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早在建黨前夕，李大釗、鄧中夏等就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深入中國社會開展調查研究，毛澤東更是黨內最早將調查研究成功運用于實際革命斗爭的領導人。調查研究在全黨范圍內興起是在延安時期的1941年，成為延安整風運動進行思想革命的“動員令”、向教條主義宣戰的“紀念碑”，從此作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制度影響至今，成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銳利武器和重要紐帶。

資料圖 1942年2月1日，延安整風運動開始。這是戰士們在進行整風學習（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1941年全黨大興調查研究有著深刻歷史背景

百團大戰后，日軍在加大對國民黨誘降政策的同時，抓緊發動對各抗日根據地的殘酷“掃蕩”。國民黨卻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對陜甘寧邊區政府進行經濟封鎖，還不斷制造反共磨擦，特別是1941年初發生的皖南事變，幾乎導致國共關系破裂。敵后抗戰到了最艱難的時期，就像毛澤東所說，“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而黨內正面臨著與教條主義的思想斗爭。王明機械教條地執行共產國際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指示，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給抗戰造成消極影響。毛澤東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教條主義必須休息”。王明卻堅持過去的錯誤。1940年3月，他把1931年所寫、集中反映其“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使許多不了解情況的新黨員甚至一些老黨員產生了思想迷惑。如何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更加迫切地擺到了黨中央面前。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引導全黨深刻認識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如何找到并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鎖鑰”？毛澤東系統研究黨的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特別是讀到許多過去在中央蘇區時沒有見過的材料，認識到“左”的錯誤根源是由于馬列主義沒有和中國現實聯系起來。為了清理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在黨內的影響，深入了解并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和具體特點，總結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有必要集中開展一場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毛澤東從調查研究入手，將1930年至1933年期間的調查文章匯集成《農村調查》一書出版，并在該書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

兩個月后，即1941年5月，毛澤東發表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將“實事求是”提到黨性表現和馬克思主義作風的高度來認識，強調實事求是的態度，必須對周圍環境進行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指出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調查研究成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制度，迅速在黨內蔚然成風

為有力推動全黨大興調查研究，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從設立機構、確立制度兩方面著手。1941年7月7日，黨中央發出《關于設立調查研究局的通知》，8月1日發布《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深刻指出，黨成立20年來，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給革命帶來的損失嚴重，尚未被全黨同志徹底認識，“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并提出設置調查研究機關，作為中央和各地“工作的直接助手”。這是黨第一次發布有關調查研究的中央文件，隨后成立的中央調查研究局，毛澤東任局長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時為副局長，調查研究從此成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制度，迅速在黨內蔚然成風。

為更好推進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延安的理論工作者做了理論闡釋。9月16日，《解放日報》刊登胡喬木的《為什么要向主觀主義宣布堅決無情的戰爭》一文，認為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動員令，乃是中國的唯物主義向唯心主義宣告決戰的紀念碑”。艾思奇撰文說，主觀主義有兩種形態：書本教條主義和狹隘經驗主義，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不僅在實際政治的發展上有重大意義，而且也是在思想方法改造上的一個新的飛躍的起點。1942年1月，《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鎖鑰》，認為“只有經過調查研究，馬列主義所指示的改造世界的任務，才能在中國實現。只有經過調查研究，黨中央的每個指示，才能在各個具體工作中實現。只有經過調查研究，才能了解敵友我三方面情況，規定出正確的辦法，獲得工作中的勝利”。

黨政軍各級領導干部在廣泛調研過程中，加深了對中國基本國情的了解，逐漸學會了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方法分析中國社會現象，真正認識到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危害，為有力推動延安整風運動深入開展、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加速中國革命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調查研究開始成為黨員干部自覺的經常性活動

從1941年起持續開展的調查研究，成為黨貫通理論與實際、連結黨心與民意的決策方法和工作制度。針對黨內對如何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困難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對鹽的產運銷存在軍隊組織和自由貿易兩種不同觀點，毛澤東廣泛調研，在1941年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增加鹽的運銷，以官督民運為主，自由運鹽為輔。”基本統一了幾個月來的不同認識，有效緩解了邊區的財政經濟困難，還給各根據地提供了通過周密調研掌握實際情況、決策實際問題的范例。在廣泛開展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全黨大力推動屯田軍墾，開展大生產運動、實行精兵簡政，終于在1942年底渡過了最困難的時期。為總結兩年來經濟工作經驗，糾正離開發展經濟而單純在財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錯誤思想，毛澤東再次周密調研、征求意見，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公私兼顧”和“軍民兼顧”，成為敵后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指導性文件。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倡導下，各級領導干部紛紛拿起調查研究這個有力武器，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調研成果。林伯渠的《農村十日》，張聞天的《出發歸來記》，李卓然的《固林調查》，中央調查局第四分局起草的土地租佃、土地登記等文件，詳細記錄了廣大根據地的各方面情況，為各級部門正確制定政策提供了決策依據，形成了許多有關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觀點，推動黨員干部自覺形成重視調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

歷史映照現實，實干開創未來。回顧1941年全黨首次大興調查研究，其形成的一系列重要理論和實踐成果，是黨在關鍵時候擺脫困境的制勝法寶，是黨帶領人民戰勝困難的成功密鑰。在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再次部署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就是要用好調查研究“傳家寶”，練就調查研究“基本功”，找到高質量發展“金鑰匙”，創造更多經得起實踐、人民和歷史檢驗的實績。正如毛澤東強調的，“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 金石志（作者單位：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市地方志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