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3月生，蒙古族，云南騰沖人。他在父兄影響下自幼受到文化和哲學熏陶，曾兩度赴日留學，早年投身革命，1936年出版《大眾哲學》。1948年10月起到馬列學院（后改名為中央高級黨校）工作，先后擔任哲學教研室教員、教研室主任，校黨委常委、副校長等職務。1955年6月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黨的七大、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66年3月因病去世。

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走進人民大眾之中

艾思奇中學時期就參加了進步學生運動，接觸和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留日期間，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1932年在上海加入黨的外圍組織，從此走上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道路，幾年時間里寫了大量論著，聲名鵲起。1933年6月開始以“艾思奇”的筆名發表文章。1934至1935年，在《讀書生活》雜志連載24篇哲學文章，并于1936年1月結集出版，即《哲學講話》（從第四版改名為《大眾哲學》），一時洛陽紙貴，新中國成立前發行三十多版。該書用人們身邊的生活實例、通俗易懂的語言、生動活潑的形式，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使“新哲學”開始走到人民大眾中去，成千上萬的青年在它的影響下奔向革命道路。這部書適應了革命斗爭的需要，起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作用，蔣介石曾哀嘆：“一本《大眾哲學》，沖垮了三民主義的思想防線！”毛澤東很欣賞《大眾哲學》，視之為“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優秀讀物，除要求作為學校和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的教科書之外，還向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推薦。1937年4月，艾思奇的另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著作《哲學與生活》出版，毛澤東讀該書時作了19頁的摘錄。

1937年10月，艾思奇奉調到延安工作，正值毛澤東如饑似渴學習和研究哲學，并進行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實踐。毛澤東歡迎艾思奇的到來，二人進行了比較頻繁的哲學交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也與艾思奇多次交流哲學問題。在這些交往交流中，艾思奇受到毛澤東思想的直接影響，熟悉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發展的脈絡，為他學習、研究和宣傳毛澤東哲學思想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延安時，艾思奇就對毛澤東的“實事求是”和“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進行了宣傳和闡釋。新中國成立后，他又陸續寫了很多文章宣傳毛澤東思想。1965年，寫成《毛澤東同志四篇哲學著作輔導提綱》，這是艾思奇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最完整的著作，也是他一生最后的系統性研究成果。

在宣傳毛澤東思想時，艾思奇并非生搬硬套，照本宣科，而是結合實踐經驗講解，既遵從毛澤東著作的原意，又進行創造性發揮。在講授矛盾的對抗性與非對抗性問題時，他說：“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沒有專門講，為什么《矛盾論》要講這個問題？這也是從實踐中來的。16年的斗爭碰到了要區別對抗與非對抗的問題。1923年陳獨秀就把對抗矛盾看做是非對抗的，甚至不承認這個矛盾。蔣介石拿了槍來屠殺工人農民，他還要把工人農民的自衛武裝繳掉。另外還有非對抗的問題用對抗辦法來解決。”“所以，流血的經驗逼迫人要考慮區別一下對抗與非對抗的問題……這些著作是用血寫的，不是用墨寫的。”

艾思奇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結論并非僵死不變的，應該充分肯定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同時也反對任意用貼標簽的方式空談毛澤東對它的發展，而必須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給予充分的論證和說明。

廣受學員歡迎的“艾教員”

1948年10月，艾思奇到馬列學院任教，開始了長達18年的“理論教員”生涯。他擔負了大量教學工作，幾乎每期每班都講過課。他授課的內容以哲學為主但涉及廣泛，既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也有辯證邏輯、自然辯證法、西洋哲學史等，涵蓋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共黨史、黨的建設、文藝理論等多個學科。在他的主持下，中央高級黨校還率先在全國開辦了自然辯證法班、邏輯班，并編寫出國內第一部比較系統的自然辯證法著作——《自然辯證法提綱》。

艾思奇講課善于用融會貫通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表述自己的見解，娓娓道來，環環相扣，如數家珍，使學員沉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魅力之中，真正感受到真理的力量、邏輯的力量。在講授事物具有多方面的質的原理時，他說：“一切生物都有質，人有人的質，動物有動物的質。人主要的質是社會關系、階級關系。人的質主要是階級性。但是人也是動物，也有動物的質，動物的質不是人的本質……人的身上也有兩個質，有動物質、也有化學質，醫生就是研究我們身上的化學變化，醫生不研究我們的階級性，他專門研究我們的生理質、化學質。”

艾思奇講課力求出新，常常反復思考如何把一個題目講得有新意。1962年講“歷史唯物主義引言”時，他開場就說：“這個引言怎么講？我考慮了很久，……這次講引言就比較概括，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容作一點解釋，主要的還是結合實際，結合我們討論中的問題來講。”他時常變換角度，在1960年的“黨史引言報告”中，他突破原有格式，從黨史的角度來解讀《實踐論》《矛盾論》，1964年則又進一步從新的黨史角度闡發了“兩論”的內容、作用和意義。他強調，在教學中不分場合、不問對象、不研究新材料新問題，一味引章摘句，照本宣科，是講不好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在講到一些概念、原理時，艾思奇也常常講出自己的新見解。他認為，以前的教科書上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定義不一定完全。他主張應該這樣定義：“歷史唯物主義是把辯證唯物主義推廣到社會歷史的研究方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可分的一個部分；學習歷史唯物主義的目的是要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把握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的方法的理論；把握研究各種社會科學和研究人類歷史的方法的理論。”

艾思奇講課強調“有的放矢”，重在應用。他在講稿中說：《實踐論》告訴我們，要從認識過程來克服主觀主義，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通過實踐和調查研究，走群眾路線，正確反映客觀實際，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路線、方針、政策、辦法等等；《矛盾論》又告訴我們，要從方法上克服主觀主義，要學會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善于分析矛盾、解決矛盾，堅持唯物主義的辯證方法。毛澤東的“兩論”給了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精神武器，掌握了這個無比銳利的武器，用來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認識世界就能比較正確，改造世界就會卓有成效。

艾思奇并不是只在黨校講課，對于各方面的講課邀請，只要抽得出時間，幾乎是“有求必應”。無論是對黨的高級領導干部，還是對一般干部群眾和廣大青年學生，他都一絲不茍地備課，從不糊弄。他還被聘為北大文學院教授，在北大講《社會發展史》大課，在北大哲學系開設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以及馬列原著等課程。1951年3月，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舉辦“社會發展史講座”，當時全國組織收聽和學習這個講座的有50萬人，一時成為全國最大的“課堂”。后來，講稿被編印成書——《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出版發行達100多萬冊，影響力不亞于《大眾哲學》。

一生信守實事求是，做到樸實低調

艾思奇始終把“實事求是”當作自己一生篤行的生活準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后，艾思奇寫文章贊揚過群眾的革命熱情。后來他在河南下放期間，看到不少問題，就給省委主要負責同志寫信，指出“過高的生產指標并不能真正調動群眾的積極性”。還發表了題為《破迷信立科學無往不勝》和《無限和有限的辯證法》的文章，強調“沖天的干勁一定要與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既要深信人民群眾力量的無窮無盡，又要注意到人民力量的有窮有盡方面”。

艾思奇非常謙虛低調。他常對身邊的同志說自己的感性知識少，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他多次深入北京市海淀區的農村和天津的工廠參觀學習，并在下放河南期間虛心向基層干部和群眾學習。他寫講稿和寫文章，都是自己動手，疲勞了就在涼臺、湖邊散散步又干起來，一干就是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眠。他很少串門閑聊，偶爾與同事聊聊工作和生活，完全沒有什么權威的架子。

艾思奇一生酷愛讀書。到北京十余年，家里藏書近萬冊，稍有閑暇，便埋頭于書海，專心致志。他有不動筆墨不讀書的習慣，凡是認為有價值的書籍，都留有他的墨跡。有的則專門寫下筆記、評述和隨感。為了能夠直接閱讀世界各國的原著，他還以頑強毅力學習掌握多門外語。早年學會了英文、日文和德文，40多歲時，為了準確理解列寧主義理論，他又開始學習俄文。

艾思奇腦子里塞滿了工作和哲學，惜時如金。他在北京多年，只去看過一次長城。他熱愛音樂，但也是在自己的屋里自娛自樂。游泳、滑冰、書法，都要靠擠時間。多休息片刻，就會覺得內疚。教學、科研、會議、行政事務，各種工作非常繁重。時間不夠用，只有靠犧牲睡眠來補償。長期下來，像一架機器超負荷運轉，導致身體狀況一天天惡化，56歲正當英年就辭世而去，為新中國思想理論界的損失。

艾思奇一生淡泊名利、樸實無華。他在延安時期就當過解放日報的總編等領導職務，調到馬列學院只當一名教員，他本人毫不介意。他最喜愛的頭銜是“艾教員”。毛澤東給他的親筆信，尤其是逐字逐句抄錄《哲學與生活》19頁多讀書筆記，他一直妥善保存，從不拿出來張揚。1964年，中央領導與中央高級黨校全體學工人員合影時，毛澤東想找艾思奇握手，找了好幾排人才發現他的身影。

艾思奇一生光明磊落，兩袖清風。在黨校工作的18個年頭中，他沒有私人糾葛，也沒有個人恩怨，1960年被任命為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但他從不擺官架子，不占公家的便宜，也不要求特殊照顧，從來沒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職權給親朋及家屬安插工作崗位。

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3月17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