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7日，黨的二十大閉幕不到一周，習近平即帶領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專程前往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在瞻仰七大會址時，習近平強調，黨的七大標志著我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走向了成熟，“黨通過延安整風，使全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實現了黨的空前統一和團結”。可以說，“團結”是黨的七大精神的一個關鍵詞，黨的七大也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黨的史冊。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妥善處理干部關系問題，以科學的干部政策指導干部工作，是團結和統一全黨的思想與意志，并以統一行動實現革命最終勝利的重要保障。在黨的七大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作出深刻研究和系統部署，既總結了黨的干部關系存在的問題、產生的原因，也提出了處理好干部關系問題的指導性原則和具體要求，為制定科學的干部政策、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指明了方向。

本文以七大報告以及相關的會議發言和決議等文本作為分析對象，梳理、總結黨的七大對干部關系問題的研究和部署，以呈現黨妥善解決干部關系問題的原則、立場及思路，為新時代黨的干部隊伍建設提供借鑒。

一、黨的七大對干部關系存在問題的研判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等從歷史、現實、未來三重維度對黨的干部關系存在的問題作了研判，為分析干部關系問題生成原因，尋求解決干部關系問題的方案作了準備。

以歷史為鑒，黨的七大對革命實踐中遺留下來的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的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及其危害作了闡述。抗戰時期，黨的各個部分長期處在被分割的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因而形成黨的各個部分之間彼此不同的特殊的歷史、特殊的聯系與特殊的作風。這種“特殊”對應到干部身上，則表現在：在黨的革命實踐過程中，黨的干部因為各人的工作性質、工作歷史和工作地區的不同，而有各種區別，例如：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這一部分軍隊的干部與那一部分軍隊的干部，這一地方的干部與那一地方的干部，這一工作部門的干部與那一工作部門的干部，本地干部與外來干部等。

“山頭”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產生的。正如毛澤東1945年 2月在中央黨校講演時指出的，山頭“是一個事實上存在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的產物，中國革命特別情形（根據地被敵人分割）的產物”。而山頭主義傾向則是一種小團體主義的傾向，妨害著黨的團結，必須加以克服。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重申，山頭“是中國革命的實際”，并明確表示，山頭本身“不是壞事情”，“但是有了山頭主義就不好”。

宗派主義與山頭主義關聯密切，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表現為：“輕率地提拔一切同他們氣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從隨聲附和的、缺乏工作經驗、不聯系群眾的新干部和外來干部，來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這樣“既打擊了老干部，又損害了新干部”。

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指出，雖然經過幾年的整風和黨史學習，最嚴重的宗派主義已經基本上被克服，但盲目的山頭主義傾向卻還在黨內一定范圍內存在。比如，在一些具有山頭情緒的同志中，常常不自覺地表現出這樣一些典型的不良現象：只記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榮歷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視其他部分的光榮歷史，對黨的其他部分，只看到人家的缺點，甚至互相聯合壓抑其他部分的人。

這種典型的山頭主義傾向“使黨的各個部分之間，不能很好的團結，發生不應有的糾紛與磨擦”。由于其盲目性，即“看出山頭是難，看出自己的山頭主義是所謂難上加難”，導致山頭情緒很容易“暗藏滋生”，一旦被有野心的分子利用，就可能在黨內造成嚴重的糾紛。

以現實為據，黨的七大對干部在實際工作生活中關系緊張、不能正確看待彼此的情況作了分析。毛澤東在大會上談到，有的干部之間心存芥蒂，有“吃得開”與“吃不開”之分：比如，在淪陷區、國民黨區工作的干部到根據地“感覺吃不開”；經濟工作和后勤工作干部感覺“吃不開”；“民運工作干部，工、青、婦干部”被叫“雜牌軍”，“感覺吃不開”，等等。

劉少奇指出，工農干部與知識分子干部之間、老干部與新干部之間、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之間等不同程度存在著相互看不起的問題，“常各自以其成績、以其知識而互相看不起別人”，“這樣就使各人的優點變成了自己的包袱，變成了自己往前進步的障礙，也變成了干部之間相互團結的障礙”。

時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在發言中也提出，有干部認為“有山頭才吃得開，無山頭就吃不開，山頭大吃得開，山頭小吃不開，或山頭軟的吃不開”，這種“一心一意依靠山頭的情緒”必須加以解決。長期從事黨的機要工作的李質忠也講到，黨的一般的帶專門性、帶技術性干部普遍存在著“不安心的情緒”，因為總覺得“在軍事時期做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出風頭”。

也有不少干部結合自己的思想狀況和工作實際，進行了深刻的自我省察。比如，張聞天在大會上就有過發言反省，他說，到莫斯科學到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書本知識，反而使我背上了一個包袱，反而使我自己驕傲自大起來了”；他進而反省到，“驕傲態度是阻礙共產黨人向前進步的第一號敵人”。這反映出一部分留蘇歸國干部曾普遍懷揣的自滿心理，在較長一段時期內，這是留蘇歸國干部與國內干部之間關系緊張的真實寫照。

以未來為期，黨的七大對將來城市工作有可能出現的干部關系問題作出了預判。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提出將敵占區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區工作并重的地位，并逐步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的開展，必然需要大量干部。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重申了六屆七中全會關于城市工作的要求，強調干部工作的重要性，“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城市工作對干部需求的增加，必然帶來新的干部關系問題。毛澤東在大會上專門提出，在處理干部關系問題時，“還要加上一個同城市人民的關系問題”。

彭真也在大會上就城市工作的干部問題作了發言，認為應該將派遣使用外地干部同訓練提拔本地干部相結合，一方面，“大膽地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干部”，“凡是在城市的偽軍、偽警、偽組織中，工人、苦力及各階層市民中，官僚、軍人、流氓及各種幫會中，有社會關系、工作線索或有進行工作可能的人員，不論他是否黨員或缺點多少，都應該動員他們到城市中去，利用已有的關系與條件，以個別關系，人自為戰地分頭進行工作”；另一方面，“在淪陷區人民中訓練和提拔大批的積極分子”，作為“城市工作干部的主要的源泉與城市工作的骨干”。這一過程中，既要防止“左”的關門傾向，又要防止把好人壞人一視同仁的右的傾向。

黨的七大立足會議召開時的歷史方位，以此為節點，對過去遺留、現在存在以及將來有可能出現的干部關系問題作出研判，表現出了經由歷史、現實到未來的連續性視野，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黨的干部關系狀況，極富針對性與前瞻性，這有利于就此進一步分析干部關系問題的生成原因，以及制定處理好干部關系問題的科學方案。

二、黨的七大對干部關系問題生成原因的分析

黨的七大從干部隊伍的結構狀況、干部個人的思想境況以及干部工作的實際情況等多個角度，對干部關系問題的生成原因進行了分析。

就干部隊伍結構狀況而言，干部需求激增導致大量新干部涌現，外地干部與本地干部比例失衡。全面抗戰開始后，邊區和前線最缺的就是干部和人才。毛澤東強調，“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大批新干部的加入，為黨的政治任務的完成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與此同時，隨著抗戰的發展，抗戰前的老干部損失了許多。到黨的七大召開時，在全軍 11.5萬名干部中間，抗戰以前的只有 1.2萬人，只占1/10。“軍隊和地方的老干部合起來，只占百分之七八，或者百分之六七，抗戰后入黨的，占百分之九十二三�！庇纱�，新老干部關系的問題就是“百分之六七對百分之九十二三新干部的問題”。

此外，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在配備上也有較大變動。以黨的七大列舉的一份 1943年的材料為例，太北區 8個地委 37個干部中，本地干部只有 9人，僅占 24%，外地干部 28人，占 76%；太岳 4個地委的 37個縣委干部中，本縣干部只有 6人，占 16%，外縣干部 31人，占 84%；太行第六地委 5個縣 18個干部中，本縣干部只有 5人，占 28%，外縣干部 13人，占72%。這從側面說明，許多地區黨的組織對“選拔和培養本地干部在本地負責”上注意得還不夠。1945年，太行區黨委報告：全區各級干部5000人中，本區干部占 80%，外區干部僅占20%。但許多領導機關中的負責干部，“仍是外區干部占多數”，且在干部配備上，“常是不把本縣、本地方的干部分配在本縣、本地方工作，特別是負責工作”，“其他許多根據地本地干部的情況，也大概與上述情形相同”。

干部隊伍結構的變化和比例的失衡，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新干部與老干部、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之間的關系緊張。劉少奇曾提到，新干部多了起來，有的“不大看得起老干部”，覺得他們“昏庸老朽，慢的很，不痛快，不活潑”；有的老干部喜歡自稱“老子”，“新干部是不高興的”；有的外來干部到了地方，脫離本地群眾，“不尊重本地干部，糟蹋本地干部”。有七大代表回憶，有一段時期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團結問題很嚴重，以致于在延安有次遇到空襲時，“都不往一個洞里鉆”。毛澤東對此表示，“躲飛機這是要命的事，還分得這樣清，不走一條路，可見這個問題的嚴重” 。

就干部個人思想境況而言，部分干部驕傲自滿、脫離群眾。1941年 9月，《中央軍委對軍隊老干部工作的指示》提出，“老干部是我黨、我軍長期積累的財富”，但某些老干部知識不多，進步不快，氣量狹小，意識落后，“自以有長久斗爭歷史，便驕傲自滿”，“覺得好像什么都懂了”。在黨的七大上，長期從事組織工作的陳云，進一步對黨內的“驕傲之氣”作了批評，稱帶有這種“驕傲之氣”的干部，一是數量多，“是‘很大’的一部分，并不是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二是覆蓋廣，不僅地方有，軍隊里也有，“下級也有，中級也有，高級也有，大頭子也有”。干部驕傲自滿直接導致干部關系不協調。在劉少奇看來，驕傲自滿容易看不起別人，從而“一定引起別人不滿，引起干部之間的不團結現象”。總之，在工農干部與知識分子干部之間、新老干部之間、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之間，因為出身、資歷、能力以及經驗等要素催生出的驕傲自滿思想，成了干部之間相互團結的障礙。

此外，有的干部存在脫離群眾的思想，這也制約著干部關系的良性發展。劉少奇就指出，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的關系問題，“也是一個群眾問題”，因為“外來干部要在群眾中生根必須經過本地干部，必須聯系本地干部，必須培養本地干部，從人民群眾中培養本地干部，這才能夠生根”。從這個意義上說，“脫離本地干部就是脫離群眾，取得本地干部的擁護就是取得了群眾的擁護，這是與群眾聯系的中心環節”。

就干部工作實際情況而言，干部審查工作出現偏差和失誤。審查干部，是抗戰時期黨為保持組織的鞏固和隊伍的純潔而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早在 1939年 8月，《中央政治局關于鞏固黨的決定》即提出，為鞏固黨，必須詳細審查黨員成分，清刷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投機分子以及敵探奸細。在全黨普遍開展整風運動期間，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機關、學校開展了審查干部工作。

一般來說，這在黨的隊伍迅速擴大，國民黨頑固派加緊特務活動的情況下，是必要的。事實上，干部審查工作確實清出了一些特務，同時使黨對自己的干部隊伍有了一個基本認識，即包括老干部、新干部，根據地干部、國統區和淪陷區干部在內，各地區、各方面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不過，在實際的干部審查工作中，由于對敵情作出過分的估計，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偏差和失誤，這直接損害了干部關系，給黨內團結造成了不好影響。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指出，“為什么搞錯了呢？應該是少而精，因為特務本來是少少的，方法應該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們搞的卻是多而粗，錯誤就是在這個地方”。

黨的七大對干部關系問題生成原因的分析，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基本立場，找準了問題產生的根源，為對癥下藥、有的放矢，推動干部關系良性發展打下了基礎。

三、黨的七大對處理好干部關系問題的政策和要求

黨的七大就處理干部關系問題，從干部隊伍總體建設、干部具體安排以及干部個人思想教育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要求。

在干部隊伍的總體建設上，強調堅持統籌兼顧、照顧各方的原則，通過“承認山頭、照顧山頭、縮小山頭、消滅山頭”的方法來加強黨的團結統一。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曾提出，“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然后才能消滅山頭主義”。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重申了這個方法，要求“承認以后要照顧各個部分，各個集團，各個歷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問題”，“承認山頭，照顧山頭，這樣才能縮小山頭，消滅山頭”。具體來說，“承認山頭”強調的是認清干部隊伍的客觀情況，“照顧山頭”要求的是協調干部之間的關系，“縮小山頭”和“消滅山頭”則直指加強黨的團結和統一。這四者之間是辯證的關系。

這一方法一經提出，便在干部中引起普遍共鳴，并就此形成了一些原則性共識：一是在方法上不能過急與過激，山頭主義傾向必須消滅，但在未經恰當地指明與說服之前，他們總是不承認自己是有這種傾向的。因此，“不能采取魯莽的急性的辦法，而必須是首先認識這種傾向的客觀存在，照顧這種傾向的盲目性及其產生的客觀歷史原因，耐心地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教育，提高黨員和干部的自覺，使他們逐漸進行反省”，“只要在各部分同志的內部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自覺之后，山頭主義傾向才能消滅”。

二是在價值導向上必須明確，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是為了消滅山頭，維護黨的團結。我們所說的承認與照顧，絕不是無原則的遷就，這樣只能讓不同山頭之間特殊的歷史、特殊的聯系、特殊的作風差異更大；而應是“從團結出發，照顧全黨的利益”，“不強調其特殊關系與特殊習慣，不追隨于落后的思想意識”，“從思想上去提高他們”。

三是在統籌兼顧的同時，要教育引導干部正確處理個人與黨的關系。有同志把個人順不順意歸于有無山頭的依靠，這就是沒有處理好個人與黨的關系的典型表現。要從依靠山頭的情緒中轉移到依靠黨依靠人民的正確道路上來，要深刻認識到，“黨的某種時期特別提出重視與培養某一種或某幾種干部，是根據政治上的理由，根據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而不是根據別的，更不是由于某一種或幾種干部有甚么特別可愛或高人一等”，也就是說，要“從政治上來理解黨的干部問題與干部政策”。

這種統籌兼顧的思想在黨的七大中央委員會的選舉過程中就得到了體現。在這一選舉中堅持了三個原則：一是對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不要一掌推開；二是對“山頭”，既要承認與照顧，又要縮小和消滅，要把各個地方、各個方面的黨的先進代表人物都選進來；三是不要求每一個中央委員都通曉各方面知識，但要把不同方面有相當知識和才能的同志選出來，使整個中央委員會通曉各方面知識。

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名單先由各代表團小組提出，經過充分討論后，進行預選，再提出正式候選人名單，最后舉行無記名投票選舉。以這樣的民主方式進行選舉，在黨的代表大會歷史上是第一次。

在干部的具體安排上，要求嚴格遵循黨的干部政策，將群眾路線有效貫徹到干部培養與選拔全過程，以促成干部關系的良性發展。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黨的干部政策，即“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毛澤東稱之為“任人唯賢”的路線。劉少奇在七大上重申了這一路線，并強調干部不應以黨齡、資歷、經驗論好壞，“能夠最好地服務于人民群眾的干部，就是最好的干部”。因此，對干部的考察，不僅要自上而下來實行，即“領導者根據被領導者的工作報告來考察被領導者”；還要自下而上來實行，即“在干部工作的地方，在被干部領導的群眾中去考察干部”。這才是群眾路線在干部政策上的有效貫徹。

例如，在處理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的關系問題上，密切聯系群眾就成為潤滑劑。一方面，外來干部必須謹慎處理同本地干部的關系，因為脫離本地干部，就是脫離與本地人民群眾的聯系。毛澤東指出，“外來干部比較本地干部，對于熟悉情況和聯系群眾這些方面，總要差些”，因此，外來干部要以謙卑的姿態對待本地干部，互相取長補短。

另一方面，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長了，并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們黨在根據地內才能生根。因此，培養與選拔本地干部“不僅是一個干部問題，而是我們黨聯系人民群眾的一個嚴重的問題”。為此，劉少奇在大會上指出，“我們黨在某一個地區的工作是否已經作好，就看是否已從當地人民群眾中培養出足夠的真正很好的干部和領袖為主要標志”。其他參會代表也提出要盡可能多地培養本地干部，以更好地開展本地工作。

在干部個人的思想教育上，倡導“所有干部一樣的光榮”，推動不同干部之間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便團結一致。一些干部之間存在對立情緒，主要源于不能正確看待彼此。如有的干部“只批評人家的缺點，不贊揚人家的成績，也不估計與原諒人家的困難”。為消除這一情緒，毛澤東在大會上特別強調，“所有干部一樣的光榮”，“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同志，不應該發生看不起的問題”。

在這一思想基礎上，劉少奇在大會上也指出，雖然干部各有不同，但所有干部對于各項革命工作，各有內行，各有外行，也各有優點，各有缺點，不應該互相輕視、互相抱怨、互相磨擦，而要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尋求團結與合作，以更好推動我們的共同事業前進。

可以分別舉一些例子來說明，比如，對于工農干部與知識分子干部。工農干部“應努力保持和擴大他們與群眾的聯系及其群眾作風，而努力克服自己文化上與理論上的缺陷”；知識分子干部“應培養自己實事求是的觀點和群眾觀點，去掉唯心觀點與輕視勞動、輕視工農的觀點，并努力去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

再如，對于新干部與老干部。與老干部相比，新干部參加革命不久，還缺乏經驗，有的還帶有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殘余；但新干部敏銳、熱情、積極，這也正是有些老干部所缺乏的。毛澤東曾要求，“新老干部應該是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便團結一致”。劉少奇在七大上重申了這一原則，并指出，“新老干部的團結，是決定于老干部，而不是決定于新干部，老干部的態度正確了，領導正確了，就決定了新老干部的團結”。

又如，對于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劉少奇在大會上指出，“本地干部應向外來干部學習，歡迎與尊重外來干部，而不應該排擠外來干部”；同時，外來干部也應“尊重、培養與幫助本地干部”。此外，地方干部“在生活上還要多照顧外來干部”，“因為外來干部沒有家，常常比本地干部生活苦一些”。

還如，軍隊干部“要有堅定的原則，要多聽地方同志的意見，因為地方同志的話你們很難聽得到，他們也難得有機會講”，對這些意見，要“系統地分析和系統地解決問題”。在會上，干部們借助民主座談、集中學習等方式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加深彼此之間的了解，反省自身不足，進而增強干部隊伍的團結。

四、結語

得益于黨的七大對干部關系問題的深刻研究和系統部署，七大后，不少干部把自身存在的“不妥當的不正確的思想和作風去掉，把好的正確的思想和作風建立起來”，黨的干部工作得以積極開展。一方面，各個地方、各個方面黨的先進代表被吸收到黨的干部隊伍里，大批新干部得到培養，優化了黨員干部隊伍的結構；另一方面，中央向地方大規模派遣干部的計劃順利實施，會后不久，中央便決定抽調大批干部前往東北，進行建立地方黨組織與地方政權、發動與組織群眾、出版報紙等工作。

1945年 8月，中央組織部集中了延安的東北干部及確定去東北工作的干部組成訓練班，準備派往東北工作。隨后，先后派出 2萬名干部和11萬人的部隊迅速開往東北，其中包括中央委員 10人（其中 1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中央委員 10人。此后，從 1947年開始，中央開始抽調干部南下，前后共計抽調 5.5萬名各方面的干部去往新解放區開展工作，城市接管工作得以及時有序地進行。

在黨的歷史上，像黨的七大這樣聚焦黨的干部關系問題加以集中討論并作出專題研究和部署的，并不多見。分析其中原因，與大會的工作方針不無關系。1945年 4月，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闡明七大的工作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 。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也指出，如果干部關系問題“不很好的解決，對我們準備勝利是有很大關系的”，要將干部的團結作為“大會的重要政策，重要方針”。換言之，干部關系問題不只是一個組織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

從這一點出發，回溯黨的七大對干部關系問題的研究和部署，不難發現，干部關系問題在政治報告、軍事報告、修改黨章的報告以及大會選舉等會議主要議程中均有涉及，且都占不小篇幅。顯然，置于政治問題視域下的干部關系問題，其內涵與外延都得到了擴充。

就其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而言，黨的七大對黨的干部關系問題的研究和部署，由于涵蓋了干部隊伍的總體建設、干部的具體安排以及干部個人的思想教育等多個方面，既有宏觀的原則性指導，又有微觀的具體部署，從而提高了解決方案的科學性與可行性，為處理好黨的干部關系問題、做好干部工作，提供了遵循和指引。相關部署和政策舉措在實施后起到了促進干部關系良性發展的實際效果，為黨領導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組織基礎。

不僅如此，在黨的七大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研究和分析干部關系問題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以及全面、系統、聯系、辯證地看待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原則和工作思路，也可以為當前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提供有益借鑒。

作者：洪汛，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來源：《黨的文獻》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