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這是毛澤東同志振聾發聵的宣言。回望中國共產黨百余年的歷史，在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是我們黨的傳家寶。當前，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正深入開展。怎樣認識調查研究的重大意義和實踐要求，掌握好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是我們開展好主題教育、貫徹落實好黨中央決策部署、以深化調查研究推動解決發展難題必須回答好的重要問題。

一、黨關于調查研究的思想是在汲取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形成的，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

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我們黨關于調查研究的思想和實踐，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同時又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厚滋養。在探索實踐中，我們成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要求。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來源，也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認識對實踐具有反作用，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而調查研究作為一種特殊的實踐，貫穿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全過程。毛澤東同志曾精辟地闡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從實踐到認識，只有通過深入實際的調查，才能獲得豐富的感性材料；只有通過科學的分析，才能實現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而理論回到實踐中去，也要通過調查研究，使理論與客觀實際相結合，從而真正發揮理論的作用，并檢驗和發展理論。

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的應有之義。“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是我們黨的群眾路線，是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的集中體現。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了調查研究與黨的群眾路線的關系，指出“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有通過深入群眾的調查研究，才能把群眾作為實踐主體獲得的感性認識、創造的實踐經驗、發現的實際問題收集歸納起來，才能獲得正確反映客觀規律的真理性認識，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科學決策；也只有使這種真理性認識和科學決策為群眾所掌握，才能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從而實現改造世界的最終目的。

調查研究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關鍵環節。馬克思主義從來都不是理論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發展而發展。毛澤東同志強調，“中國革命也需作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即通過調查研究掌握中國的實際情況；與此同時，我們又要通過調查研究，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用以指導我們的實踐，“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實現“兩個結合”、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調查研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基礎性環節。

黨關于調查研究的思想還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養分。毛澤東同志關于調查研究的思想和實踐，就蘊含著豐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子。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他強調領導干部要親自到基層調查，“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在《矛盾論》中用了《孫子兵法》中“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說明要了解作戰雙方的實際情況；他用“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來說明片面看待問題的錯誤；他用《水滸傳》中宋江三打祝家莊的事例說明用唯物辯證法分析解決問題的重要性，表示“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后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第三次就打了勝仗”。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調查研究的重要論述和實踐，也充滿了中國智慧、中國風范。他多次批評戰國趙括紙上談兵、兩晉學士虛談廢務，引用墨子“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強調領導干部要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真正把情況摸實摸透。這些都使我們黨關于調查研究的思想充盈著濃郁的中國味。

二、重視調查研究是黨和人民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經驗，是我們黨的傳家寶

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調查研究是我們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路徑和強大武器。在近代中國那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落后國家，如何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如何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在世界歷史上沒有成功的先例，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也沒有現成的答案。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準確把握時代主題和實踐要求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實際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成功經驗，是我們黨的傳家寶。

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踐行和推動調查研究的光輝典范。在大革命時期和第一次土地革命前期，毛澤東同志通過深入農村進行調查，對農民問題、階級斗爭、革命根據地建設、土地問題等進行調查研究，相繼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興國調查》等文章，作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等著名論斷，進一步指明了革命的方向，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延安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調查研究逐步上升到戰略全局，涉及城市和農村、軍事和經濟、國內和國際等多個層面。毛澤東同志不僅自己注重調查研究，而且號召全黨開展社會調查，把調查研究應用于黨的全部工作，強調“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通過延安整風，大興調查研究在全黨蔚然成風，這對于轉變黨的作風、加強黨的建設、加速中國革命的勝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調查研究更成為我們黨的有力武器。建國初期集中調研土地關系問題、1956年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起連續聽取國務院多個部門匯報、1961年被確定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面對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問題，他生動地形容調查研究的重要作用：“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產生了《論十大關系》、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等重大成果，各條戰線先后制定了符合實際情況的工作條例，對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同志非常重視調查研究，改革開放的若干重大決策也都源于他對世情國情的深入研究和科學判斷。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面臨著走向何方的重大抉擇。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同志到東北地區進行調研形成的“北方談話”，呼應了當時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發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先聲。正如他后來所說：“我在東北三省到處說，要一心一意搞建設。國家這么大，這么窮，不努力發展生產，日子怎么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么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此后，“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的奮斗目標和“三步走”的發展戰略，都是在他長期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中形成和提出的。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針對黨內外出現的非議、指責、懷疑特區政策甚至將許多問題歸咎于改革開放的傾向，1984年鄧小平同志對經濟特區發展成就及面臨問題展開調研，表示“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通過深入調研得出了“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的正確認識，并確定實行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對推動我國對外開放再上新臺階起了重要作用。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同樣非常重視各種形式的調查研究。江澤民同志將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風的關鍵，并在深入全國十余個省（區、市）開展調查研究、召開30余個不同形式黨建工作座談會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全國人民的智慧，系統化地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同志深刻指出，調查研究是“增強做好工作的自覺性、主動性的重要途徑”，強調要通過深入調研“不斷把握科學發展的主動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正是在堅持和加強調查研究中一步步向前推進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對此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在思想觀念上，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都要求我們的領導工作和領導干部必須始終堅持和不斷加強調查研究”；在歷史傳承上，他指出“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做好領導工作的重要傳家寶”；在實踐要求上，他指出“調查研究，是對客觀實際情況的調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調查清楚，把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把握準確，把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研究透徹”；在方法要求上，他指出“要遵循調查研究的特點和規律，掌握科學的調研方法，提高調查研究的效率和效益”；在能力要求上，他指出“調查研究是做好領導工作的一項基本功，調查研究能力是領導干部整體素質和能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制度要求上，他指出“要堅持和完善先調研后決策的重要決策調研論證制度”，“必須把調查研究貫穿于決策的全過程”，等等。這些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新形勢下為什么要堅持調查研究、怎樣做好調查研究等重大問題，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供了根本遵循。

習近平總書記率先垂范、身體力行，為全黨樹立了調查研究的光輝典范。“不吃梨子，怎么知道梨子的滋味呢？”這是在浙江工作時，習近平同志到基層調研常常說起的一句話。黨的十八大之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出臺中央八項規定，率先垂范把“要改進調查研究”擺在首位。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習近平總書記先后7次主持召開中央扶貧工作座談會，50多次調研扶貧工作，走遍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年年去、常常去，看真貧、扶真貧，不斷完善扶貧思路和扶貧舉措。他將調查研究貫穿治國理政全過程和各方面，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一系列重大戰略的出臺，無不是在廣泛深入調查研究之后的決策部署。構建新發展格局這一重大戰略任務，也是在深入調查研究后提出來的。他曾談起新發展格局的提出過程：“我在浙江考察時發現，在疫情沖擊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發生局部斷裂，直接影響到我國國內經濟循環。當地不少企業需要的國外原材料進不來、海外人員來不了、貨物出不去，不得不停工停產。我感覺到，現在的形勢已經很不一樣了，大進大出的環境條件已經變化，必須根據新的形勢提出引領發展的新思路。”可以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采取的一系列戰略性舉措，推進的一系列變革性實踐，實現的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取得的一系列標志性成果，無不凝結著習近平總書記帶頭調查研究付出的心血和獲得的智慧。

三、大興調查研究是當前全黨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

大興調查研究是當前在全黨開展的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確指出，新時代推進調查研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必須堅持攻堅克難”，“必須堅持系統觀念”。這“五個必須堅持”，為我們當前做好調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方法。

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我們開展調查研究不是為了作秀，而是為了傾聽群眾呼聲、了解群眾疾苦，解決人民群眾面臨的實際問題和困難。同時，要深刻理解“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自覺向群眾學習，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從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中獲得正確認識，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總之，就是要“真正把群眾面臨的問題發現出來，把群眾的意見反映上來，把群眾創造的經驗總結出來”，以利解決問題、推動工作。

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調查研究是為了掌握真實情況，是最不能“務虛功”的。這就要求我們到基層一線聽真話、察實情、出實招，既報喜、又報憂。與此同時，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以黨的創新理論指導調查研究具體工作，既要避免調查研究浮于表面、流于形式、隔山打牛，成為只存于紙面的“假調研”；又要避免調查研究成為沒有理論指導，缺乏目的、沒有成效，只是為了調研而調研的“瞎調研”。要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貫穿于調查研究始終，真正做到“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

必須堅持問題導向。“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毛澤東同志曾形象地指出：“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我們強調問題意識、問題導向，就是要善于使用調查研究這一武器，把解決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推動理論創新的突破口，聚焦在實踐中遇到的新問題、改革發展穩定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國際變局中的重大問題、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在深入調研中不斷提出解決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真正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

必須堅持攻堅克難。“畏難茍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在調查研究中，要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勇于涉險灘、敢于啃硬骨頭，切實把調查研究成果轉化為推進工作、戰勝困難的實際成效。“困”和“難”就是當前我們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制約工作質量和效果提升的主要瓶頸。我們要善于通過調查研究，對矛盾和問題緊抓不放，聚焦“困”和“難”持續用力，切實打通淤點堵點，在攻堅克難中不斷打開事業發展新局面。

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各項工作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搞好調查研究，就要堅持唯物辯證法，善于用全面的、聯系的、系統的觀點觀察和分析問題，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把兩點論和重點論結合起來，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整體性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

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會理論學習中心組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