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中共八大召開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這次調查研究，意義十分重大。

為什么要進行這次調查研究？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從1949年10月到1956年，新中國成立已經六年多。在這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只用了三年時間，就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在這個基礎上，從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也已進行了三年多。與此同時，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由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的逐漸暴露，如何以蘇為鑒，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任務，擺在全黨的面前。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了做好八大的準備工作，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帶頭親自搞調查研究，這對于摸清新中國成立六年多來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新變化，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向大會提出符合我國實際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和綱領，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次調查研究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端。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內景

一、準備黨的八大的過程，也是調查研究的過程

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決定八大的主要議程有四項：（一）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后改為政治報告）；（二）修改黨章的報告；（三）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四）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全會還決定，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分別負責政治報告、修改黨章報告和“二五”計劃指示的起草工作。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后，黨的八大的各項準備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1955年12月5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上，對八大的準備工作作出部署。他說：準備明年9月召開八大。為迎接八大，使八大開好，就要使八大的工作和各部門、各地方的工作結合起來。八大中央的報告也要與各部門的工作結合起來，所以我準備找各部門的同志個別談談，請你們準備。有材料請你們送一些來。第二天，劉少奇就開始安排，第三天座談會正式開始。由此揭開了1956年中央領導同志進行較大規模的一系列調查研究的序幕。

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劉少奇先后約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37個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匯報座談，內容包括工業、農業、商業、交通、財政、金融、文化、體育、衛生和國民經濟計劃等各個方面。5月28日，他又聽取了新華通訊社和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的匯報。在這三個多月時間里，劉少奇除了參加外事活動和出席中央有關會議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開好座談會這件事情上。座談會一般從下午兩點開始，一直持續到晚上七八點，有時甚至開到深夜一點多鐘。在座談中，劉少奇詳細詢問和了解各個部門、各個行業的情況，記下了幾萬字的筆記，并對各部門的工作提出一些指導性的意見。

1956年1月中旬，毛澤東從杭州回到北京。在這之前，毛澤東集中精力研究農業合作化問題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這時，他把注意力轉移到工業問題上，目的是為八大做準備。他認為，現在農業問題沒有了，搞個高級社章程就行了，知識分子問題督促一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也不是基本問題。在5月中央全會上提出工業問題才好。在這幾個月中間，我們這些人就研究工業問題。毛澤東回到北京后，得知劉少奇正在召開座談會聽取各部門匯報工作，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對薄一波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匯報？”在薄一波等同志的組織安排下，從2月14日起，毛澤東開始了他在建國后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對經濟工作的系統調查。

毛澤東聽取匯報的部門和劉少奇一樣，主要是國務院所屬的部委。不同的是，他只限于經濟部門，不包括文教部門，而且是按照重工業、輕工業、交通郵電、農林水利、財貿金融這個順序進行的。到4月11日，毛澤東先后聽了34個經濟部門的工作匯報，整整用了37天。隨后，他又連續6天參觀機械工業展覽。接著，從4月18日起，又用6天時間，聽取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毛澤東的這次調查研究，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才告一段落。

在毛澤東聽取匯報過程中，周恩來除個別時候因事請假外，幾乎每次都來。陳云、鄧小平有時也來參加。劉少奇除自己繼續召開座談會外，也多次參加毛澤東主持的匯報會。這樣，毛澤東召集的匯報會，實際上成為中央主要領導成員參加的規模較大的一次集體調研活動。他們在聽取匯報時，不斷插話，提出問題，發表意見，進行評論，氣氛異常活躍。

就在這次聽取經濟部門工作匯報時，發生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批評斯大林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重大事件。對于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很不贊成。3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蘇共二十大的問題。會后，中央領導同志雖然把部分精力轉移到處理這個問題上，但仍未中斷他們的調查研究和對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思考，而且更覺得這次調查研究的重要和緊迫。4月下旬至5月初，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在各部委進行匯報時，毛澤東又提出在今后幾個月擬再分別聽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關于經濟工作的匯報。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意見，3月30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通知，并列出以下十項匯報內容：（一）目前各省、市、區的主要經濟狀況。（二）本省、市、區第一個五年計劃預計完成的情況和經驗教訓。（三）對全國和本省、市、區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意見，本省、市、區的主要資源情況和主要發展方向。（四）當前工人群眾社會主義競賽高漲的情況，工業、農業、交通、商業、財政各方面的潛力表現在哪里，如何具體地在生產、基建、運輸、流通各方面發掘潛力。（五）如何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對中央和地方在事業、財政、計劃的體制劃分的意見。（六）地方黨委對地方各種企業和中央國營企業如何更好地加強領導，如何進行統籌安排。（七）執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情況和發生的問題。（八）私人工商業、私人運輸業社會主義改造和手工業合作化中的問題和意見。（九）對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分工的意見，對工農產品的價格政策的意見。（十）對資金積累、負擔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見。

▲1956年1月11日，毛澤東同志視察國營南京無線電廠。

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向中央的匯報，應當根據各自的經濟特點，對其財經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進行具體的分析，并作歷史的比較。并指出：“這種匯報應當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評，有議論，有主張。不要枯燥無味、千篇一律。同時，應當寫成書面文件報送中央，字數以一萬五千字左右為宜。但要看內容如何，內容好，寫得有骨有肉，生動活潑，不妨長一點，否則宜短，幾千字也可以。上開十項如果一次寫不完，分別寫成幾個報告也可以。如果一時寫不好許多問題，先寫兩三個或者三四個問題也可以。”這段話是毛澤東改寫和加寫的，由此看出他對這次調查研究的要求是十分認真、細致的。

在34個部委匯報開始不久，毛澤東還接受李富春的建議，通知工交部門約二百個至三百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分別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寫一書面匯報。

從5月3日起，毛澤東到南方視察。在視察期間，他不斷找各地黨委負責人座談，聽取匯報。5月14日，他又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通知，就各地向中央匯報工作的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具體安排。關于匯報的內容，毛澤東根據初步調查了解的情況，將它歸納為11項：一、工業（重工業、輕工業、手工業，中央各部管的、地方管的和私人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二、交通運輸業（陸、水、空，近代的和落后的）；三、商業（內貿、外貿、供銷合作和私人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四、農、林、水；五、財政和金融；六、干部（即教育工作）；七、統一戰線安排問題；八、反革命分子安排問題（主要是就業安排）；九、失業安排問題；十、少數民族問題（無此問題的地方則略）；十一、其他特殊問題（例如廣東的華僑和僑眷問題，漁民問題，鹽民問題，港澳問題）。通知強調：“以上各問題，重點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項，而以第一項為主要的重點，第一項準備好了，即可匯報一次。”對于第一至第六各項，“都應作一些歷史的和現狀的敘述，并且應當有7年的或者12年的遠景規劃”。通知還指出：“匯報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議論，要突出地批評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決意見。不成熟的意見也可以提出。”關于匯報的方法，通知說：“以上共有十幾個題目，不可能在一次準備好和匯報完，可以分為兩次或者三次準備好和匯報完。希望都經過你們的委員會加以討論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完善也不要緊。”這時，毛澤東已在聽取34個經濟部門和國家計委匯報的基礎上，于4月25日、5月2日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總結了一個半月調查研究的成果。通知中提出的一些問題，顯然是與《論十大關系》中的一些內容密切相關，希望通過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予以充實和完善。

在這一年，負責經濟工作的陳云為了解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及其完成以后，在經濟生活方面出現的新問題，除有時參加毛澤東主持的匯報座談會外，他自己還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研究。2月8日至18日，他在北京連續10天按行業聽取私營商業改造的形式和辦法的情況匯報。4月19日至5月13日，他離開北京，先在上海召集江蘇、浙江、福建三省和上海市對資改造小組負責人的匯報會，后在武漢召集湖北、湖南兩省和武漢市的匯報會，接著又在廣州召集廣東、廣西兩省和廣州市的匯報會，并在上海、武漢、廣州三地分別同省、市工商聯正副主任委員進行座談，在上海還同工商界著名人士榮毅仁、胡厥文等座談，廣泛聽取他們的意見。5月13日，陳云回到北京。5月14日至29日，聽取南方15個省市私營工商業改造情況的匯報。6月3日至9日，聽取北方14個省市私營工商業改造情況的匯報。7月27日至8月7日，陳云又連續10天主持召開物價問題座談會。

年事已高的朱德也投入調查研究工作中。5月16日至21日，他在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在遼寧考察。這兩次考察的重點，都是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特別是農業合作化以后農村的新情況。

所有這些調查研究，都為黨的八大制定正確的路線作了重要的準備。

二、這次調查研究最直接的成果，是形成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問題。會上，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大大超出了原定的會議議題。

《論十大關系》的重點是講經濟建設問題，同時也包括與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毛澤東把這次調查研究中發現的問題，概括為十大關系，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一）關于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二）關于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認為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可以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三）關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強調首先要加強經濟建設。（四）關于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強調這三個方面必須兼顧，特別要照顧農民的利益，還要給工廠一定的權力、一定的獨立性。（五）關于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強調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六）關于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強調地方民族主義要反對，但重點是反對大漢族主義；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七）關于黨和非黨的關系，強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八）關于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肯定還有反革命，但強調已經大為減少，社會鎮反要少捉少殺。（九）關于是非關系，講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但要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十）關于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強調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也要學習，但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毛澤東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論十大關系》是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鑒戒，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雖然這一探索是初步的，卻是比較系統的。它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體現了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實事求是，按照中國情況辦事的精神。

《論十大關系》的提出和形成，是1956年調查研究的直接成果。許多重要思想是在調查研究過程中逐步醞釀、產生和形成的。毛澤東自己后來也說：“那個十大關系怎么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34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步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的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在2月14日至29日的最初16天中，毛澤東先用13天時間，集中精力聽取重工業部門的匯報。當匯報結束時，薄一波問他有什么指示，毛澤東說：剛開始接觸問題，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贊成，沒有任何意見。后來，隨著匯報單位的增加，毛澤東了解的情況越來越多，他針對大家談到的一些問題，開始發表一些意見。比如，在輕工業部門的匯報會上，毛澤東了解到輕工業投入少、見效快，但問題是國家以重工業為中心，對輕工業投入少，現有輕工企業設備陳舊，潛力不能發揮。毛澤東說：“輕工業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很重要，能多搞盡量多搞些。”他還說：對現有企業要進行技術改造，這個問題重要，這方面的潛力很大。由此引起他思考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問題。他說：“多搞些輕工業，就是多搞些重工業。只要有原料，有銷路，盡量搞。”

關于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問題，也是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等部門匯報時引起注意的。為了改變舊中國不合理的工業布局，并從國防安全出發，“一五”計劃將新的工業項目絕大部分安排在內地，對沿海工業的發展有些估計不足，新的廠礦建設控制較嚴。實際上，沿海工業的作用是很大的。從新中國成立到1955年底，上海市實現的利潤就相當于“一五”計劃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20.9%，天津市實現的利潤也十分可觀。毛澤東聽到這些情況后說：沿海老廠加以適當擴建，投資少，見效快。許多新產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廠。限制發展上海、天津等工業基地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合理利用。這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并不矛盾。他還說：有的同志好像戰爭就要來的樣子，準備著架子等待戰爭，因此要限制沿海，這樣不妥。輕工業70%在沿海，不積極利用還靠什么來提高生產？

關于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是毛澤東早就注意到并一向比較重視的。在聽取匯報的第一天，毛澤東開頭就說了一段話：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談話，他們流露不滿，總覺得中央束縛了他們，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讓他們管。他們是“塊塊”，你們是“條條”，你們無數“條條”往下達，而且規格不一。他們若干要求，你們也不批準，約束了他們。毛澤東的這一想法，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進一步明晰起來。他在聽取輕工業部門匯報時問：是不是中央部門想多管一點？要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劃分的主要根據是供銷范圍。主管財政金融的國務院第五辦公室在匯報時談道：地方同志說，現在名義上是四級（中央、省、縣、鄉）財政，實際上是一級半，只有中央一級是完整的，省財政只是半級財政，中央管得過多、過細、過分集中，束縛了地方的積極性。天津市委在匯報中說：商業部在商品價格的管理方面，把本應由地方管理的三百來種商品也管了起來，使地方無法進行工貿平衡。毛澤東說：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么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

關于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問題，同樣是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逐漸總結出來的。一些部門在匯報中談到了生產利潤問題、企業自主權問題以及工人工資和農民生活等方面的問題。毛澤東明確表示，現在的危險是基本建設投資太多了，非生產性的建設也多了，農民負擔不起，勢必妨礙個人的利益。他還特別強調說：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90%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

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首次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著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這一思想后來經過進一步豐富和歸納，成為十大關系中的黨和非黨的關系。

關于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問題，在匯報過程中多次涉及。制定“一五”計劃時，由于缺少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基本上是照搬蘇聯的，所以匯報的話題經常集中到如何學習蘇聯的問題。毛澤東提出明確的主張，他說：要分兩類。一類按中國的，一類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學。如土改，我們不學，不照它的。如財經方面有些建議，陳云不學。對資本家的政策，我們也不學它。技術問題橫直一概照抄，比較好的，或者我們根本不知道的，學過來再說。周恩來插話說：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毛澤東表示贊成，并說：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周恩來接著說：把各國經驗都學過來，要有這個氣魄。關于向外國學習的問題，中央領導同志的認識是一致的。劉少奇在他召集的匯報會上也說：采用最新技術，就需要加強科學研究。科學研究不是只靠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學習，把人家最新的科學技術學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礎了。向人家學習，不只是向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學習，也向其他國家學習。

在國務院各經濟專業部門匯報的基礎上，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關于“二五”計劃的工作匯報。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人都來參加。這時，毛澤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正確處理經濟建設的幾個重要關系上。經過不斷思考，4月19日，毛澤東第一次歸納出三個關系，即：沿海與內地的關系，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他說這三大關系“必須很好地解決”。他還進一步解釋說：“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設重工業，就必須建設輕工業；真想搞好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就必須搞好個人所得。”這是他經過認真的調查和積極的思考，在中國經濟建設問題上形成的新思路。過了一天之后，毛澤東在原來三大關系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關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薄一波回憶說：因為國防工業建設規模過大，要求過急，引起整個工業建設全面緊張，這是34個部委匯報中提出的最尖銳的一個問題。國家計委在匯報時，也請毛澤東考慮這一問題。毛澤東接受了這個意見，把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提了出來。至此，毛澤東提出了五個關系。這五個關系主要反映的是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也是《論十大關系》中的主要內容。4天后，4月24日，毛澤東又加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成了六大關系，他稱為“六大矛盾”。毛澤東說：“這幾個矛盾如果調整得好，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些，犯錯誤也犯在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個矛盾上（個人與集體——編者注）犯了錯誤，東歐兄弟國家在第一個矛盾上（輕工業與重工業——編者注）犯了錯誤。”事隔一天，4月25日，毛澤東在有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時，又增加了四個關系，即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最后形成十大關系。

4月25日，毛澤東第一次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連續討論3天。通過吸收大家的意見，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論述十大關系。從這兩次講話記錄看，十個小標題相同，內容有些不同。4月25日的講話，批評斯大林內容多些；5月2日的講話，理論分析多些，補充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時提出的一些意見。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一文，就是根據這兩次講話記錄整理而成的。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

《論十大關系》的產生，來自于調查研究，也來自于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是調查研究和探索精神，使毛澤東集思廣益，逐步形成了這篇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踐意義的重要著作。

三、《論十大關系》的發表，為黨的八大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

八大準備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起草政治報告。政治報告的指導思想是什么？起初，把反對右傾保守，提早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作為指導思想。在這個思想指導下，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四十條》）。它要求糧食和棉花的產量在1967年分別由1955年的預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萬億斤、1億擔，就是說，在這12年內每年要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農業四十條》公布以后，引起巨大的連鎖反應。國務院各部委紛紛修改1955年夏在北戴河開會時確定的各項計劃指標，糧、棉、鋼、煤四大指標都比原計劃提高一半以上，完成的時間也被大大縮短。1956年基本建設投資，原定為112.7億元，后來增加到200多億元。這使1956年上半年的國內經濟形勢出現了全面緊張的局面。

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中央領導同志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了這個問題，引起他們的高度重視。2月17日，劉少奇在聽取交通部匯報時指出：“現在有些人腦子熱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沒有條件做到，急躁冒進也要防止。”4月1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國家計委提出的關于1956年基本建設計劃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資的補充報告時，突出地提出了當前的基本建設規模同實際所能供應的物資不平衡的問題。陳云在會上談到生產與基建的關系時說：基本建設規模首先決定于生產，而不是決定于財力。“錢是用來買材料的，如果材料買不到，錢又有什么用？”“以后訂計劃首先應該進行物資平衡，再進行財力平衡。”會議決定，開源節流，以緩解供需之間的矛盾。

這年5月，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根據國民經濟已經出現相當緊張的局面，在中央會議上進一步提出要反對和糾正急躁冒進的傾向。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討論準備向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提出的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初稿。這份預算報告初稿，根據5月中央會議精神，寫上了“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話。6月10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了這份預算報告初稿，并提出要加重反對急躁冒進的分量。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國務院在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關于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在當前的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著重全面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面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并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只能招致損失。”由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堅決態度和采取的斷然措施，這年上半年出現的來勢很猛的冒進勢頭被遏制住了，經濟建設得以比較健康地向前發展。

1956年上半年，中央領導同志經過調查研究，在領導經濟工作中所形成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是八大準備工作中的重大收獲之一。這個方針符合實際，為八大所肯定。八大政治報告明確指出：“發展速度必須是積極的，以免喪失時機，陷入保守主義的錯誤；又必須是穩妥可靠的，以免脫離經濟發展的正確比例，使人民的負擔過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門互相脫節，使計劃不能完成，造成浪費，那就是冒險主義的錯誤。”

經過這年上半年的系統的調查研究，八大政治報告由原定的以反對右傾保守為指導思想，改變成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所闡述的基本觀點作為指導思想。當年參加報告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說：“大概在1956年4、5月間，一次劉少奇開會回來，大約是晚上10點多鐘了，打電話找我和陳伯達等去他那里。劉少奇非常高興。他說：主席做了調查，講了十大關系，十大關系應當成為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綱。”后來，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也說：“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就是根據毛澤東同志關于處理十大關系的方針政策而提出的。”

從6月底開始，八大政治報告進入具體起草階段。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劉少奇主持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的工作。這時，毛澤東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對政治報告的討論、修改和定稿上。到八大召開前夕，毛澤東先后主持了十九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和少數有關人員參加的會議，討論八大政治報告。

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隆重舉行。毛澤東致開幕詞，指出：“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報告總結了七大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基本經驗，根據新的形勢，向全黨提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的基本任務和新的方針政策。整篇報告貫穿著《論十大關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

政治報告正確估量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階級關系發生的變化，及時地作出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發展社會生產力上來的戰略決策。劉少奇在報告中指出：“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復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斗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報告宣布：“我們黨現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八大通過的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對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進一步作出重要的判斷：“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9月16日，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分析了黨在執政條件下所面臨的新的考驗，突出地提出反對官僚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的問題。他說：“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結果，必然發展主觀主義”。“執政黨的地位，還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報告強調要繼續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強調要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堅決地執行中央關于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鄧小平報告后，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報告在充分肯定“一五”計劃期間我國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總結出四條帶有長遠指導意義的基本經驗。它們是：第一，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第二，應該使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以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地發展；第三，應該增加后備力量，健全物資儲備制度；第四，應該正確地處理經濟和財政的關系，財政收入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財政支出也必須首先保證經濟的發展。報告在談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時，闡述了像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較富、需要很大的國家，必須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問題，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樣的工業體系，能夠生產各種主要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基本上滿足我國擴大再生產和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需要。同時，它也能夠生產各種消費品，適當地滿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

在八大準備工作中，中央領導同志通過調查研究，在探索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總結我國自己的經驗，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最重要的體現在毛澤東《論十大關系》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報告中。此外，朱德、陳云、董必武、彭德懷、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大會上的發言也都從某個方面提出了他們的觀點和主張。

在這些發言中，值得注意的是，9月20日，陳云在八大的發言《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問題》中所系統闡述的我國經濟體制應該是“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他指出：國家經濟部門在過去幾年中為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加工訂貨、統購包銷，自上而下的派貨，限制私商的采購和販運等等，在當時是必要的、收到了效果的，但是在今天已經不再需要，而它們在當時也不是沒有缺點的。如果繼續采取這些措施，就必然會妨礙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他指出：在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勢發展太快，具體的組織指導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產生了一些暫時的、局部的錯誤。這些錯誤，主要是：農業在合作化過程中，對于應該由社員家庭經營的副業注意不夠，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影響，一部分農業副產品的生產有些下降；在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由于盲目合并和統一計算盈虧，發生了部分產品質量下降、品種減少的現象。為此，他認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應該采取正確的方針和措施來指導企業的生產和經營，使消費品質量提高，品種增加，工農業生產量擴大，服務行業服務周到，而決不是相反。陳云認為，今后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應該是這樣：“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于生產計劃方面，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陳云的這個構想，實際上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思想，是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的一種突破。

四、結語

1956年，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迫切需要中國共產黨作出正確的回答。為此，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用極大的精力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這次調查研究以經濟問題為重點，全面總結新中國成立六年多來的歷史經驗，目的是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次調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分批召開匯報座談會為主，輔以閱讀大批書面的匯報材料。有些中央領導同志還到各地進行調查。通過大量的調研工作，在思想上、理論上和政治上為八大的勝利召開，做了充分的準備。

▲1956年10月1日，國慶游行隊伍里群眾高舉“慶祝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成功”的標語。

認真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同時借鑒蘇聯建設中的一些教訓，積極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中央最高決策層形成了共同的認識。把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上升到思想理論的高度進行概括，是這次調查研究的重要特征。通過這次調查研究，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摸清了很多情況，思考了很多問題，在思想理論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從這次調查研究過程中也可以看出，當時黨內的民主生活是比較活躍的。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調查通知中特別強調指出：匯報文件“要突出地批評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決意見”。因此，在調查研究中能夠聽到真實的反映，了解到真實的情況。陳云曾經深有體會地說過：從1949年到1956年那一階段里，“我可以放開手腳干，所以許多觀點講得更充分一點”。正因為大家碰到了新的問題，又有積極探索、敢于講話的環境，所以才出了新的觀點。

1956年中央領導同志通過調查研究在八大提出的方針政策和一些重要論斷是正確的。但是，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經驗不足，全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缺乏足夠認識和思想準備。八大以后，面對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發生了“左”的錯誤，八大的正確路線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來。

（注釋略）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 周恩來 劉少奇 朱德 鄧小平 陳云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來源：“理論中國”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