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抗大。

延安時期，黨從自身建設發展歷程特別是歷次嚴酷的內外斗爭中深刻認識到，加強理論建設，建強一支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理論人才隊伍極端重要，并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和有效措施，為取得革命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撐。

堅持黨的領導，強化頂層設計

毛澤東指出，沒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的干部，要完成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

延安時期，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對理論人才隊伍建設的集中統一領導。1939年2月，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后并入中央宣傳部）以領導全黨馬列主義理論學習，成立中央干部教育委員會以領導中央直屬院校和黨政軍民機關的教育工作。1941年9月，成立中央研究組，毛澤東任組長，成員為全體中央委員；隨后，各地（系統）相應成立高級學習組，如1941年10月，先后成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南方局高級學習組和以劉少奇為組長的華中局高級學習組，1941年11月，在中央學習組下專設以朱德為組長的高級軍事干部學習組。1942年6月，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毛澤東任主任；隨后，黨中央在各級黨委和各抗日根據地成立學習委員會，構建了黨中央直接領導的理論學習指導體系，開創了以上率下、層層負責的理論學習局面。

當時建立了組織領導制度、分類編組制度、每日兩小時學習制度等，對學習內容和測評作出十分細致的規定，并根據學習開展情況和客觀環境變化及時調整。此外，黨中央還專門對國民黨統治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教育培養工作發出指示，要求根據當地戰爭或秘密工作的環境等特殊實際，采取靈活機動的學習方式，確保學習效果。各抗日根據地堅決落實中央指示，在克服殘酷戰爭環境、做好繁重自身建設工作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組織開展和完成教育培養工作。

狠抓理論學習、理論創新，提高戰斗力

在長期探索過程中，毛澤東和黨中央深刻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只有同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結合才能真正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1939年、1940年之交，繼《〈共產黨人〉發刊詞》之后，毛澤東又接連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理論著作，系統闡明了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綱領，引導中國人民自覺地在復雜環境中不斷前進，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起了重大指導作用。

1941年，中央研究組下發文件，要求中央和各地高級學習組學習馬列主義原著、黨史與革命文獻。中央領導同志帶頭下大力氣研究闡釋，產生了周恩來《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朱德《實行對日抗戰》等一批理論成果，從不同角度豐富了毛澤東思想體系。張如心、鄧拓等一大批理論工作者以筆為刀，堅決反擊、有力批駁了國民黨反動文人對毛澤東思想的污蔑，打破了國民黨愚民論調的橫行，廓清了中間勢力對黨的曲解，贏得了國內外進步勢力的支持。整風運動更是全面、系統、深入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黨全軍，深刻剖析、批判黨歷史上的錯誤路線，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全黨深入人心，黨員干部特別是理論工作者的思想水平和斗爭能力極大提高。

重視院校建設，根據實際斗爭需要設置課程和教學環節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黨在戰時教育體制基礎上，先后恢復和建立了中央黨校、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改稱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馬列學院（1941年改組為中央研究院）等一批院校，為專業化、規范化培養大批黨的理論人才創造了良好條件。

在師資配備上，從國統區調集知名學者和文化名人任專職教員，如艾思奇、何干之、李培之等。核心課程和政策教育主要由中央領導同志和黨內理論專家講授。在課程教學上，以培養政治干部為主的陜北公學為例，普通班4門主干課程中3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游擊戰爭、民眾運動）和培養斗爭能力密切相關，高級班專門加開戰區政治工作等課程。教學內容主動適應抗戰形勢發展，將全面抗戰、保衛武漢、論持久戰、六屆六中全會等內容列入教學計劃。定期組織民眾運動演習、統一戰線演習，在國民黨頑固派加劇反共摩擦時期，組織學員直接赴國統區突擊宣講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揭穿國民黨頑固派險惡用心，在夯實理論基礎的同時，勇于投入到嚴峻斗爭中去經風雨、壯筋骨。

注重調查研究，在實踐鍛煉中提升斗爭本領

對于培養理論人才盡快成長，毛澤東指出，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實際問題。1935年底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央決議強調，黨要有成千成萬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不是把領導才能每條都教好了才給干部以工作，而是放這些干部到斗爭中去，使他們從斗爭中去學習。1941年，頒布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設立毛澤東任主任的調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區委、省委、工委相應成立機構，調查研究作為重要工作制度被確立起來，為理論工作者在實踐中鍛煉能力提供了堅強的制度保證。張聞天、蔡暢、林伯渠等先后組織調查團在陜北、晉西北農村和陜甘寧邊區等地調研，形成總結論著《出發歸來記》《調查日記》等，用實際行動克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中央還將胡喬木、王學文、成仿吾等一批理論工作者安排到重要工作崗位上，不斷在斗爭中學習斗爭，為以后發揮更大作用歷練本領能力。

（摘編自2022年6月17日《學習時報》 王健 范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