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3月19日至24日，學習時報微信公眾號將學習時報2018年刊發的“領袖與調查研究”欄目6篇文章再次推出，介紹毛澤東等六位領袖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方法，供廣大領導干部學習和借鑒。

毛澤東與調查研究

楊明偉

毛澤東一生對調查研究極其重視，認為“調查研究極為重要”，并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著名論斷，如：“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等等。可以說，我們黨的調查研究傳統和作風，是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本人就是調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極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設工作中，親自做過或組織過無數次深入細致的調查。我們僅僅從下面幾次集中調查中，便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如何做調查研究的。

戰爭年代，作了大量的調查并親自撰寫調查報告，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等著名論斷，把調查作為“決定政策的基礎”。

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農村專門做過十幾個系統的調查。對在嚴酷革命戰爭環境下所做過的調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調查報告，毛澤東有著極為深刻的記憶。但由于條件和環境惡劣，一些調查報告損失了，毛澤東痛心地說：“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除了已經痛失的“永久也不會忘記”的調查報告以外，毛澤東還留下了一些有重要價值的調查報告。從這些調查活動和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凡作調查，目的都非常明確，針對性也很強。調查期間都是親自做記錄，結束后又親手撰寫調查報告。

毛澤東早期留下的大量詳盡的調查筆錄和他自己整理的調查報告，是我們黨的一筆巨大的財富。這些調查報告，長的達幾萬字，短的不足2000字。他寫的《尋烏調查》，就有8萬多字。也就是在作尋烏調查期間，毛澤東于1930年5月從理論上總結了調查研究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寫下了《調查工作》一文，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觀點，其中最著名的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頭”等論斷。他還特別強調了“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等馬克思主義觀點，指明了只有調查研究才能產生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道理，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途徑。1931年4月，他又在起草一份關于調查工作的通知時提出兩個響亮的口號：“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這一時期，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以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為精髓的毛澤東思想也開始有了雛形和基礎，中國共產黨人調查研究的理論和實踐也開辟出正確途徑。

到了延安時期，正是伴隨著調查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步伐，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為了引導全黨搞好調查研究，毛澤東花了幾年工夫，盡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關農村調查的一些報告，編印了《農村調查》一書，其目的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到1941年春天這本書即將付印的時候，他在序言中特別強調：“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誡黨內，如果我們的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這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明確提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不久，毛澤東又進一步以戰略家的高瞻遠矚，發人深省地對黨的高級干部們說：“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國亡黨亡頭”。

在整個革命戰爭期間，由于毛澤東大力推動全黨搞調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動，使黨的整個作風得到了根本好轉，我們黨也才能真正擔負起民族獨立解放的歷史重任。

20世紀50年代開展“十大關系”調查，開始全面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提出調研材料不要“枯燥無味、千篇一律”，要“有骨有肉，生動活潑”。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從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局面和更為復雜的世界，黨內大多數同志情況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夠的危機加大。如何適應新形勢、解決新問題?就在新中國成立的當月，針對當時的綏遠省有關干部在開展工作和搞生產建設過程中出現不了解情況、不懂業務和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等問題，毛澤東說：“我們有許多同志，對新情況、新事物不作調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貨就不識貨，這怎么能辦好事情呢?”他明確提出，我們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況”“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進一步提醒黨內干部說：現在共產黨成了全國性的大黨，我們有責任搞好各個方面的工作，否則會引起不滿，會被人罵，甚至會被推翻。

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如何使我們的干部了解新情況、懂得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這是毛澤東思考得最多的問題之一。到了1956年，為了摸清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新變化和出現的新問題，并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八大作準備，毛澤東等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活動歷時兩個多月，他先后聽了34個經濟部門的工作匯報。隨后，他又用了6天時間，聽取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為進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業、運輸、財貿等方面的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從10個方面準備經濟工作的匯報材料，并提出：匯報材料中“應當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評，有議論，有主張。不要枯燥無味，千篇一律”;“內容好，寫得有骨有肉，生動活潑，不妨長一點，否則宜短，幾千字也可以”。就是在這次集中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闡述了兩個多月來中央進行調查研究的一些認識成果。毛澤東后來在談到《論十大關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時，曾這樣說過：“那個十大關系怎么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34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步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這次調查，也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對經濟工作進行的一次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系統調查，成為我們黨全面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開端。

20世紀60年代多次倡導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領導干部“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自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高指標和“共產風”盛行，主觀上的工作失誤和客觀上的嚴重自然災害，導致進入60年代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在嚴峻的形勢面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很快就意識到，“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原來的許多認識并不符合客觀實際。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客觀實際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怎樣才能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呢?毛澤東認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下去搞調查研究。他說：“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為此，他三次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黨發出號召說：“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第二次是在隨后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他還強調，“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書面報告也可以看，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

在三次提倡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期間，毛澤東特別強調：“現在我們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沒有具體措施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領導同志帶頭深入基層搞調查，留下了許多調查研究的精彩篇章，這對于摸清經濟社會各方面實情，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調整，克服嚴重困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毛澤東發起的這次全黨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活動，對轉變黨的作風、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直接的推動作用;也為我們黨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作出科學決策、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留下了寶貴的經驗。

周恩來與調查研究

費虹寰

2013年，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風靡全國，榮獲當年的金雞獎和華表獎。這部電影講述的是，周恩來來到河北省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研究，在四個晝夜里同村民們朝夕相處，發生的一連串感人的故事。

1960年11月3日，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中央指示至遲在12月中旬以前把《緊急指示信》傳達到農村中去，使中央的政策直接同群眾見面。周恩來強調指出：“其中要有意識地在同級黨委中找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參加。”然后再召開生產小隊長以上的干部會議，吸收若干社員代表參加。“其中也要有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參加。”

針對不斷發展的形勢，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大聲疾呼：“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象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后，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

在隨后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又一次強調要搞調查研究。他說：希望今年這一年，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后，毛澤東率先行動，直接領導廣東、湖南、浙江三個調查組的調研工作。1月1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說：在困難面前，我們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應求之于自己。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應該下決心摸清情況，摸幾個典型。只有情況明，才能決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還要謙虛謹慎，把情況弄明后再下決心，不能瞎搞。

3月13日，毛澤東專門就開展調查研究問題致信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指出：“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生產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

3月19日，周恩來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發言說：“要敢于聽取不同意見，敢于和不同意見的人討論問題。調查研究，必須貫徹實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認識總是有局限性的，要擺脫局限性、片面性，必須進行比較、綜合、分析。要改正缺點錯誤，必須從深入下層，深入群眾，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入手。”

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后，中央領導同志陸續帶著《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深入基層，征求意見，開展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來也帶人到河北邯鄲地區搞起了調查研究。

關于怎樣開展調查研究，周恩來曾做過詳細闡述。他說：“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于綜合。事物總是發展的，有進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進行比較，才能看透。下去調查，要敢于正視困難，解決困難……我們下去調查要堅守毛澤東同志的三條原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組織原則，也是工作原則。智慧是從群眾中來的，但對群眾的意見領導方面還要加工，然后回到群眾中去考驗，在這基礎上再加工。脫離我們的基本階級群眾，就會喪失黨的基礎。尾巴主義，隨著群眾跑，就會放棄黨的領導。目前的毛病，還是我們發號施令太多，走群眾路線太少。”

根據周恩來的安排，1961年4月初，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帶領一個工作組，先期到河北邯鄲地區開展工作，共20天。4月28日午夜，周恩來放下手中的繁重政務，也前往邯鄲親自調查。此后一連3天，他在邯鄲聽取了地委書記龐均、工作組許明和河北省省長劉子厚的匯報。5月2日返回北京處理要務后，3日凌晨又赴邯鄲。

這一次，他來到武安縣伯延公社進行深入調查，走訪了幾十戶社員家庭，視察了生產隊的公共食堂，還到公社商店了解商品價格。他走鄉串戶，看見社員家中“除了樹葉、咸菜、野菜以外，就沒有東西了，硬是沒有存糧”，感到十分震驚。

在伯延公社的一次座談會上，一個叫張二廷的社員直言不諱地對周恩來說：“這兩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這樣下去兩年，連你也會沒有吃的。”“因為我們當然首先要顧自己，你們征購不到，還不是沒有吃的?”周恩來后來說：“這句話對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動。當時在場的地委干部聽了以后，說這個人是個落后分子。我跟他們解釋：這樣看不對，這個社員說的是真理，一個農民把我們看作他自己的人才會說這樣的話，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座談后周恩來來到張二廷的家，張二廷又向周恩來如實反映了伯延公社遭災情況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并希望周恩來以后還能來伯延。周恩來表示，有機會一定來，如果自己來不了，也一定會派人來。在“文化大革命”前，周恩來每年都派人到伯延去，代他看望這位農民朋友。

在伯延調查過程中，周恩來發現社員最擔心多征購糧食和擠掉他們的自留地，便當著地委、縣委、社委負責人的面，保證不收回分掉的自留地、不再以自留地頂口糧指標。

通過認真深入的調查，周恩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況。5月7日他向毛澤東匯報了調查情況，談了四點看法：第一，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于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愿意回家做飯。目前主要解決如何解散食堂和社員回家后如何做飯的問題。第二，社員不贊成供給制，只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第三，社員迫切要求恢復高級社時的評工記分辦法。包產到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的辦法能夠真正實現多勞多得，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勢在必行。第四，邯鄲專區旱災嚴重，麥收減產。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恢復社員的體力和恢復畜力問題。在此期間，毛澤東還收到其他領導人從各地發來的調查報告，普遍不贊成辦公共食堂，不贊成在分配上實行供給制。

當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討論并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形成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給制；二是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際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為國民經濟調整開了個好頭。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談了自己的體會。他說：廬山會議以來，由于我們缺乏分析，而把反右傾和工作上的問題混淆起來，更重要的是沒有實事求是，所以盡管想搞好一點，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在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勞動關系上的命令主義，上層建筑上的規章制度一般化、簡單化，認識上的主觀片面性，作風上的“五風”問題，有些問題在理論上也說不通。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問題呢?周恩來說：“那時，就是有點革命，不能深思熟慮，不能冷靜下來。”“欲速則不達，跌了大跤。”劉少奇在一旁插話說：“看來，搞社會主義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勁不行，還要適應客觀規律。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

周恩來主持的邯鄲調查和其他領導人主持的調查研究，促使中央逐步糾正了前一階段一些錯誤的判斷和決定，制定出一些符合實際情況的政策，從而為貫徹執行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創造了重要條件。中央領導同志帶頭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不僅使黨的決策更加貼近實際，而且對推動全黨調查研究之風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指出：“要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推動黨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在基層落地生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拜人民為師，向人民學習，放下架子、撲下身子，接地氣、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抓住老百姓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則，推動各級干部動起來、深下去，使調查研究在全黨蔚然成風。”

劉少奇與調查研究

李穎 王剛

調查研究是科學決策的前提和保證。劉少奇非常重視調查研究，屢次強調“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新中國成立后，他幾乎每年都安排調研活動，有些年份多達幾次。每次調研時間不等，短則幾天，長達數月。通過一次次的實地調研，劉少奇為全黨正確認識形勢，制定一系列重要決策作出了突出貢獻。

以民為師求實話

調查研究最重要的是誠心誠意拜人民為師，聽干部群眾講真話，這是全面了解基層情況的基礎。

1959年至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陷入困境。為了探究困難之因，扭轉困難之勢，毛澤東向全黨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1961年4月至5月，劉少奇在家鄉湖南省寧鄉縣和長沙縣進行了為期44天的調查研究。調研之初，劉少奇最渴望聽到人民群眾最真實的心聲。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人們不敢講真話。對于基層干部群眾不敢說真話的情況，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調查報告中以湖南省長沙縣天華大隊為例指出：“長期以來，這個大隊的社員和干部不敢說心里話，喬木去調查時，大隊已把一些亂說話的人調走。我最初去找干部和社員談話，大隊干部都在事先交代過。有些小隊開會，我們工作組的人去參加，說的是一套，工作組的人離開后，他們又再開會說了另一套。因此，我在天華的前十天幾乎不能同大隊的人認真討論問題”。

為了了解群眾心中真實的想法，在一次座談會上，劉少奇摘下青呢帽，露出滿頭銀發，用地道的寧鄉腔懇求道：“我是向大家求教的。這次中央辦了錯事，我們對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錯誤要了解真實情況，希望大家幫助我，向我提供真實情況。”會場上霎時靜了下來，大家看到的是國家主席真誠的表情，體會到的是國家主席渴望了解實情的真心。此后，劉少奇不讓社隊干部陪同，帶著秘書徑直來到生產隊，請社員座談。經過40多天與群眾心貼心交流、面對面溝通，劉少奇終于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大家打消顧慮，紛紛向他反映真實看法。由此，劉少奇認識到，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天災，而是如農民所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正是在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深入農村進行實地調研的基礎上，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對“人民公社六十條”草案進行了修改，形成《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條例取消了供給制，并規定：“在生產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這個決策受到群眾的極大歡迎。

撲下身子探實情

有時候只聽報告和匯報并不能準確掌握實情，需要親自探察實情。

對于報告和匯報，劉少奇認為：“下面的報告和干部的話，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有的根本不可信。”1958年高指標、浮夸風和“共產風”等“左”傾錯誤開始泛濫。此時河北省徐水縣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消息傳來，劉少奇不敢相信。9月，他視察了徐水縣，發現嚴重的浮夸風和“共產風”現象。當縣委負責人匯報有的地方一畝小麥播撒種子700至1000斤時，他產生了懷疑。他說：“1000斤種子就是1500萬棵苗，這恐怕草也長不起來吧!”同時他看到徐水的“共產主義新村”只是在一些房子上分別掛上“食堂”“養老院”“托兒所”等牌子，連必要的設備都沒有。針對當地干部將全民所有制與共產主義混淆的情況，他明確指出，“全民所有制不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叫共產主義不好”。這些問題，毛澤東也覺察到了，于是黨中央自1958年冬起召開多次會議，開始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一些錯誤做法。

1961年春，劉少奇在家鄉湖南進行調研期間，除了聽匯報、請干部群眾開座談會外，還直接到老鄉家里，鋪禾草，睡門板，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走訪父老鄉親。他挨家挨戶到社員群眾中摸情況，揭開鍋蓋看到農民吃著糠菜窩頭，打開油鹽壇子發現沒有一滴油，還看到許多社員因為吃代食品得了水腫病。劉少奇對農民生活有了清醒的認識。調研結束后，他向毛澤東匯報了調研情況。劉少奇仍以天華大隊為例，指出：“社員生活遠不如1957年”，“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夠吃”，“去年下半年也有相當多的人害浮腫病”。5月31日，他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并作總結講話，指出：“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劉少奇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時弊的意見建議，促進了中央對相關政策的調整。

直面問題出實招

傾聽民聲、了解實情，啟發和促進深刻的思考。

1957年1月毛澤東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的建議后，劉少奇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不但對解決當前社會上出現的一些問題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將產生深遠影響。會議結束后，2月18日至4月14日，劉少奇約請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教育部等單位有關干部和身邊工作人員組成調查組，南下五省，圍繞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進行一次深入廣泛的專項調研。

在保定農村調研時，有同志講，老百姓最不滿意的是大隊范圍內生產隊的統一分配。有農民講，好的生產隊的糧食往差的生產隊拉，大家不敢反對，但心里難受。劉少奇聽了后說：“從你們的反映中間就可以看出來，這些問題需要我們認真地對待，很好地解決。”

通過調研，劉少奇結合實際情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義的主張和設想，諸如：要重視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防止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的產生;對待人民內部矛盾，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辦法，而應采取說服教育的辦法，等等。

在毛澤東倡導下，1957年全黨和全國形成了一個圍繞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而展開的學習熱潮。劉少奇南下五省的調研及其思想成果，對推動這次學習起了重要作用。

博采眾長制實策

劉少奇的調查研究成果具有很強的理論性、政策性，有的成為黨和國家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共八大的準備，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劉少奇負責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為此，從1955年12月7日開始，劉少奇找國家機關、中央各部委的負責同志到他那里去匯報。一直到1956年3月上旬，連續聽了30多個部門負責同志的匯報。一般情況下，一個部門談一天，個別部門也有談上兩天的，經常從白天一直談到午夜。這樣一天連著一天談，進行7到10天，算一個段落，然后間隔個把星期，再談七八個部門。總之，劉少奇是集中心思來進行這項調查研究工作的。

毛澤東聽說劉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逐個聽取匯報的事，說這個方法很好，讓人幫他也來組織這樣的匯報。經過一系列的調研之后，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后，立即引起劉少奇的共鳴，決定將其作為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指導思想。可以說，全方位的調查研究為寫出一個好的八大政治報告奠定了基礎。

除了黨代會報告這樣的大政方針，還有很多具體政策措施的制定，是深入調查研究的成果。全國各地區人民法庭的普遍建立，就是一例。1961年在天華大隊調研時，劉少奇過問過一個“飼養員破壞耕牛”的案子：天華大隊的一頭耕牛死亡，解剖后在牛肺內發現一根鐵絲，調查人員就認為是飼養員馮國全有意破壞。聽完調查組匯報此事后，劉少奇當即指出：“這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勁那么大，怎么能釘進去呢?這件事還要查，不僅要查當事人，還要問問老獸醫或專門學過這種醫的人。”經過認真調查，原來是一個小孩出于好奇將鐵絲喂給牛吃，后來鐵絲竄到耕牛肺中造成死亡。馮國全破壞耕牛案完全是冤案，因此為馮國全平了反。由此，劉少奇主張在農村區一級設立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方便群眾告狀，并有利于案件的及時正確解決。也是在劉少奇的積極推動下，全國各地普遍建立起區人民法庭。這一措施，對推進我國法制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朱德與調查研究

左智勇

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朱德在調查研究方面是一位楷模。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年事已高，但朱德不辭勞苦，每年都用兩到三個月或更多的時間到全國各地視察。僅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間，他就到過28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他深入基層，傾聽群眾的意見，了解實際情況。通過調查研究，他向中央寫了大量的調查報告。從1951年到1966年，他向黨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業實際情況的調研報告，其中有98份報告是他親自主持起草的。朱德在報告中提出了許多符合實際情況的真知灼見，比如，他提出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他比較早地提出國防工業要走“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發展道路;在上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調整中，他提出停辦農村公共食堂、恢復農村自由市場、調整農村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等，這些都是對于社會主義道路的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那么，身居高位、事務繁多且年事已高的朱德是如何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呢?從他的調查經歷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種方法。

找準問題、有的放矢

調查研究主要是為國家建言獻策，要同中心工作和決策需要緊密相結合。朱德的調研工作也一直遵循這個原則。

1956年，為黨的八大制定正確的路線做準備，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了密集的調查工作。70歲的朱德，也積極投入其中。5月16日至23日，朱德赴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他前往遼寧考察。這兩次考察的重點，都是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特別是農業合作化以后農村的新情況。在八大的大會發言上，朱德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主張。

1961年3月22日，廣州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并決定發給全國農村黨支部和人民公社全體社員討論。之后，朱德帶著草案到河南、四川、陜西、河北調查，感到調整農村政策效果明顯。5月9日，他向毛澤東寫報告，反映“六十條”貫徹以后，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民已經普遍地注意發展家庭副業生產。正因為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帶著草案下農村調查研究，中央對如何調整農村政策有了較深入的認識。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形成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

調查研究要多層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調查了解情況，基層、群眾、重要典型和困難的地方，應成為調研重點，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和研究。

朱德始終堅持尊重群眾、依靠群眾，注重傾聽群眾意見。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要深入廠礦、農村，并且找當地的領導干部、專家和工人、農民談話，同他們交換意見。他視察白云鄂博時，曾到蒙古包中同一個牧業社社長和生產隊長談話。在新疆，他也曾到氈包中看望牧民。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難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機會到北京附近的工廠農村看一看。他說：“我們一切力量都出于群眾身上，一切辦法也都由群眾創造出來。”“我們沒有別的本事，我們的本事就只有同群眾密切結合在一起。”“深入群眾中去，就真正會了解社會主義如何建設，如何完成，就會想出很多辦法，同群眾一起創造出許多新的辦法，把工作推向前進。”

為更深入地了解情況，朱德每到一地，常常親自召集座談會。他曾說：“開會也是調查研究。”座談會包括各級領導干部座談會、群眾座談會、民主人士座談會等等。朱德通過這種方式直接聆聽干部和群眾的意見。聽匯報時，他總是鼓勵大家講真話，常說：“你們在生產第一線工作，了解情況多，要向上邊反映真實情況，要講老實話，不要報喜不報憂。”這種真誠態度使許多干部和群眾敢于在他面前反映問題，這是他能夠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的重要原因。

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我們共產黨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朱德在新中國成立后提出的重要觀點同樣依靠實事求是。他說：“看到的問題就要報告中央，不報告就是不忠實;要不就是觀潮派，看到壞事也不講。”在他的調查報告中，很多內容都是他結合各地的生產建設問題談到的意見。

1960年2月至3月，朱德赴陜西、貴州、四川、河南等地調研，切身感受到人民生活困難和“左”的做法的錯誤。在老家四川儀隴馬鞍公社，他問堂兄弟：“你們為啥都這么黃皮寡瘦，說話都吊不起氣?”堂兄弟直截了當地說：“還不是肚子吃不飽!”為此，他向儀隴縣委負責人指出：一定要根據山區的特點，帶領廣大干部和群眾，開發山區資源，發展山區的農、林、牧、副、漁和各種土特產的生產，努力渡過目前的暫時困難。4月2日，朱德向毛澤東寫報告，提出，我國各地方的地理條件、自然條件很不相同，農作物的品種又非常多，生產要因地制宜，農業技術改革也要因地制宜，各種機械必須是又經濟又適合當地要求，是多種類多型號的，不能求其一律。農業和工業都要發展商品性的生產，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1962年5月，朱德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國民經濟計劃。他不贊成那種認為農民發展家庭副業是“資本主義傾向”的錯誤看法，認為現在限制家庭副業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在農村要兩條腿走路，正業(農業)和副業兩不誤。會后，朱德先后去陜西、四川、云南、廣西等地視察。5月20日，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要允許私人或供銷社在集鎮上開幾家飯鋪，小煤窯的零售價格應當允許地方上適當調高，不要統死。在四川西昌地區視察時，朱德派人重點調查了一個生產隊。5月26日，朱德致電中央，如實反映了這個生產隊的情況：“這里群眾的生活還是比較苦的。”“這個生產隊的群眾，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糧只有十斤(十六兩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糧十一斤四兩，在夏季插秧大忙季節，一個全勞動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口糧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執行政策上也還存在問題。如公社規定：在完成征購和儲備任務后，即便生產隊還有余糧，每人每天的口糧也不得超過十二兩。口糧是十天一發，主要是怕群眾吃了過頭糧。對群眾開墾小片荒地還有限制。總之，對農民箍得太死，因而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制度化、經常化

調查研究不是一時興起，而是要持之以恒，始終貫穿于工作的全過程，真正成為決策的必經程序。朱德搞調查研究，不但堅持的時間長，而且調查研究的主題也一直較為穩定，即大多圍繞經濟建設問題，以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為著眼點。這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對于手工業的關心。

新中國成立后，朱德就認為“手工業生產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發展大工業的同時，對手工業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1952年7月10日，在黨中央醞釀制定“一五”計劃時，朱德即致函毛澤東，專門提出要“注意發展地方性的小工業和手工業”。1953年2月13日，朱德再次致函中央和毛澤東，建議有計劃地幫助和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

為進一步推動手工業的發展，朱德還積極開展調查研究。1955年1月，朱德在廣東、上海等地視察時，對當地負責人提出要組織和發展手工業。他還派秘書在各地調研，并將情況提交中央。回京后，朱德立即找國務院第四辦公室主任兼輕工業部部長賈拓夫談話，就如何發展手工業提出意見。

1956年5月，朱德從山西太原視察回京后，立即找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副局長鄧潔談話，就手工業如何管理的問題提出意見。半年后，他再次找鄧潔談話，提出想把合作社都收歸國有的想法是錯誤的。

為掌握手工業發展情況，1961年3月，朱德赴河南、四川、陜西、河北等省視察。5月9日，他向毛澤東提交了關于食堂、手工業合作社和自由市場等問題的調查報告，提出手工業在“一九五八年轉廠并社時，由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的面過于大，存在不少問題”。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制定了《關于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即手工業三十五條)。朱德在會上積極發言，繼續提出加強手工業建設。會后，為了解“手工業三十五條”的貫徹執行情況，朱德多次派人到北京郊區和武漢、廣州等地調查，并將調查材料及時轉報中央。7月29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澤東轉報《關于北京市郊區手工業情況的調查材料》;9月15日，他轉報了關于廬山附近執行農業六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的情況報告;11月21日，他轉報了關于手工業三十五條貫徹執行中存在的問題的報告。

1962年5月至6月，朱德視察陜西、四川、云南等地。6月20日，他給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談到了手工業合作社的發展狀況以及存在的一些問題，并且呼吁給予手工業合作社適當的自主權。

在朱德的關心下，手工業生產和手工業者都得到很好的發展和保護。在《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總結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時明確說：“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這些“在當時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義”。

鄧小平與調查研究

蔣永清

鄧小平非常重視調查研究，他的許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決策都來源于調查研究。他曾說，要把調查研究作為永遠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領導者必須多干實事。那種只靠發指示、說空話過日子的壞作風，一定要轉變過來。本文記述的幾則調查研究事例中體現的勇往直前的創新精神、實事求是的務實作風、關心群眾生活的人民情懷和緊抓主要矛盾的戰略思維，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深刻的啟示意義。

“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

1961年4月7日至22日，為響應毛澤東提出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鄧小平帶著幾位工作人員來到北京郊區順義縣，針對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兩個平均主義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他的調查研究，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分別召開縣級、公社級和生產隊級干部座談會，二是派工作人員住到農民家里了解社員生活的真實情況，三是深入實地進行現場察看。他召開的座談會有：4月7日、8日、17日、20日4次縣委負責人座談匯報會;4月12日3個公社黨委書記座談會;4月15日生產隊干部座談會;4月21日縣、社手工業座談會。為了了解社員生活的真實情況，他派卓琳到上輦村農民孫旺家住了一個星期，派其他工作人員分別到上輦村和北小營村實地調研。他還親自到白廟村公共食堂、城關公社拖拉機站、生產落后的蘆正卷生產隊、工業搞得比較好的牛欄山公社、順義縣城關和牛欄山公社的集市等地深入現場實地調研。

通過調查研究，鄧小平就公社規模、基本核算單位、超產購留比例、食堂等問題有了明確的意見，他認為當前農村最主要的問題，是趕快把基本核算單位定下來，小隊和小隊，社員和社員，都不要拉平，要克服平均主義，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多產多賣多留多吃。

在辦食堂問題上，通過調查研究，他的認識由開始時的努力把它辦好，轉變到后來的尊重社員群眾的意見。他在牛欄山公社桑園村召開的社、隊干部會上明確說：“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以前不管是中央哪個文件上說的，也不管是哪個領導說的，都以我現在說的為準，根據群眾的意見，決定食堂的去留。”

這次調查研究的成果得到毛澤東的肯定，為中央進一步調整農村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情況和意見、建議，也為他隨后支持一些地方出現的包產到戶提供了實踐依據。

“要照顧原則，不要照顧面子”

在1961年調查研究年中，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放在“農業六十條”上，他把“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等城市工作的具體政策交給鄧小平去負責。

鄧小平認為，只有結合調查研究，工業條例才能搞出來。1961年7月13日至24日，鄧小平赴東北調查研究鞍鋼生產問題，同時就制定工業企業工作條例進行調研。關于鞍鋼生產問題，他在14日至19日持續6天聽取東北局匯報后指出：保鞍鋼是個戰略問題，保鞍鋼三分之二生產能力是個界限。關于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問題，他提出要搞試點，從定任務、定員、定原材料消耗定額、定協作關系等入手，規定責任制，建立起正常的管理秩序和正常的協作關系。

在調研中，鄧小平反復強調：“一切都要按社會主義原則辦事，不要再照顧原來說過的話、辦過的事，那是照顧不住的。”“凡是辦不到的，不管原來是哪個人說的，站不住就改，顧面子是顧不住的，今天顧住了，明天也顧不住。”在考察尚處于會戰階段的大慶油田時，他特別關心石油工人的生活，親自到工人們因陋就簡蓋的“干打壘”住房詳細了解情況。他提出辦供銷合作社送貨上門、開展多種經營、成立專業隊種地、辦牧場養豬、栽樹榨油等細致入微的具體辦法。

通過調查研究，他主持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這對推動當時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具有重要意義。1980年4月1日，鄧小平還真切地回憶說：“1961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七十條’，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志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贊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

“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粉碎“四人幫”后，中國面臨向何方去的關鍵抉擇。鄧小平1978年9月13日至20日在北方四省一市通過調查研究形成的“北方談話”，呼應了當時正在全國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提出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嶄新命題，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礎。

9月13日，鄧小平訪朝歸來，但他并沒有馬上回京，而是按事先安排開始了在東北地區的調查研究。在8天的時間里，鄧小平從遼寧到黑龍江、吉林，再到遼寧、河北、天津，針對我國工業建設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先后在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沈陽、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調查研究，發表重要談話。這些談話強調要以國際上先進的技術作為我們搞現代化的出發點，號召全黨破除僵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極大地促進了全黨思想解放。

9月16日，鄧小平在長春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匯報工作，他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新論斷，他認為全黨當前的根本任務就是“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這次講話給在場的人以很強烈的震撼。9月17日，他在沈陽聽取中共遼寧省委負責人匯報工作時，一改往日的莊重嚴肅，動情地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

在這次調研中，鄧小平首次提出了全黨工作中心轉移的戰略問題。9月17日下午，他在接見沈陽軍區機關及師以上干部時明確提出，要在適當時候結束全國性的揭批“四人幫”運動。他說：“運動不能搞得時間過長，過長就厭倦了。”“究竟搞多久，你們研究。”這實際上提出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從“抓綱治國”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的主題。

“看來，四個現代化希望很大”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保持著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在設計現代化建設藍圖過程中一如既往、始終堅持，并且帶有用數字來“算賬”的鮮明特色。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即“小康水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250美元，提高到20世紀末的1000美元，翻兩番。這個目標是鄧小平根據國內外材料作出的科學判斷。但到底可行不可行，他要到廣大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去“算算賬”，調查一下實際可能性。

1980年六七月間，鄧小平專門到幾個省做了一次調查研究。7月22日，他在赴鄭州的途中說：“這次出來到幾個省看看，最感興趣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實現農村奔小康，達到人均1000美元，一個是選拔青年干部。”“對如何實現小康，我作了一些調查，讓江蘇、廣東、山東、湖北、東北三省等省份，一個省一個省算賬。我對這件事最感興趣。8億人口能夠達到小康水平，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們河南地處中原，你們算賬的數字是‘中原標準’‘中州標準’，有一定的代表性。”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根據鄧小平的設想描繪了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宏偉藍圖。

這個“小康水平”是個啥樣子?具體標準是什么?能不能實現?帶著這個問題，1983年春節前夕，鄧小平到經濟發展較快的江、浙、滬地區再次進行調查研究。

1983年2月6日，鄧小平抵達蘇州。第二天下午就在下榻的賓館開門見山地向江蘇省負責同志了解：“到2000年，江蘇能不能實現翻兩番?”“蘇州有沒有信心，有沒有可能?”

江蘇的同志向鄧小平詳細匯報了近年來全省及蘇州工農業生產情況，表示像蘇州這樣的地方，準備提前五年實現黨中央提出的奮斗目標，實現“翻兩番”。

鄧小平急切地想知道，達到人均800美元的水平，社會是一個什么面貌?發展前景是什么樣子?江蘇的同志向鄧小平具體匯報了6條：人民的吃穿用問題解決了;住房問題解決了;就業問題解決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學教育普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

鄧小平為蘇州人民取得的成績興奮不已。之后，鄧小平又到杭州、上海等地調研。這次江、浙、滬三個星期的調查研究，堅定了鄧小平對“翻兩番”、實現小康目標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介紹了調研時了解到的“小康水平”的社會狀況和6條標準，高興地說：“看來，四個現代化希望很大”。

之后，鄧小平為我們設計了70年的發展藍圖。1986年9月，他在會見一位外賓時幽默地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擺脫貧困，實現一個小康的社會。所謂小康社會，就是不富裕，但是日子好過。至于下一個世紀，那不是我的事了，我采取不介入態度，總不可能活到100歲嘛。但是，我們現在有權制定一個戰略目標。到下個世紀，花30年到50年時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那個時候，才能說我們這個人口這么多、地方這么大的中國對人類作出了貢獻。這才真正是為實現我們的理想——實現共產主義做了準備，創造了條件。”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我國經濟建設三步走的部署。

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這可以說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調查研究，他諄諄教誨各級干部：“如果從建國起，用100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

陳云與調查研究

熊亮華

陳云是全黨公認的善于調查研究的楷模。他提出了著名的十五字訣“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認為“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主張“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我們選取陳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時期的三次重要實踐，來看看他是怎么作調查研究的。

華北敵后根據地黨建調查：開展群眾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1937年全國性抗戰開始后，陳云到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當時，隨著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黨的組織有了很大發展，許多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區建立起黨的組織和領導機構。1938年春天，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例會上，陳云提出中央組織部的工作要面向全國組織系統，并著手調查研究黨的建設狀況。

當時延安與華北敵后交通阻隔。陳云建議從華北敵后六個大區選調一些同志回延安匯報敵后根據地黨的建設情況。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見后，他要求每個區黨委來一位副書記，選送一位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晉綏邊區和晉察冀邊區則各來幾位鄉黨支部書記。1938年十一二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陳云又指示中央組織部派了兩個組織工作巡視團前往華北敵后根據地，檢查各地黨的建設工作。通過調人來、派人去的調查研究，陳云獲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情況，發現了不少問題。

1939年四五月份，陳云同來延安的七個支部書記談話，每個鄉的支部書記都談了三天三夜，邊談邊記，秘書劉家棟做記錄。陳云了解到，大多數支部是不討論群眾的切身問題的，經常性的工作是依照區委的布置，發展幾個黨員，動員幾個人當兵，要多少糧食和軍鞋，而且一概是分派。至于群眾要些什么，就不管了。其中四個支部書記，都說婦女工作重要，但陳云問他們的老婆是不是入黨、入婦救會了，得到的回復是：“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

陳云從中組部巡視團匯報中了解到一件事。他們參加的一個鄉支部的小組會，沒有提出任何要討論的問題，就要黨員發言。一個黨員先說：“我們是共產黨員，每個同志要繳黨費，這是為了惦記黨。黨費是每月三個大子兒，沒有大子兒，繳雞子兒也行，小米也行，完了。”接著發言的三個黨員都講“繳黨費”，然后小組會就散了。陳云擔心：這樣的會議如果多開幾次，恐怕誰也不愿再來了。完全脫離群眾的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的區委、支部和小組，一定會失去群眾的支持，是非常危險的。

陳云還了解到，有些地方，一個老百姓在七八個群眾團體名冊上都有名字，而每個團體又規定五天或七天開一次小組會，十天或半月開一次大會。他想：如果真有這樣老實的老百姓，遵守紀律，每會必到，即使不種地，時間還不夠分配。

他們反映的問題中，更有甚者，有個縣的地主把持鄉政權，他們把各種負擔都加在抗日軍人家屬及貧苦工農身上，卻美其名曰“起模范作用”。

根據調查研究了解的情況，陳云于9月和11月在黨內刊物《共產黨人》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鞏固黨與戰區的群眾工作》《開展群眾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指出：“我與華北六個不同地區做黨的工作的同志談話以后，覺得華北工作最弱的一環，是群眾工作。”“要使抗戰前進一步，要使我們黨的工作前進一步，問題的根本，在于開展群眾工作。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他提出劃小區鄉黨組織工作范圍以便接近黨的支部和接近民眾、支部要經常注意解決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各團體領導機關的人要深入下層工作、組織婦女等措施，主張“我們要向著這樣一個目標：支部掌握鄉或村的全局，即掌握全鄉或全村的黨、政、軍、民、學的工作。做到了這一點，支部才算得是群眾的核心，黨在群眾中的堡壘”。他還在中央討論各地工作時，針對不同地區黨的組織情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導性意見，為加強抗戰時期黨的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青浦農村調查：“當地的干部、群眾能夠同我講真話”

三年困難時期，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為了進一步弄清國內情況和問題癥結所在，毛澤東在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中央領導人都下到基層搞調研。

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陳云到上海市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進行了15天農村調查。為什么選在自己的家鄉?陳云的考慮是：“這里是我1927年搞過農民運動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聯系，當地的干部、群眾能夠同我講真話。”

當時陳云心臟有病，醫生只允許他工作半天。但到小蒸后，他第二天就開始工作。每天上午在家里開座談會，下午三四點鐘到田間地頭、養豬場和農民家里、集體食堂等地方考察。

陳云聽了公社黨委兩次匯報，召開了十次專題座談會。這些座談會，有幾次主要是向農民作調查，有幾次是和公社黨委委員交換意見。農民也敢于提意見。他們的意見和情緒，概括起來有四：一是糧食吃不飽;二是基層干部不顧實際、瞎吹高指標，參加勞動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產中瞎指揮，不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四是沒有把集體生產組織好，農民的積極性差，相反，對自留地、副業生產積極性高。

那時，農村只有可以走人的土路，汽車、自行車都不能通行，到各個村落去都要步行七八里路，陳云仍然堅持到處去看。他看到，私養母豬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鰍，豬圈也干凈，產苗豬多，苗豬成活率高。公養母豬喂食不分大小、強弱，像開“大鍋飯”，豬圈臟得很，母豬流產多，苗豬成活率低。

當時為了多產糧，上級改變當地農民種一季水稻一季蠶豆的習慣，改種雙季稻、種小麥。陳云和當地干部農民一算賬，表面上畝產多了，但算上多投的種子、勞力，多占的寄秧田等，其實并不合算。

那時候有人擔心農民自留地多了，會影響集體生產。陳云調查后發現，自留地少了更不利。農民肚子很餓，不但搞不好生產，連當肥料的紅花草都吃了，青蠶豆也是吃了再說，摜麥子的時候故意不摜干凈，回去自己搓麥稈。

回京后，陳云寫出《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三個調查報告，印發8月下旬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對落實調整農村政策，調動農民積極性，解決農業困難，產生了積極影響。

寶鋼調查：“大家要同心協力，把寶鋼建設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197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集中3年時間搞好國民經濟的調整，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奠定更加穩固的基礎。同時決定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云、李先念掛帥，統一管理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和調整工作。

陳云的議事日程上，急需處理的是上海寶山鋼鐵廠的問題。這是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新建特大型鋼鐵企業。在確定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后，寶鋼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有些人甚至認為寶鋼建設是上了外國資本家的當，現在是騎虎難下。

陳云沒有輕易下結論。他的辦法還是調查研究。他在北京了解了許多有關寶鋼的情況，又要薄一波邀集長期從事冶金工業、機械制造工業和經濟工作的領導進行座談討論。5月30日，他又親自到上海進行調查研究，一方面聽取上海市委和寶鋼工程指揮部的匯報，另一方面派他辦公室主任王玉清到寶鋼工地現場實地考察。他還與上鋼一、三、五廠和冶金局的負責同志以及生產專家進行座談。

陳云邊調研邊考慮寶鋼建設問題。最初的考慮是基本立足國內、關鍵設備進口;到上海開始調研時，考慮設備全部進口，還要買技術、買專利;調研后離開上海時，才確定還是按照國家計委、經委、建委、冶金部、外貿部、一機部和中國人民銀行1979年5月9日提出的《關于寶鋼建設工作安排的報告》辦，繼續建設，推遲進度。

6月16日，陳云在財經委會議上講話，要求寶鋼干到底，買設備同時買技術、買專利。陳云提出：“對寶鋼要有嚴格的要求，甚至要有點苛求。”“寶鋼是實現四個現代化中的第一個大項目，應該做出榜樣來。”“總之，大家要同心協力，把寶鋼建設好。”經過7年多建設，1985年9月寶鋼終于勝利建成投產，并以高質量、高效率、高效益，創造出世界一流鋼鐵企業的業績。

除了大量的實地調查研究，陳云還提出另一種調查研究不可缺，就是“每個高中級領導干部都有敢講真話的知心朋友和身邊工作人員，通過他們可以經常聽到基層干部、群眾的呼聲”，這種調查研究“有‘真、快、廣’的特點”。他曾找兩個青浦農民朋友給他寫信，還要評彈界的朋友給他講講社會上的反映，群眾的意見。

陳云每決大事，必定先作調查研究;他搞調查研究不是走形式、擺樣子，而是認認真真、深入細致;他特別注意調查研究要聽真話、查實情、見成效;他的調查研究不限于一時一事，而是隨時的、經常的、廣泛的。他在調查研究上的思想和經驗，能為我們在新時代做好調查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鑒。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