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始終高度重視開展調查研究，反復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形成了豐富的調查研究思想，為中國共產黨形成注重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這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

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始終重視調查研究，拜人民為師，“甘當小學生”，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等著名論斷。1927年初，為駁斥當時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質疑和責難，毛澤東回到湖南考察農民運動。他廣泛接觸和訪問群眾，步行700多公里，歷時32天，實地考察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召集農民和農民運動干部，虛心向他們請教，并召開各種調查會，引導大家打開“話匣子”，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通過調研，他深切感到“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里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得出了農民運動“好得很”的正確結論。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跟中級干部了解情況，跟基層干部、窮秀才、普通農民座談，跟破產的商會會長、失業的原衙門官吏聊天，“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在興國實地調查開始時，幾個農民態度疑懼，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不愿意跟毛澤東交往，更不愿多講。毛澤東便請他們吃飯，晚上又給他們被子蓋，他們才慢慢有點笑臉，開始說話。最后他們熱烈討論，無話不談。毛澤東后來總結道，“這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展調查研究，“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周恩來：“這要成為一條規矩”

周恩來抓調研的作風是輕車簡從、深入群眾、實事求是、平等待人，特別是他力倡實事求是的調研作風并將之形成規定的做法，給人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1949年4月25日，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后不久，北平電車廠意外發生了燒毀59輛車的火災事件。周恩來一聽到消息立即趕往火災現場處理，批評沒有迅速上報的做法，當即作出“領導必須第一時間趕到重大突發事件現場”的指示，成為此后北京市乃至全國各部門工作的一項重要規定。

1963年5月1日，周恩來得悉我國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萬噸貨輪“躍進號”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沒，當即指示海軍迅速派軍艦前往營救。由于沉沒原因不明，外電議論紛紛，被救回來的船員也眾說紛紜。他指示新華社待查清情況后再發表聲明，并立即成立專門小組調查此事。調查小組得出“‘躍進號’沉沒極大可能是觸礁”這個出人意料的觀點后，周恩來認為還“須到現場進行海中調查”，并決定親赴一線指揮調查。12日，來到指揮所的周恩來看到出海艦隊編隊領導干部都是副司令、副政委，便嚴肅地說：“‘躍進號’沉沒事件，已成了國際事件了。對于這樣的大事，我當總理的要抓；你們這些當司令員、當政治委員的，也要親臨第一線。”他當即作出指示：“對于重大問題，主要領導干部不但要親臨第一線，還要善于抓住帶有關鍵性的問題不放，一抓到底！這要成為一條規矩。”出海艦隊克服重重困難，經過幾天現場潛水調查，取回航海日志和其他實物，以確鑿的物證證明“躍進號”是偏離航向導致觸礁沉沒的。新華社隨即發表聲明，平息了國外的猜測和議論，外電轉而贊揚中國的務實態度。

劉少奇：“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

劉少奇在全國許多地方都留下了調查研究的足跡。1922年，他深入安源路礦工人中搞調查，保證了罷工勝利；1935年，他到天津擔任北方局書記，通過廣泛調研，制定恢復和發展白區黨組織及外圍團體的策略方針；1949年春，他深入工廠實地考察，聽取基層干部群眾反映，發表“天津講話”；新中國成立后，他更加重視調研，幾乎每年都要到地方視察，采取多種形式，調研各領域重大問題。他認為，“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開展的調研形式既有實地調查、專題調研，也有日常觀察、理論學習、聽取匯報，還有人民來信來訪。他在湖南家鄉發展了一批農民通訊員，鼓勵他們經常來信反映真實情況，多次表示愿出路費請他們來京。

1961年4月，他到湖南寧鄉調查前，要求調查組采取過去老蘇區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禾草，既不擾民，又可以深入群眾，人要少，一切輕裝簡從，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在寧鄉調查的44天中，劉少奇33天住簡陋的農舍，開了20多個座談會，深入到11個生產隊，與基層干部群眾面對面商討各種問題，了解到大量基層情況，掌握了第一手資料，為此后調整農村政策奠定了基礎。

朱德：“要向上邊反映真實情況，要講老實話，不要報喜不報憂”

朱德一生求真務實，熱衷于通過調查研究為中央決策提供參考。早在延安時期，為解決邊區糧食困難問題，他就和董必武、徐特立等人通過實地視察，提出南泥灣屯田政策，讓一片荒涼的“爛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新中國成立后，他堅持深入基層，鼓勵干部群眾講真話：“你們在生產第一線工作，了解情況多，要向上邊反映真實情況，要講老實話，不要報喜不報憂。”他態度真誠，很多干部群眾敢于在他面前反映問題。從1951年到1966年，他向黨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業實際情況的調研報告，其中98份報告由他親自主持形成，內容涉及各領域各行業，很多是符合當時實際的建設性意見，有的還富有前瞻性，例如他最早提出開發海南島的意見。

1957年1月，朱德在海南進行20多天考察，認為海南水路交通發達，許多港口既可建成軍港，也可成為商港，歐洲來船便利，鄰近香港，還可成為出口基地，便致電中央建議開發海南島。1963年1月，77歲的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島。他在了解海南島資源情況，并深入通什、榆林等地考察后指出：“所談所見，說明了海南島的地上和地下資源十分豐富，許多物資都便于出口，極有發展價值和發展前途，只是勞動力比較缺乏。這樣好的地方，我以為只要財力所及，即應積極組織力量從速進行開發。”這次考察后，他再次向中央建言：海南島是我們祖國的一塊寶地，應抓緊開發，并對開發的方向和政策提出了具體意見。1988年，海南終于從廣東省一個行政區變成一個省份并成為全國最大經濟特區。

鄧小平：“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

鄧小平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認為事業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1949年初，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運籌帷幄，思考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的時間問題。中央軍委最初確定渡江時間為當年3月。然而到了3月，為了配合我黨與國民黨在北平進行的和平談判，從而在政治斗爭中贏得主動權，并力爭實現我軍和平渡過長江，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決定，將原定的3月推遲到4月10日，這是中央軍委對渡江時間的第一次變化。鄧小平接到決定后，立即做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認真研究4月10日的天文情況，周密調查后向中央提出：4月10日正是陰歷十五日，月圓通宵，不利于我軍夜間隱蔽渡江，建議時間推遲到4月15日黃昏。中央軍委采納了鄧小平的正確建議。

到了4月11日，北平和談已進入最后階段，南京政府若能簽定《國內和平協定》，我軍就能實現和平過江。中央軍委為此致電鄧小平和渡江戰役總前委：國共和談截至4月20日為最終期限，中央軍委決定渡江時間推遲到4月22日。此后，中央軍委又電告渡江戰役總前委，4月25日以后渡江。此為中央軍委對渡江時間的第二、三次變化。鄧小平再次作多方面周密調查：查閱近十年來長江水文氣象資料；聽取偵察部門敵情匯報和分析；研究數次推遲渡江時間導致集結江邊的百萬大軍供給出現困難等實際情況。經過多方面調研和綜合分析，鄧小平4月17日向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提出新建議：渡江時間定在和談協定最后簽定日，即4月20日夜。在最后簽定日期之后再打響，既可使我黨我軍在政治上贏得主動，又可減輕我軍后勤供給的困難和壓力，還可使我軍在長江水情較為有利時渡江。水文資料顯示，長江下游4月下旬進入雨季，江水上漲很快，會加大渡江難度。4月20日是陰歷二十五日，月出后半夜，且為下弦月，有利于我軍隱蔽渡江。這是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人和諸因素的最佳作戰方案，理所當然地為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完全接受。

陳云：“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

陳云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實踐中十分重視調査研究。無論是指導工人運動，還是領導全國大規模經濟建設，他都堅持到基層實地考査，根據“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反復、比較”十五字工作方法，依靠調查研究、聽取不同意見、做出科學決策。他說，“我們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

“一五”計劃時期，面對汽車工業基地的選址，身兼新中國第一任重工業部部長的陳云，又將調査研究貫徹始終。蘇聯專家提出選址西安，還有一些人提出放在北京、石家莊、太原等地的提議。方案很多、爭論很多，各有各的理由。于是，從北京西郊到石家莊，從西安到太原、長春等地都留下了陳云的身影。通過深入調査研究，陳云發現這些方案都各有不足，又組織中外專家及有關人員召開座談會反復進行論證。最后，結合大家的不同意見和自己調研的情況，綜合考慮交通、能源等實際情況，陳云認為新中國第一家汽車廠的選址定在長春最為合適。歷史證明，陳云的決策是符合實際、著眼長遠的真知灼見。

當前，我國正在奮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困難與挑戰前所未有，迫切需要我們汲取老一輩革命家調查研究的思想智慧，通過扎實的調查研究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準，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

（作者單位：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市地方志辦）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