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扁擔，風范長存；兩個之“最”，一心為民。朱德畢生追求實事求是，足跡遍及海疆邊陲、貧困地區。他治黨、治國、治軍的高度智慧，求真務實的作風情懷，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學習。

       摸清情況再作決定

朱德調查研究，一般有看材料、聽匯報、開座談會、親臨現場、派身邊工作人員下去調研等靈活多樣的方式方法。他認為：“一切的事實證明，只有從實際出發才能正確地解決問題。”戰爭年代，每當大戰來臨，朱德都會出現在第一線，親自摸情況，為中央決策提供意見。解放戰爭時期，為了打下石家莊，朱德赴晉察冀解放區，“對敵情況做了詳細的調查”，他親自主持召開座談會，討論仗怎么打；他還找俘虜談話，了解石家莊城內的敵軍部署。由于對情況了解得比較清楚，才有了第一次城市攻堅戰的勝利。

1963年5月至9月間，河北、河南、江蘇、安徽、山東五省部分地區連降暴雨，洪水成災。面對災情，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憂心如焚，迅速調集人力和物力，給災區以最大的支援。10月16日，京廣鐵路恢復通車不久，77歲高齡的朱德代表黨中央趕往河北災區。他先后來到受災比較嚴重的保定、石家莊、邢臺、邯鄲等地，隨后又到滄州查看和了解實情。針對滄州的氣候特點，朱德特別指出，你們這個地區有時又缺水，有時又被淹，要很好地研究治理。對自然規律，不要硬抗它，要掌握它、認識它、改造它。回京后，朱德寫信給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反映河北省抗洪救災的情況，并對今后水利建設和發展農業生產提出具體建議。

       力主“下去”

據統計，從1956年到1966年，朱德在外視察調研就達27次，平均每年外出視察近90天。這11年間他向中央致函、致電24封，寫出調查報告13個，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

1950年3月底，朱德從北京出發到張家口視察調研。午夜時分，火車緩緩駛入張家口火車站。此時，車廂內的朱德穿著一身灰舊棉衣，手持放大鏡不時在地圖上尋找著，時而用鉛筆畫著橫杠、豎杠或圓圈，時而凝視著地圖沉思。車廂外，張家口寒冬未盡，夜晚的氣溫始終在零度上下浮動。朱德時不時地放下手中的放大鏡，呵呵發涼的雙手。陪同人員怕首長受涼，建議他到招待所休息一下。朱德說：“城里剛解放，這里的負責同志有許多事情要處理，我們不要給地方上增添麻煩。”當晚，朱德一行就住宿在火車上。這次張家口之行，朱德在安排接待上要求一律從簡，他們一行除了喝一些茶水，再沒花省市委一分錢的招待費。

1955年6月，朱德在結束包頭視察歸途中，再次來到張家口。這次他仍然沒有在飯店開房間，他對陪同的負責人說，在市委找一間很普通的辦公室就可以了，不要再花錢。晚上，朱德不顧旅途的勞累，在座談會上聽取地、市負責人的工作匯報。此時，屋外下著大雨，屋內的會議一直進行到深夜。朱德通過這次對張家口新老企業的實地考察，著重對“一五”建設中面臨的困難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并給中央寫了調研報告，提出的建議后來被采納。

1958年7月，朱德和隨行人員到甘肅蘭州五泉山考察，途中看到一座牌坊，牌坊上正書——“高處何如低處好”，后書——“下去還比上來難”。朱德感慨道：“古人把‘下去還比上來難’寫在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們的現實情況聯系起來看，的確是‘下去’更難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導各級干部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倡導干部下放鍛煉，將軍下連當兵，書記種試驗田。”對有些進城干部官僚主義的做法，朱德曾嚴厲指出：某些黨員干部的這種官僚主義作風，這種對革命工作和國家財產的漠不關心和不負責任的態度，應該視為是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犯罪行為。

       為農民代言

1958年，在“左”的錯誤指導下，“共產風”“浮夸風”盛行，公共食堂成為建立人民公社一項不可或缺的內容。朱德在調查研究中逐漸發現不少問題，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在多地調查研究、深入思考的基礎上，他提出了“吃飯不要錢那一套行不通”的正確觀點。

為了總結“大躍進”運動以來的經驗教訓，黨中央于1959年7月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朱德在廬山會議發言中講得最多的是公共食堂問題。他指出，食堂要堅持自愿參加的原則，還要搞經濟核算。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農民致窮。食堂即使全部垮掉，也不一定是壞事。廬山會議后，一度有所糾正的“左”傾錯誤再度泛濫，公共食堂也被當作“社會主義陣地”而大力加以維護。朱德雖因主張解散公共食堂而遭到錯誤批判，但他并沒有因此放棄對這個問題的關注。

1961年3月，中央“農業六十條”出臺后，朱德不顧75歲的高齡，前往四川、陜西、河南、河北4省視察，公共食堂問題再次成為他調研的重點。回到北京后，他致信毛澤東，力陳公共食堂的弊端。與此同時，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相繼組織了大批調查組深入農村調查。這樣，全黨上下對公共食堂的諸多弊端有了深切體會，對廣大農民解散公共食堂的強烈愿望有了真切感受。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隨著這個文件的貫徹落實，全國農村維持3年之久的公共食堂相繼解散。

       兩個之“最”

朱德一生調研次數之多、范圍之廣、時間之長，寫調研報告之多，令人敬仰。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去世的27年間，朱德不辭辛苦，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親眼所見，實事求是地反映了各地的真實情況。他起草的百余篇調研報告，文字樸實無華，內容涉及面廣，見解獨到深刻。他深入現實、深入基層，在黨內領導人調查研究工作方面創造了兩個之“最”。

一是走的地方最多。朱德每年都要拿出兩到三個月或者更多的時間到全國各地視察，除臺灣、寧夏、西藏外，其他省市都走到了。按照朱德視察行程，他先后到過170多個地方調查研究。二是給中央寫的調查報告最多。朱德每次外出視察工作回來，總是不顧旅途勞頓，認真地寫調查報告，及時反映情況，提出建議，積極參與黨和國家建設的重大決定。據不完全統計，現在保存的朱德調研報告有100多篇。這些調研報告，涉及全國很多省區，囊括工業、農業、林業、礦業、水利等許多行業，涉及“農業六十條”、農副產業的發展、手工業發展、海南島開發等重大方針政策。報告中蘊含的治黨、治國經驗，是朱德同志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摘編自河北共產黨員融媒期刊 杜麗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