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1962年2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把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哲學思想，獨具特色地闡發為四條方法論原則：“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他主張講真話，即使是講“過了火”的真話也要聽。唐代皇帝李世民，能聽魏征的反對意見，“兼聽則明”，把唐朝搞得興盛起來。他認為，封建社會的君臣關系尚且如此，何況共產黨的同志之間，就更應該能說真話、聽真話。正因為如此，他在總結我們黨領導建設的經驗時，指明其中一個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要對黨的最高決策機構說真話。他這一思想和要求，對困難時期了解實情、做出決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以“兼聽則明”、能聽不同意見而著稱。

1961年5月，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總結十年來的建設經驗時，專門提出要解決思想方法問題。在他提到的六條思想方法中，有五條涉及尊重客觀規律，不能超越實際的問題。其中指出：不斷革命論必須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不能超越革命發展階段；主觀能動性必須與客觀可能性相統一，不能過分強調主觀能動性，甚至蠻干，對客觀可能性估計不足，結果破壞了生產力；革命熱情必須與科學精神相結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在實施理論和思想時，不能與現實脫節；必須認識經濟發展的規律性，不能違背客觀規律。周恩來在各種實踐中，尤其在指導實際部門的工作時，極其注意提倡摸索客觀規律，按照客觀規律辦事。

周恩來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在內政外交事務中，周恩來所進行的調查研究及其對事實的準確把握，都令人嘆服。他經常召集各部門的負責人開會，每次會前他不僅仔細地閱讀有關文件和材料，而且對文件和材料中提到的問題都作了認真的考慮。在開會時，他從不急于做結論，而總是先問情況并提問題，且對不了解實情、不掌握具體事實的干部進行批評。同時，他不滿足于書面材料和聽取匯報，而是利用一切機會，向來自實際、來自基層的同志了解情況。在外交活動中，他事先對對方的情況，對談判所涉及的材料的歷史、過程和現狀了如指掌，以充分的事實作論點的根據。

周恩來一生會見外賓逾千人，一生全方位、多層次地結交了無數“畏友”、“諍友”，周恩來成為人們心中最受尊敬和最受信任的共產黨人。為什么呢？根本在一個誠字。周恩來以誠待人，以誠持國。大至國家關系，小至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周恩來的誠信，感動了中國，感動了世界。

周恩來在朋友中起核心領導作用，但他從不以領導者自居。朋友們都把他看作引路人和知音，對他無比信任。著名工商界領袖胡子昂是周恩來在抗戰時期結交的一位朋友。胡子昂說：“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觸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觸，開一次會，談一次話，都令人感動，令人流淚。”他說：“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許多朋友常常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大學作《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不是空泛地講道理，而是首先從自己講起，他說：“講到改造問題，我想還是先從自己講起。我中學畢業后，名義上進了大學一年級，但是正趕上五四運動，沒有好好讀書。我也到過日本、法國、德國，所謂留過學，但是從來沒有進過這些國家的大學之門。所以，我是一個中等知識分子。今天在你們這些大知識分子、大學同學面前講話，還有一點恐慌呢。”他接著說：“拿我個人來說，參加五四運動以來，已經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斷地進步，不斷地改造。也許有的同志會說：你現在擔任了政府的領導，還要學習和改造嗎？是的，我還要學習和改造。因為我不知道的事情還很多，沒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斷地學習，不斷地認識，這樣才能夠進步。三十年來，我盡管參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時候和某些部門做了一些負責的工作，但也犯過很多錯誤，栽過筋斗，碰過釘子。”如此推心置腹、開誠布公的講話，深深地打動和感染了廣大與會者，也深深地打動和感染了廣大知識分子。

（原載2015年第3期《黨建》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