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至 1975年，在毛澤東支持下，由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業務組，抓住國際國內有利時機，啟動了新中國首次大規模從西方國家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工作。這次引進是 1954年蘇聯156項工程技術設備引進之后，新中國第二次大規模成套技術設備引進（以下簡稱“二次引進”），最終形成了 26個項目約含 43億美元的引進方案，即“四三方案”。

“二次引進”對我國此后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學術界對“二次引進”的歷史背景、基本情況等問題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對周恩來在“二次引進”決策與實施中發揮的作用研究不足。特別是周恩來在當時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表現出的思想智慧和精神風范，值得進一步關注。本文擬對此問題作一梳理和研究。

一、周恩來在 “二次引進 ”決策與啟動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二次引進”是在毛澤東支持下，由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業務組與國家計委共同商定，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的重大決策。

20世紀 60年代末至 70年代初，國際局勢發生深刻變化。毛澤東以戰略全局的眼光密切注視著國際形勢的變化。1968年 4月，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被暗殺，激起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席卷 100余城市的抗暴斗爭。毛澤東指出：這場斗爭“是美帝國主義當前整個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一個突出表現”。“世界革命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1969年 2月，毛澤東向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提出，要認真研究國際問題。

周恩來也注意到了國際局勢的變化。他認為，“現在的世界是處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西方世界在發生嚴重政治危機的同時，亦醞釀著深刻的經濟危機。1968年6月 25日，周恩來在外事活動中說：“美國為了尋找經濟上的出路，搞了一個泛美國家經濟一元化，目的是為了更加加強一攬子的經濟，以服從美國經濟和向外投資的需要。”“新殖民主義比老殖民主義的控制更嚴”。

在洞察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變化的前提下，周恩來冷靜思謀著國內發展戰略。他指示，“國內現最重要的是抓戰備、抓生產，把革命和戰備結合起來。要把煤、電、冶金、運輸、石油、化工搞上去”。“現在工農業雖然發展了，但是按人口比例計算，比日本、西德等西方國家還差得遠。我們要趕上去，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還需要時間。我們要有雄心壯志，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技術水平，但要實事求是。不這樣認識，就會自滿、驕傲、不實際。”“在經濟工作方面，要以國內市場為主，也要注意出口；要以內貿為主，但也不是不要外貿；要自力更生，也要爭取外援、外匯；要抓革命，也要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1971年，國際國內發生了一些對中國發展有著積極作用的重大事件。中美關系解凍并持續改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空前提高，西方國家紛紛主動與中國改善關系。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積極領導開展對林彪極左思潮的批判，落實黨的各項政策，使國內工作在 1972年明顯出現轉機。

1972年 1月 16日，國家計委向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報送了《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報告中說，鑒于我國棉花播種面積擴大有限，這幾年棉花產量不足，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工業生產、出口援外的需要，除了繼續抓好棉花生產外，根據國外經驗，必須大力發展石油化工，把化纖、化肥工業搞上去。

為此，國家計委經與有關部門商量，擬引進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 4套，化肥設備 2套，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約需 4億美元，爭取五六年內全部建成投產。投產后，一年可生產化纖 24萬噸（相當于 500萬擔棉花，耐用方面，比棉織品高幾倍），化肥 400萬噸。李先念、華國鋒、余秋里研究報告后擬同意。他們認為：國家計委“擬引進的這些技術設備，都是以天然氣、油田氣和石油為原料的，原料比較有保障。

據了解，國外在技術上也比較新，引進后，可以加速我國化纖、化肥工業的發展”。1月 23日，三人聯名將國家計委報告及他們的研究意見報送周恩來。2月 5日，周恩來批示同意，并轉呈毛澤東批示。次日毛澤東圈閱。當時毛澤東在重病中，自當年 1月末至 2月下旬，多次與周恩來單獨談話，一件件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大事，更多地落到周恩來的肩上。

國家計委的上述報告事實上是由毛澤東、周恩來促成的。1971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在長沙視察時，給身邊工作人員放假，讓他們到處走走，買點東西，搞些調查。一位工作人員回來后高興地說，她排了半天隊，終于買到一條“的確良”褲子。對于購買“的確良”制品如此困難的狀況，毛澤東很驚訝。九一三事件后，毛澤東同周恩來談起此事，問：為什么不能多生產一點？周恩來說：我們沒有這個技術，還不能生產。毛澤東又問：能不能買？周恩來說：當然可以。事后，周恩來找了李先念、余秋里，讓他們研究辦這個事。

1972年 1月初，在國務院計劃起草小組工作的顧秀蓮找到輕工業部計劃組副組長兼輕工業部成套設備引進辦公室副主任陳錦華，告訴他，中央決定引進化纖和化肥的成套技術設備，要他代起草一個報告。輕工業部部長錢之光知道此事后，認為這個決定非常重要，立即組織研究。在報告起草前，李先念和華國鋒專門組織了討論，陳錦華在討論基礎上代國家計委起草了《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二次引進”由此拉開帷幕。這是根據國際國內情況，由上至下醞釀啟動的重大事項。

在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過程中，周恩來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一是提出成套技術設備引進的工作方針。周恩來在毛澤東圈閱國家計委報告后指示，引進技術，只能“‘一學、二用、三改、四創’，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創新、改革”。隨后，輕工業部、燃化部組成考察組，分別到西歐、日本考察，選擇引進對象，又下大力氣在國內選擇廠址。

二是為商務洽談選擇主帥。對外引進，與外商談判是一個關鍵環節。周恩來未雨綢繆，緊急把熟悉對外經濟工作、正在干校勞動的柴樹藩調回北京。1972年 5月，在考察組將考察情況和進口化纖設備安排方案的請示報告呈送李先念時，李先念即派柴樹藩去主持外商談判。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第一批進口化纖設備的方案順利確定。

三是審時度勢拍板決策，推動引進工作的開展。當時有一套從法國引進的化纖項目，談判過程中因價格分歧，合同遲遲未簽。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時，和周恩來談起此事。蓬皮杜說，這個項目的簽訂，會在世界引起轟動，希望中國在價格上讓步。周恩來從大局和長遠考慮同意，中法終于簽下了這個合同。此合同在國際上的確反響很大，不少西方國家看準機會，紛紛要和中國做生意。

四是加強思想指導。周恩來指出：我們經濟落后，底子一窮二白，是發展中國家。“我們在實驗上可以在幾年內迎頭趕上，但成批生產還不行，這跟整個工業水平、技術水平有關。我們整個工業水平和技術水平還不行。”因此，“要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一切不懂的項目都要學會，要下些本錢，把人家先進的東西接過來，趕上去，超過去”。“但是必須有分析地有批判地學，做到洋為中用。”學就要學世界最先進的技術。

鑒于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嚴重，企業倒閉，設備更新，客觀上為我國大規模成套技術設備引進提供了契機，國家計委繼 1972年初向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等報送首份技術設備引進報告后，是年夏秋又接連報送幾份。8月 6日，國家計委報送了《關于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提出，軋鋼能力不足和鋼材品種不配套，已成為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不僅影響“四五”計劃，還將影響“五五”計劃，應該盡早設法解決。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首先是進一步挖掘現在軋機的生產潛力，力爭在國內多生產一些軋機。另外，在可能條件下需爭取從國外進口少量關鍵品種軋機，特別是購買現成的舊軋機。這樣做不僅可以大大節省外匯，還可以爭取時間，很快拿到手發揮作用。如果舊的買不成，經過談判壓價后，新軋機的價格合適，也可以考慮買新的。8月 11日，李先念批示：為趕速度，擬同意進口。后報送周恩來。周恩來批示：“擬照辦”。后報送毛澤東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在全部傳閱同意后，8月 21日，周恩來再次批示：“先念同志即辦。”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從聯邦德國、日本引進一米七軋鋼機，建在武漢鋼鐵公司。

10月 28日，國家計委報送《關于為 30萬噸乙烯配套加工進口所需成套裝置的報告》，11月 7日又報送了《關于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這時，煤炭、石油、化工、機械、軍工、水利、電力、交通、林業等其他工業部門，經過出國考察，亦相繼提出從國外引進技術設備的項目，引進范圍不斷擴大。這些報告使周恩來感到，各部分別提出引進技術設備項目很零碎，既然有這么好的機遇，事情應該做大。他以戰略眼光和系統思維，指示國務院業務組及國家計委把這些項目合并起來，“要準備采取更大規模的引進方案”。

國家計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就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問題，同有關部門進行了研究，于 1973年 1月 2日向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報送了《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報告中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急于找產品市場，找資金出路。積極利用這一大好時機，擴大對外經濟交流，不僅有利于配合國際政治斗爭，而且有利于加速國內經濟建設。我們研究，擬在今后三五年內，集中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和單機設備，爭取在‘五五’計劃期間充分發揮作用。目的是，引進新技術，支援農業，加強基礎工業和輕工業，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步伐。初步提出進口 43億美元的方案。”

由于引進計劃總額為 43億美元，該引進方案又稱“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生產線、4套大化纖生產線、3套石油化工設備、1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設備、武鋼一米七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制造工廠和斯貝發動機項目等。后又追加 8.8億美元，共計 51.8億美元。

1月 4日，李先念將國家計委的請示報告報送周恩來、紀登奎，并在批語中談了兩點意見：第一，“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問題，計委負責同志（我有時也參加一下）已開過多次會。現將計委報告送上，請原則批示”。第二，“這個報告雖經多次研究，但在執行中間一定變動很多，要根據主席思想和中央精神，隨著國際情況的變化作適當處理。同時，我們還缺少經驗，要邊做邊學”。“必須兢兢業業，多聽取群眾意見，決不能疏忽大意。”

國務院業務組對國家計委的這份請示報告，十分慎重，直到 3月 22日才以國務院名義正式批復國家計委，原則同意此方案。“二次引進”從最初 4套化纖和 2套化肥設備約合 4億美元的方案，到最終確定為26個大型項目約合 43億美元的“四三方案”的出臺，前后經歷了 1年左右的時間。

二、周恩來為 “二次引進 ”的順利實施進行有力組織和戰略指導

1972年 5月 18日，周恩來被確診患膀胱癌，但他始終堅持工作。“二次引進”涉及的工作千頭萬緒，周恩來不可能所有工作都具體指揮實施。但周恩來所采取的重大組織措施和戰略指導，對“二次引進”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加強國務院業務組的領導力量

“二次引進”規模大，外匯籌集任務艱巨，交易按照國際市場慣例在西方資本主義大公司之間進行，我們缺少甚至可以說沒有經驗；同時具體方案的實施，要結合“四五”后三年和“五五”期間的規劃，進行綜合平衡的研究，合理有效地實施，領導組織任務十分艱巨。

國家計委在向國務院報送 43億美元成套設備和單機方案時，即提出三項組織措施：一是擬由國家計委、國家建委、軍委工辦、冶金、燃化、一機、外貿等部門，共同組成一個“進口設備領導小組”，并設立必要的辦事機構。二是建議“燃化、冶金、輕工、水電、交通、一機等部要指定一位主要負責同志專管這項工作，并設立專門機構，負責組織成套設備進口和國內配套建設工作的安排”。三是凡有進口項目的有關省、市，要抽調一批得力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組織專門班子，像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抓“156”項進口項目那樣，扎扎實實地把建設任務抓緊抓好，盡早投產見效。

周恩來深謀遠慮，在“二次引進”起步時，已從更高的組織層次作出了加強國務院業務組領導力量的一系列安排。1972年 4月 24日，原主持全國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陳云結束在江西的“蹲點”，由南昌回到北京。7月，陳云進入國務院業務組。周恩來委托陳云研究和考慮經濟特別是外貿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針和政策。這是黨中央根據當時“二次引進”工作的迫切需要，作出的重要人事安排。

在 156項工程成套設備引進中，陳云及李富春是周恩來主要協助者，特別是陳云擁有豐富的財經工作領導經驗，去國務院業務組協助周恩來考慮對外經濟工作方面的重大方針和政策，當時在黨內，可以說是最為合適的人選。這項安排確定是在1972年 7月，但陳云投入國務院業務組工作，則是在 1973年 3月國務院原則同意“四三方案”之后，這也恰恰反映了中央對陳云工作安排的戰略意圖。

1973年初起，周恩來病情惡化，需要全面檢查治療。3月 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恢復鄧小平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情況。毛澤東批示“同意”。

3月 29日，周恩來和鄧小平到毛澤東處開會。之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會議議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并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鄧小平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安排陳云和鄧小平先后進入國務院業務組，大大加強了國務院業務組的領導力量，為在“文化大革命”復雜的政治環境下，推進國務院工作及保障“二次引進”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

第二，對“二次引進”中外匯支付方式的探索給予有力支持和思想啟發

“二次引進”所需資金浩大，以何種方式進行外匯支付，是一個全新探索。陳云復出工作后，便從國際金融和市場價格這兩個工作難點的調查研究入手，開始指導和推進對外經濟工作。1973年 5月 5日，陳云向外貿部副部長周化民等了解外貿計劃和價格等問題，明確我們新中國成立初期對蘇聯、東歐國家占 75%，對資本主義國家占 25%的外貿格局，此時已發生“倒了一個個兒”的變化，強調要注意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問題。

隨后，外貿部在陳云指導下，成立了價格小組，由外貿部召集，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同志參加，交流情況，統一認識，提出方案。6月 7日，陳云又聽取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希愈、副行長喬培新及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管理局三處處長李裕民關于中國人民銀行的工作匯報，具體部署了國際金融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方面的十個研究課題，進一步對注意研究當代資本主義提出要求、作出安排。

周恩來給予初起步的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外貿及國際金融工作的探索以很大的思想啟示和推動。6月 29日，周恩來在會見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時說：“我很注意你來華的第二天同我們喬培新達成的諒解，即中國銀行可同大通銀行直接辦理互相匯款和支付旅行支票的業務。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通過兩國銀行往來推動兩國貿易的發展，這是一個有效的渠道。”“我們兩國社會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礎上怎么找到有利于雙方發展貿易的辦法，這需要研究對方，了解對方。”這些思想智慧對“二次引進”外匯支付方式的探索是重要的啟示。

此后，陳云在7月27日、28日和8月4日三次與外貿部負責人及該部價格小組成員座談，加強對國際金融、外貿工作的指導及對資本主義經濟和金融危機的認識。國家計委也邀集外貿、銀行及輕工等部門的同志共同研究外貿與國際金融問題，于 8月 20日向國務院報送了《關于銀行利用國外存款承擔一部分成套設備進口外匯支付任務的請示報告》。

報告中說，經研究“大家認為銀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承擔一部分成套設備進口的外匯支付任務，是有可能的。當然主要的部分，還只能通過延期付款辦法”；并提出四點具體意見：其一，用延期付款辦法，價格比較貴。搞成套設備的外商，一般對一種設備，都提出兩種支付方式，兩種不同的價格。“如西德一米七軋機，按設備交付進度付現匯，4億美元（已加了物價上漲因素）；按延期付款辦法，分 5年付款，4億 4000萬美元，即加價 10%。另外，還要求分年付百分之幾的利息。”

其二，銀行有力量承擔一部分成套設備進口的外匯支付任務。“隨著我國國際威望的日益提高，我國銀行吸收的港澳存款和國外存款，日益增多。當前美元到處泛濫成災，西歐各國和日本都急于為手中貨幣找出路”，不少國家商業銀行直接同中國人民銀行洽談存款業務。只要需要，多吸收一些存款并無困難。“現在外匯存款利息，一般是 10%左右，雖然比成套設備延期付款百分之六點幾的利息要高一些，但同延期付款加價再加息相比，還是合算的。”

其三，銀行參與外匯支付的具體辦法和好處。通常情況下，銀行參與外匯支付有兩種付款辦法：一種是用我銀行吸收的外匯存款，以現匯直接支付給外商；另一種是由對方銀行墊付現匯給外商，我銀行以分期付款方式，付給對方銀行。這實際是把商業欠款轉為銀行欠款，把商業往來轉為銀行往來。這樣做，有利于銀行和外貿擰在一起通力合作，通過銀行更好地配合對外貿易，把銀行吸收的外匯資金，重點運用在支持國家成套設備進口上；且比較機動靈活，容易避免損失。國外一般進出口銀行支持本國進出口貿易的做法，同這種情況大體類似。

其四，銀行要從開始就參加談判。現在成套設備進口，由外貿部和有關專業部門談判成交。為了適應新情況，建議銀行共同參加談判，以便了解全面情況，研究用何種貨幣作價，采取何種方式支付，對我有利。選擇其中條件適宜的，由銀行承擔現匯支付任務。

8月 25日，李先念將國家計委上述報告批送余秋里、蘇靜、粟裕、紀登奎、華國鋒、陳云、鄧小平等并報周恩來；同時批復五點意見：第一，“擬同意國家計委的報告，可先與西德談進口一米七軋機，用國外存款現匯支付辦法試行，但要做得穩當”。第二，外匯不足，應多組織出口。只要把出口創匯工作做好了，危險性不大，因為一旦發生銀行支付不了的情況，外貿可以支持銀行。

第三，我們鋼材的軋制能力太不足。解決這個問題，主要靠我們自己趕制，同時建議除中央已批準進口一套一米七鋼板軋機外，再進口一套這種軋機。大力趕一下軋鋼板的能力，這對長遠建設有利，可使我們的鋼材品種逐步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第四，進口舊軋機，如有可能，也是可以的，但要慎重，防止人家實際上是在推銷廢鋼鐵。價格雖然便宜，結果還是吃了虧。

第五，使用部門和外貿部、銀行要協作好。“特別是不要這山看著那山高，今天提出一個方案，聽到一點消息，明天又變卦了。變來變去，使談判者忙于應付，結果是貽誤時間，價格上也吃虧。”陳云因多次與外貿部座談交流，有關外貿和國際金融的許多政策思想已吸收在國家計委的這份報告中。

但舊軋機的進口是個新問題，故 9月 3日，陳云在報告上批示說：“關于進口舊軋機的問題，我很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見。估計舊軋機的地下電纜等設備拆下時可能已壞了，用不上。如要買舊軋機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設備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準備好新配件。過去舊中國有過買舊設備的經驗，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廠、山西閻錫山的太原鋼鐵廠、山西的窄軌鐵路。據侯德榜（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永利化學工業公司總經理、化學工業部副部長等職——引者注）說永利廠的設備是便宜的，但要花很大力量到外國去看和檢看拆卸裝箱。所以，我們買舊軋機要慎重從事。”

9月 11日，周恩來在國家計委報告上批示“同意”，并“附上陳云同志批注意見，交計委立即執行，隨時檢查”。周恩來的明確態度，是對“二次引進”順利進行的有力支持。

第三，指導開拓外貿工作新局面

外匯支付是“二次引進”中的全新探索，國家外匯實力是支撐這一探索的物質基礎，出口創匯則是積累外貿資金的重要渠道。1967年至 1969年，因受“文化大革命”沖擊，進出口貿易總額連續三年下降，1970年開始回升，1972年恢復并超過了 1966年的水平。但要支撐“二次引進”大規模的外匯需求，外貿工作必須有新的開拓和進一步的推進。故國務院業務組高度重視外貿出口工作。

周恩來、李先念、陳云都注意到了利用中國豐富的勞動力，進口原料加工出口創匯的比較優勢。1973年 3月 6日，李先念在一份批示中指出：進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是個辦法，應予逐步實行。只要組織得好，大有潛力可挖。數量要增加，質量要特別搞好。10月 12日，陳云在聽取外貿部負責同志匯報時，通過對美國、英國、日本等棉紡工業用工情況及紡織水平的分析說明，我們有豐富的勞動力，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加快國家的工業建設。

陳云還進一步指出：“中國人多，進口化肥設備，進口化肥，增產糧食，出口大米，出口肉類，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樣的。”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是打“大的算盤”。周恩來則于6月29日和10月31日，在外事活動中兩次提到，臺灣貿易額高，在于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資，利用了臺灣很便宜的勞動力。在臺灣有個高雄港，是自由港，沒有稅，吸引外資帶著原料去建廠，利用臺灣廉價勞動力、勞務費，然后把商品回銷，吸引很多外資到臺灣去投資。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周恩來的思路是比較寬的，涉及到利用外資以及自由港貿易、廉價勞動力在創匯方面的作用。周恩來開闊的思想，對國務院業務組領導開拓外貿工作有著重要影響。

周恩來高度重視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以下簡稱“廣交會”）在出口貿易中的作用。廣交會由國家外貿企業聯合舉辦，邀請各國客商參加，從 1957年開始，每年春秋在廣州舉行兩次。1972年 4月 9日，周恩來在廣州同廣東省黨、政、軍負責人和參加廣交會有關部門代表的講話中說：“我們是以國內市場為主、國外市場為輔，但能夠出口的還要爭取多出口”。關鍵是保證出口商品質量。

11月 24日，在召集外交、外貿部門負責人開會時又指出，廣交會要總結經驗。其盲目性反映在價格問題上，主要是缺乏調查研究，對國際市場的價格不大了解，對國內市場價格和國際市場價格不加區別。陳云按照周恩來的指示，通過廣交會加強對出口貿易工作的指導。

1973年 10月 3日，陳云親赴廣州，視察廣交會半月有余，深入調研了外貿出口工作。回京后不久，周恩來又將新華社編印的一份反映秋季廣交會取得良好成績，但棉布生絲等少數商品銷售情況不好的內部材料批送陳云參閱，請他提出意見。隨后，陳云與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等開了七八次小型會議，分別研究紡織品、輕工工藝品以及滯銷品等其他商品問題；隨后，對工藝品和抽紗出口及港澳貿易等問題提出了系統性指導意見。

在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業務組的領導下，中國外貿在 1973年出現了良好的局面。這年，同中國政府建立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達到 150多個；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 220.5億元，折合 109.8億美元，扣除美元貶值和國際市場價格變動因素，為 84.6億多美元，比上年增長34%，是“一五”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外貿出口創匯的發展，有力地支持了“二次引進”。

三、“二次引進 ”的重大意義及周恩來的思想智慧

“二次引進”在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這次成套技術設備引進，用 20世紀 60年代開發的國際先進技術裝備了中國石油、化肥、化學工業，同時促進了中國老企業技術與生產管理的改造和改進，“這對我國基礎工業的發展和科技進步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這次引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同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

通過成套技術設備的引進，不僅帶來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先進工藝和先進設備，還帶來了先進管理理念和最新的市場信息。這次引進還造就了一批會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的對外經濟工作干部，培養了一批能夠運用西方現代先進技術的專家和管理干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能夠在制造業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二次引進”曾發揮的作用不可忽視。“如果沒有當時的工作，沒有它打下的基礎、創造的條件，我們以后面臨的困難要多得多，解決這些困難所付出的代價也會大得多”。

“二次引進”能取得這些重要成果，與周恩來的戰略指導是分不開的。周恩來深刻分析國際政治經濟發展趨勢，順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往來日益增多的時代變化，強調在這樣的時代趨勢下，“中國主要靠自己，但不是閉關自守”。“各國的建設必須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制定一條正確的路線。”“任何一個民族要獨立，必須依靠自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民族小民族都如此。這是決定性的一條。”“一定要有自己的創造。”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國家計委在《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即“四三方案”報告）中，提出了進口設備需要遵循的六項主要原則：第一，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要積極擴大對外經濟交流，但不能樣樣依靠進口。我們的基點必須立足國內，自力更生。凡是國內能解決的，就不要進口。第二，學習與獨創相結合。引進技術，目的是洋為中用，要把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同自己的刻苦鉆研結合起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第三，有進有出，進出平衡。第四，新舊結合，節約外匯。第五，當前與長遠要兼顧，要算經濟賬，統一考慮，全面規劃。第六，進口設備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內地。這六項原則是對新中國對外技術引進工作經驗的重要總結，不僅當時且現在對我們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周恩來領導經濟工作注意運用辯證思維，要求“在建設中，任何部門的計劃都要有中心、有重點”，也就是要抓住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和重點環節，抓住當務之急。這體現在“二次引進”中，就是緊扣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問題進行。自 1958年“大躍進”，經過三年困難時期，再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糧食、棉花的生產與供應長期徘徊，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始終是中國經濟涉及面最廣，也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從“三五”到“四五”計劃中都高度關注的問題。

國家計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擬訂“四三方案”的出發點，就是“要集中力量，切切實實地解決國民經濟中幾個關鍵問題。不能什么都進口，不能撒胡椒面，把力量分散使用了，到頭來，什么重大問題也沒解決”。“進口的重點是石油、煤炭、冶金、發電等基礎工業的設備，化肥、化纖等支援農業和輕工業的設備，以及交通運輸設備。”

在“四三方案”中，用于解決吃、穿、用問題的化肥、化纖和烷基苯項目，占了全部引進項目 26個中的 18個，總投資 136.8億元，是全部投資的63.84%。這個重點的落實，為此后中國人民溫飽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在“吃”方面，中國以全世界不到 10%的耕地解決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在“穿”方面，中國到2003年成為世界第一化纖大國，占世界化纖產量的 1/3，不僅滿足了人民穿衣甚至是衣著豐富多彩的需求，而且還被用于家庭裝飾、工業用途等。這些成就的取得，與“四三方案”中化肥、化纖成套設備的引進有著直接關系。

周恩來還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堅韌的意志，同“四人幫”進行巧妙和堅決的斗爭，使“二次引進”在不斷排除極左思潮的干擾中推進。當時，極左思潮對外交、外貿及國內經濟工作的干擾不斷。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起用陳云、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成功領導國務院業務組決策和實施了“二次引進”，極其不易。特別是周恩來在“二次引進”工作中，率先提出的關于利用銀行往來推動對外貿易發展，關于積極引進外資，關于利用便宜勞動力進行來料加工、出口創匯等思想，不僅對當時的對外經濟工作有著重要啟示，且為后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實踐積累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周恩來在“二次引進”中，所表現出的豐富深邃的思想智慧、沉穩周全的工作作風、勇毅前行的歷史主動性、踔厲奮發的精神狀態，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

作者：遲愛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