棄了他的階級性，恢復他的國民性”。他反對國共合作，要求已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黨員”。這就是所謂“戴季陶主義”。

這些理論認識完全背離孫中山晚年思想的革命精神，背離國民黨一大確立的綱領和政策，實際上是國民黨右派打擊和排斥共產黨、奪取革命領導權而作的輿論準備。“戴季陶主義”出籠后，立即在上海和廣州引起很大反響，促使國民黨內的反共分子逐漸聚集起來，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國民黨上層分子捧為“最高理論”。

對此，中國共產黨人發表了大量文章進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其中有不少文章就發表在《向導》上。1925年 9月，《向導》刊發陳獨秀的《給戴季陶的一封信》，對于戴季陶的所謂“仁愛心”論調，文章指出，“這簡直是欺騙工農群眾的鬼話！……‘仁愛之心’這種東西，如果能夠解決世界上實際利害上的沖突問題，那么，便可拿他感動清室讓權于漢人；也可以拿他感動北洋軍閥尊重民權；也可以拿他感動帝國主義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們自動廢棄一切不平等條約”。

對于階級斗爭問題，文章指出，戴季陶不懂唯物史觀，用民族斗爭抹殺階級斗爭，“我們不但不能否認中國現社會已經有比前代更劇烈的階級爭斗這個事實，也并不能否認中國民族爭斗中需要發展階級爭斗這個矛盾的事實”。

對于戴季陶企圖建立“純粹的國民黨”的論調，文章指出，國民黨既然是“各階級聯合的黨”，“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共同點）之外，便應該有別信（即各別階級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各別點）存在”。

此外，瞿秋白也在《向導》上發文針鋒相對地批駁戴季陶的所謂“仁愛心”論調，他指出，“所謂仁愛性不是民族的而是階級的——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士紳階級以及軍閥的‘仁愛’‘法律’‘國家’‘秩序’完全是用以壓迫蒙蔽民眾的工具。平民的農工商學及一切勞動階級，只有革命的流血斗爭可以自救，而決不能希望人家能行施仁愛”。此外，還有其他多篇文章從不同角度同“戴季陶主義”展開了論戰。

我們黨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捍衛了正確的革命理論和原則，大大縮小了這種錯誤思想的惡劣影響。雖然“戴季陶主義”在國民黨右派分子中得到一些共鳴，但是連戴季陶自己后來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小冊子發行以后，立即受到“很大的攻擊”，“不能收圓滿的效果”。

（二）剖析和批駁“國家主義派”的錯誤主張

“國家主義派”是一個反蘇反共的政治派別。19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國青年黨，標榜“國家主義”和“全民政治”，反對馬克思主義，破壞國共合作，受到旅歐共產主義者的批判。1924年秋，曾琦、李璜等回國后，與左舜生等會合，在上海創辦《醒獅》周報，打著所謂“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旗號蠱惑人心，在各省、市陸續發展了 30多個“國家主義派”小組織。

從 1925年冬到 1926年上半年，“國家主義派”的活動囂張一時。據他們自己統計，“時未三載，全國之信仰國家主義者，不下百萬，其加入干部團體以實行全民革命工作者，都五萬有幾”。這些數字有些夸張，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家主義派”迅猛發展的事實。“國家主義派”抹煞國家的階級實質，宣傳超階級的國家觀，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

對此，中國共產黨人發表一系列文章，對“國家主義派”的真實面目和反動本質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向導》的“寸鐵”欄目，是我們黨同“國家主義派”的錯誤主張作堅決斗爭的主陣地之一。

一方面，《向導》刊文批駁了“國家主義派”超階級的國家觀，為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正名。“國家主義派”宣揚國家的產生是自然的，國家政權是自然存在的，沒有任何階級性，主張“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實際上，這種以抽象的國家概念來掩蓋國家的階級實質的論調是一種超階級的國家觀。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

“寸鐵”欄目發文指出：“共產黨對于國家的態度是：國家只是統治階級用做控制被統治階級之工具，……將來無產階級也要用他控制資產階級，必須一切階級消滅，國家這個制度才能夠消減。”“國家主義派”攻擊共產黨人無祖國、反對愛國主義。事實上，無產階級在挽救國家危亡的實際行動中，表現出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革命性。“寸鐵”欄目刊發《一個不行動的黨》《可以靠外力替我們革命嗎？》《曾琦將交官運》等文，有力駁斥了“國家主義派”依附帝國主義的卑劣行徑及其面對帝國主義侵略所表現出的軟弱無能，揭露了他們“愛國”的虛偽面目。

另一方面，《向導》刊文批駁了“國家主義派”的“全民革命”論，維護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國家主義派”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認為在中國搞階級斗爭是共產黨故意挑撥，對國家有損無利，因而主張“不分階級的全民革命”。

針對“國家主義派”的這番謬論和污蔑，“寸鐵”欄目刊發《替段祺瑞辯護之國家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為什么反對蘇俄？》《國家主義派宣傳小販反對工會》等短文，揭示出“中國國家主義者的根本任務并不在‘外抗強權’，只在攻擊世界無產階級的前鋒中國民族革命的友軍蘇俄；并不在‘內除國賊’，只在攻擊中國民族運動的領導者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

“國家主義派”否認階級對立，沒有從根本上分析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也沒有認清中國的基本國情，因而無法滿足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現實訴求，反而淪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工具。

《向導》“寸鐵”欄目致力于用通俗的語言向民眾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所發文章短小精悍、旁征博引、緊跟時事，在這次剖析和批駁“國家主義派”的錯誤主張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堅實有力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

真理越辯越明。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中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接受，深刻地影響和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向導》通過發文剖析和批駁反馬克思主義的“戴季陶主義”和“國家主義派”錯誤主張的同時，達到了啟迪民族心智、凝聚民族共識、提振民族士氣的效果。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更為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及其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指導意義。

三、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闡釋不同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馬克思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人民是實踐的主體，是使理論轉化為物質力量的決定因素。“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對此，《向導》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對不同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分析。這對我們黨團結全國奮起的民眾，一致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以組建和筑牢全國各階級的聯合戰線，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強調無產階級必須掌握革命領導權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夠引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的領袖。”五四運動期間，中國工人階級以自己特有的組織性和斗爭的堅定性，在運動中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黨組織的發動和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運動開始出現蓬勃興起的局面，進一步彰顯了中國工人階級堅定的革命性和堅強的戰斗力。總之，各種斗爭事實足以證明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當之無愧的領導者。

《向導》運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無產階級的論述，結合中國工人階級的自身狀況，深刻指明了中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強烈的革命性。比如，發文指出，“在全人類階級根性上看來，工人階級是最富于革命性的，在中國社會現狀看來，中國工人備受帝國主義者及國內軍閥、資本家的三重壓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工人階級不僅是中國民族革命唯一的先鋒軍領導者，而且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一支有力的軍隊”。

正是基于對工人階級的重要地位及其蘊藏的巨大革命力量的深刻認識，《向導》并沒有因為二七慘案后中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而減少對工人階級相關報道的刊發，而是持續發文對工人運動的恢復和發展作出指導。

關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黨的四大明確提出，“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不是自然而然得來的，而是在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中實現的。《向導》刊發的多篇文章直指這一問題。

比如，瞿秋白指出，“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是必不可少的，是事實上必不可免的。這種斗爭中如果無產階級勝利，便能使民族解放運動得著充分的發展”，以此提醒全黨必須對資產階級也在千方百計地爭奪革命領導權保持清醒的認識。

陳獨秀在總結五卅運動經驗時指出，“五卅運動固然是各階級聯合的民族斗爭，然而實際上和帝國主義直接抗爭的，乃是上海、香港、漢口、九江、南京、青島、天津、焦作等處的罷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過是工人階級之聲援罷了”，因而，“我們固然不能夸大的說中國工人已是現時中國革命之唯一的勢力，而卻不能不承認它是一種重要的可靠的力量”；而資產階級“那妥協猶豫的態度，已足夠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乘虛而入了”。這些論述，無不說明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重要性。

（二）指明農民階級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中國工人階級固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但面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單憑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可能勝利的，必須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成革命的統一戰線。農民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天然的堅固的同盟軍。

中國共產黨從創建開始就關注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共產黨》月刊曾發表《告中國的農民》一文，指出，“中國農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數，無論在革命的預備時期，和革命的實行時期，他們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設若他們有了階級的覺悟，可以起來進行階級斗爭，我們底社會革命，共產主義，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因此，革命者應面向農民，“要設法向田間去，促進他們的覺悟”。

《向導》對近代中國農民悲慘生活境遇的現狀及原因進行了分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連續不斷的內亂、戰爭、兵變、搶掠、災荒，將中國舊日農村和平生活掃蕩漸盡”；同時，“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剝削，其主要的根基，便是耕地已非農有，地主階級得以盡量壓榨農民，通過買辦階級而供獻中國人民的汗血于世界資產階級”。正因為農民階級深受壓迫和剝削，所以他們身上表現出強烈的反抗意識。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對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建立工農聯盟的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加深。早在 1922年，《向導》就發文指出，農民“是中國人民的主要成分，是中國的柱子，若不喚醒這班農民群眾，民族的解放是無望的”。黨的四大肯定了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

1925年 4月，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即將召開之際，《向導》刊發《中國共產黨給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信》，對工農聯盟的力量作了肯定：“有明確的政治觀念，有集合的戰斗力，在國民運動中，能加敵人以最后最致命的打擊者，只有工農聯合的力量。”同年 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的《工農聯合的決議案》，把引導農民參加民主革命，與農民建立鞏固的聯盟，作為民主革命勝利的保證。

1927年，毛澤東根據其考察農民運動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熱烈贊頌農民群眾打翻鄉村封建勢力的偉大功績，闡明了農民斗爭同革命成敗的密切關系。《向導》專門刊發了該報告的前兩章。實踐證明，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農民自身強烈的反抗意識和斗爭精神得到進一步彰顯，成為了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

（三）揭示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兩面性

在民主革命中，怎樣認識和對待資產階級，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資產階級有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其中，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直接為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服務并為他們所豢養的階級”。因此，這個階級歷來不是中國革命的動力，而是革命的對象。

民族資產階級是帶兩面性的階級：因為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而帶有一定的革命性；同時由于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而帶有一定的妥協性。

《向導》對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性進行了剖析。1923年 4月，《向導》刊發陳獨秀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的資產階級分為“革命的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和“非革命的資產階級”三類，并依據資產階級不同的經濟地位，揭示了其對革命不同的政治態度，認為革命的資產階級“因為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妨礙大規模的工商業發展而贊成革命”，同時提醒革命的資產階級要始終牢記“反抗帝國主義”和“聯合無產階級”兩個原則，以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1925年 4月，《向導》還發表蔡和森的《今年五一之中國政治狀況與工農階級的責任》一文，進一步分析了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兩面性，文中提出，“資產階級參加民族革命的傾向，與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革命的傾向是完全不同的。無產階級是要求徹底解除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經濟羈軛、政治羈軛的；資產階級只要帝國主義肯把其特權讓一部分給他們，他們老早就準備與帝國主義妥協了”。

五卅運動中，民族資產階級最初曾積極參加反帝斗爭并發揮過重要作用，而后卻妥協動搖，充分表現出它在政治上的兩面性。1927年 5月30日，在五卅運動兩周年紀念時，《向導》再次發文指出，隨著國民革命形勢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發生了由“在聯合戰線之內”到“用軍事獨裁的方式來搶奪革命之領導權”再到“公開的破壞聯合戰線而走到反革命方面去”的態度轉變。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性，決定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他們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夠成為革命的積極力量，而在另一時期，則有可能因動搖妥協而站在革命的對立面。

四、結語

《向導》周報記錄了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初和大革命時期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上下求索探尋中國革命道路的歷史軌跡。有讀者曾致信《向導》：“我每讀貴報，即滾滾地沸騰著革命的熱血，紅紅的燃燒著愛民眾的真心，我并認定貴報是中華民族的福音。”黨的四大高度評價《向導》創刊以來的工作，肯定它在全國革命運動中取得了“輿論的指導地位”。

作為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機關報，《向導》在創刊之初就秉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把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作為歷史使命，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探討和深化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問題、爭奪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資產階級問題等，為中國共產黨接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準備了豐厚的思想材料。

《向導》在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所作的努力，已經成為黨的宣傳工作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的一部分，其所奉行的堅守馬克思主義立場、加強正面宣傳、敢于同錯誤思想作堅決斗爭等做法，可以為我們今天以黨報黨刊為抓手推動黨的宣傳思想工作高質量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作者：梁大偉，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茹亞輝，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