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人民出版社，2022年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華誕。在中國五千年文明的歷史長河中，一百年實在只是一個瞬間，然而中國共產黨走過的這一百年，卻是在李鴻章所說的世界發生“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之后的一百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過的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這一百年，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對于世界來說，都具有極不平凡的重要意義。

2001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之際，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與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河北電視臺聯合攝制了八集文獻紀錄片《開端》。作為本片總撰稿和編導，在歷時近兩年的創作過程中，我跑遍了大半個中國，遍訪海內外與中國共產黨成立歷史相關的紀念館、檔案館和學者，對這段歷史做了一次系統的穿越、梳理；2011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我在紀錄片創作基礎上對建黨歷史過程、人物及其諸多細節和謎團做了比較深入的探索、呈現，完成了《開端：中國共產黨成立述實》一書。本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得到黨史界、出版界很多師友的肯定、鼓勵，得到讀者的贊譽、喜愛，也得到一些朋友的批評指正，借此機會對所有關心、支持我的朋友們表示衷心感謝。

由于20多年從事文獻紀錄片創作的原因，我對搜集和研究歷史影像的熱情和癡迷成為一種樂在其中的職業習慣。《開端：中國共產黨成立述實》出版后，我一直有進一步搜集更多、更高質量的圖片，創作完成一部《圖文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想法，以便使廣大讀者能夠更加形象、生動、客觀地感受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1921年的中國誕生的歷史過程和諸多細節。因此，我一直沒有放松對這一領域學術進展的關注，并注意新發現影像圖片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蒙吉林人民出版社抬愛，使《開端：中國共產黨成立述實》（圖文版）得以完成并出版。在這里，我把本書的創作初衷和思路坦陳如下。

一、從“一圖勝千言”說起

中國古來就有“左圖右史”的傳統。無論何時何地，每到一個地方，隨時在地圖上查看自己所處位置，熟悉所處環境，參觀當地博物館和歷史古跡，是我多年養成的習慣。2020年12月初，我在廈門大學參加一個影像史學的學術會議，會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圖勝千言”這句話。的確，圖像不但有文字無法取代的直觀、具象、生動的視覺效果，而且還蘊含著豐富的文化、歷史、地域、風俗等重要信息，甚至還能直接解讀甚至破解一些歷史謎團。因此，歷史圖像不但是文字歷史重要的補充，還具有與文字同樣重要的獨立的歷史、文化、美學的價值。

如果沒有古代典籍、石刻、墓葬、書畫中關于古代帝王將相、高僧名士以及戰爭、狩獵、飲食等場景的描繪，如果沒有世界各地保存下來的數量、規模可觀的歷史和建筑的遺存，我們不但無法領略古人的生活狀態，人類文明的薪火相傳恐怕也無從談起。

近代以來，隨著照相技術的誕生，清晰而生動的影像記錄開辟了人類記錄歷史、還原歷史的新紀元。照相技術的普及不但催生了攝影師、攝影記者這個現實影像記錄的職業，而且使攝影成為重要事件、重大歷史現場必不可少的程序。隨著照相館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出現，尤其是隨著便攜式照相機和攝影機的出現，個人留影，朋友聚會，旅行紀念，婚喪嫁娶，甚至私密的個人生活，記錄下此時此刻生命的瞬間，幾乎成為所有人無法抵御的時尚。因為讓不斷流逝的年華、歡樂和記憶永駐并分享給親人和朋友，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而照相和攝影技術的出現讓人類的這種天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于是，家庭客廳、臥室開始出現懸掛在墻上的照片，家庭相冊出現了，攝影展、印制精美的畫冊出現了，在報刊、圖書中加入相關的照片，以至于圖文并茂的圖文書也出現了。

當記錄歷史的照片和影像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以這些照片和影像為素材的歷史題材紀錄片開始出現。西方編年史和新聞匯編類紀錄片從二十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一直處于上升趨勢，中國習慣于把這類歷史題材的紀錄片稱作文獻紀錄片。中國的文獻紀錄片創作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逐步升溫，到90年代開始進入高潮。伴隨著讀圖時代的到來，圖文類文史書日益受到讀者的歡迎。由于圖文書沒有文獻紀錄片那樣受時間和容量的硬性限制，可以把海量的文字和圖片有機融合在一起，并能充分探討、展示歷史的過程和細節，可以與紀錄片相得益彰。

二、紀錄片《開端》和圖像里的中共建黨史

在20多年的紀錄片創作生涯中，我先后創作的文獻紀錄片有《新中國從這里走來》《開端》《晴朗的天》《八路軍》《認識南非》《重生與輝煌：唐山大地震30年》《偉大的歷程》《跨越：河北1949—2009》《旗幟》《大魯藝》《大轉折：西柏坡1947-1949》《平山記憶》《永遠的長征》《見證初心和使命的“十一書”》《滹沱記憶》《百煉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這些紀錄片的創作經歷，為我搜集、辨別、解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影像，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

我對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影像史料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如果從2000年開始紀錄片《開端》的創作算起的話，至少已有20年的歷史。在拍攝《開端》的過程中，在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和多位前輩學者的幫助下，我們在中央檔案館、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博物館、北京檔案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北京大學檔案館、北京魯迅博物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檔案館、上海圖書館，以及上海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浙江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湖南韶山毛澤東紀念館、湖南新民學會舊址紀念館、唐山李大釗紀念館、河北保定留法勤工儉學紀念館、英國國家公共檔案館、倫敦馬克思圖書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荷蘭皇家科學院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等地，拍攝了大量老照片、文物，在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廣東、山東、江蘇、浙江、天津等地，在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俄羅斯、日本，走遍了與建黨歷史有關的紀念地、故居，采訪了學者、革命前輩后代和知情人近百位，這些博物館、紀念館、檔案館、圖書館、故居豐富的陳列、館藏、畫冊、圖書，這些學者、知情人、革命前輩后代手中收藏的文物、照片，為紀錄片《開端》打下了扎實的影像基礎，也積累了數量可觀的建黨時期的圖片資料。

由于黨的早期活動影像的極度匱乏，我們拍攝、搜集的影像主要是圖片。這些圖片大體有以下三類：一是人物照片，包括單人照片、合影照片；二是文獻類照片，包括檔案、手跡、報刊、圖書、文告、文章等；三是歷史舊跡、建筑的照片，包括已經不存在的歷史現場、保存下來或復原的歷史現場或建筑、舊址等。

在《開端》播出之前，《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周恩來外交風云》《新中國》等紀錄片的熱播已經掀起中國文獻紀錄片創作的高潮。不同的是，這些紀錄片有相對豐富的視頻影像素材做支撐，而《開端》則幾乎沒有直接的或一手的影像素材。由于黨的一大是在極其秘密甚至是危險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期間沒有留下任何一張照片，各地和海外黨的早期組織除旅法小組外也沒有留下直接的照片，更不必說活動影像了，我們只能從歷史圖片中的打撈和挖掘中尋找突破。

以堪稱權威，由國家博物館2011年編輯出版的大型畫冊《中國共產黨九十年圖集》為例，畫冊以新中國成立為界分上下卷，上卷加上序章共六章402頁，其中第一章《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一章計44頁，大小照片共167張，占上冊頁碼和圖片總數的大約10%。但我們在創作《開端》的過程中拍攝的素材總量近5000分鐘，積累的與建黨史相關的各類圖片近千張，說明我手中積累的中共建黨史圖像已經十分可觀。

三、建黨史圖像的整理、識別與解讀

《開端》共八集，每集25分鐘，總長200分鐘，素材與成片的片比達25：1，遠遠超出文獻紀錄片的平均片比。就歷史圖片而言，片中使用的也不過100余幅，僅占十分之一。

對《開端》的視頻素材和圖像資料的整理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開端》播出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些素材和圖片一直在磁帶庫和電腦中沉睡，但我在緊張的工作之余一直關注著與建黨史有關的研究進展和史料發現，見到與此有關的圖書都會毫不猶豫地買下來。到2012年，我收藏的這個領域的各種圖書、畫冊已經超過150種。除了拍攝開端過程中收集到的60多種以外，我主要通過三個途徑收集，一個是到書店里買新書，一個是在舊書店和舊書攤上淘，還有就是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搜購。這些圖書和畫冊，不但直接提供了大量建黨史圖片，還為辨別、解讀這些圖片提供了很多線索和參考。

2010年初至2011年夏，寫作《開端：中國共產黨成立述實》的過程，也是我對這些圖片進行再度整理的過程。為了充分挖掘拍攝素材中有價值的東西，我把80多盤專業磁帶轉錄成DVD光盤，以方便在家里瀏覽。我通過轉錄好的光盤資料，速記下原來不太完整的采訪，還把在各地拍攝的舊址、文獻、文物、老照片等處理成清晰度還不錯的照片，對重要的照片還做了簡要的文字說明。

在紀錄片和書中使用圖片，最重要的是對圖片正確的識別和解讀，并配以準確、簡要的文字說明。整理過程中最常見的問題是，如何識別照片中沒有標出姓名的人物或者被張冠李戴的人物。識別照片中不知姓名的人物，糾正照片中被張冠李戴的人物姓名，弄清楚照片拍攝的時間、地點和背景，是照片整理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任務，而這個過程，恰恰也正是考證歷史真相、挖掘歷史細節的過程。通過一張張富有生氣的臉龐和頗具民國文人范、自由組合、儀態萬方的合影，去觸摸那個歷史瞬間的氛圍，去推測他們之間的關系，去想象照片中那些年輕人激情澎湃的靈魂，是別有況味的。

建黨時期的歷史圖片中，最能直接反映歷史潮流和過程的，當屬當時各種進步團體同人的合影，如少年中國學會、新潮社、新民學會、覺悟社、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但是，由于年代久遠，尤其是一些照片本身就不太清晰或經過輾轉、翻拍之后，已經模糊不清，或者丟失了照片的文字標識、說明等原始信息，給照片中人物的完整辨識和照片內容的準確解讀帶來很大困難。

在建黨時期人物中，見得比較多的是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董必武、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譚平山、李達、李漢俊、陳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張申府、羅章龍、鄧恩銘、張太雷、鄧中夏、馬林，以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在建黨時期和此前此后各個時期的照片，包惠僧、施存統、維經斯基、尼克爾斯基則相對較少，王盡美只有一張，譚植棠則只有中年之后的一張照片，楊明齋則2016年之前連一張照片都沒有見到。

一般來講，上述歷史人物因為知名度和辨識度較高，是比較容易被識別的，而對于其他不太知名的人來講，準確辨別有較大的難度。一個比較有效的辦法是，通過不同場合、不同出處、不同版本的照片互相對照、反復比對，糾正錯誤。而一些合影照片中面目模糊或歷史學者都不太熟悉的人物，要想逐一辨別，則需要等待合適的機緣，或者永遠也無法準確解讀了。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陳獨秀和李大釗，毛澤東與李大釗，毛澤東和陳獨秀，毛澤東和蔡和森，毛澤東與楊開慧，毛澤東與楊昌濟，李達與李漢俊，董必武與陳潭秋，陳獨秀與包惠僧，……這些關系親密的人物，竟然都沒有合影，連同框多人合影好象也沒有，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發現。這真是歷史的遺憾。

四、努力完成一部圖文并茂的中共建黨史

今天看來，2011年出版的《開端：中國共產黨成立述實》對建黨史圖像的整理和呈現還遠遠不夠，圖片的數量和質量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近十年來建黨史研究的學術成果和史料新發現，也必須在新書中給予足夠的補充。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一、根據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和史料發現，對書中原來不準確或者訛誤的內容作了刪減和補充，包括對相關鏈接也做了大幅刪減、修改和新的補充，容納了更多新鮮的內容。文字量比原來增加了大約六分之一。

二、更系統地吸收了共產國際檔案史料中相關內容，使建黨過程中共產國際外來因素發揮的作用，以及維經斯基、馬林等人在推動建黨過程中與陳獨秀不同的思路和因此產生的矛盾，做了更為清晰的表現。旨在強調中國共產黨并非某些人所說是共產國際催生的“早產兒”，而是先進的中國人尋求救國之路以改變中國政治黑暗的國情的需要，是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發展和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的必然結果。

三、除了對原來600多幅照片做了更清晰圖片的更換，又增加了300幅圖片，圖片的總量達到900多幅。這些圖片是我持續不斷從各地博物館、紀念館、檔案館，以及新出版的畫冊，各種圖書、報刊和網絡上中搜集到的，有一些圖片還是從原始照片翻拍而成，清晰度很高，保留了完整的原始信息，堪稱中共建黨史圖像總匯。

特別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原來就有的照片，還是新增加的照片，我都按照盡可能保留完整的原始信息，盡可能清晰，圖片中人物的文字說明盡可能完整、準確，而且改變一些圖文書文字和圖片往往聯系不夠緊密的弊端，努力使圖像與文字完全融為一體，并盡可能突出一些重要、獨特、獨家的圖像，把本書打造成一部真正圖文并茂的圖文書精品。

多年來，我一直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學海無邊，史海無邊！越是深入歷史的深處和細部，越是感覺到個人學識和能力的局限和有限。盡管本書匯聚了自己在中共建黨史領域20年的積淀，但不足、不當和錯謬之處一定在所難免，懇請讀者朋友加以原諒并不吝指正。

在此，向協助紀錄片《開端》拍攝的全國黨史系統的領導、朋友，向海內外檔案館、博物館、紀念館等機構，向接受我們采訪的學者、當事人、知情人，向指導過我的學界前輩、師友表達深深的謝意。向為本書付出心血和努力的吉林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吳文閣先生、統籌李相梅女士、責任編輯丁昊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謝。

（原文刊載《博覽群書》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