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如其他事業一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真正是“事非經過不知難，成如容易卻艱辛”，它建立在新中國成立后一代代人接續探索和頑強奮斗基礎之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首開探索，提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一概念，《論十大關系》作為這一探索的代表性成果，包含了從中國國情出發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光輝思想。工業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提和組成部分之一，今天，回首《論十大關系》的形成發表及其開創之功，仍然很有意義。

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源起

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經過28年成功與失敗磨煉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中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此時，中國共產黨人十分缺少工業化建設的經驗。毛澤東指出，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蘇聯共產黨人開頭也有一些人不大會辦經濟，帝國主義者也曾等待過他們的失敗。但是蘇聯共產黨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雖然有困難缺少經驗，但是中國共產黨人還是滿懷信心地開始投身工業化建設。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探索。在最初的工業化建設探索中，我們黨的領導人非常謹慎，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提出許多推進工業化的思想。

比如，毛澤東提出了城鄉兼顧的觀點。1949年3月，在為新中國建設謀篇布局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這就實際上提出了農村和城市、工業和農業統籌兼顧的思想。

劉少奇提出了城鄉一體、分步推進經濟建設的觀點。同樣是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提出，要有城鄉一體的觀點。1950年五六月間，他在《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提出國家進行經濟建設的大體步驟：一是必須恢復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經濟事業，并使那些不能獨立進行生產的已有的工廠盡可能獨立地進行生產；二是要以主要的力量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進行一些必要的國防工業；三是要以更大的力量來建立我們重工業的基礎，并發展重工業；最后，在已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重工業的基礎上，大大發展輕工業，使農業生產機器化。他并指出，中國工業化的過程要循著這樣的道路前進。

劉少奇還指出，世界上有兩種工業化籌集資金的方法、兩種工業化道路。一種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道路，即：無情地剝削本國工人和農民，并使無數的小生產者和中等企業主破產，以集中資本，此外就是依靠對殖民地的掠奪，依靠軍事賠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讓。另一種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道路，即：依靠本國人民的節約逐步地籌集起工業化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和在平等的條件下向社會主義國家取得借款和實行租讓。除此以外，是沒有第三條道路的。

周恩來也提出類似觀點。他強調，必須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在工業的領導下提高農業生產的水平。沒有農業基礎，工業不能前進；沒有工業領導，農業就無法發展。這個辯證的正確的方針是毛澤東思想在工農業關系、城鄉關系上的運用。

由上可見，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探索，即在經濟基礎薄弱、戰后百廢待興的情況下，從恢復農業、輕工業開始，逐步增加積累，逐步發展重工業。這樣的工業化道路是符合中國實際的。

（二）“一五”計劃的選擇。然而，1950年爆發的抗美援朝戰爭打斷了上述探索。1953年開始的“一五”計劃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與實施，使國家走上蘇聯式的工業化道路。蘇聯式工業化的特點，包括時間短、重工業優先、推進農業集體化，等等。

在醞釀編制“一五”計劃的過程中，1953年4月，米高揚向李富春通報了蘇共中央、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和經濟專家對我國“一五”計劃的意見。其要點共有8條，第一條就提出，從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考慮，“一五”計劃的基礎是工業化，首先建設重工業。1955年7月，李富春向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強調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項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我國現代化建設中重工業優先戰略由此逐步確立。

1953年底，黨中央經過近一年的醞釀，正式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明確黨在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當時各項工作的“燈塔”，實際上也統一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認識，規定了工業化發展的道路：資本主義國家從發展輕工業開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才能實現工業化，而蘇聯采用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從重工業開始，在十多年中就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蘇聯過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榜樣。當時強調，要批判一切違反總路線的錯誤思想。

1953年9月23日，周恩來在第二次文代會上指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共同綱領的路線，現在更把它明確起來。對抗著這個路線的有反動的封建買辦的路線——少搞或不搞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多搞農業、輕工業，或不搞工業而專搞農業，這就是不要中國工業化，農民生活也無法改善，使中國經濟不能完全獨立而仍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的經濟地位，這是便利美蔣的路線。有些人出于惡意，有些人出于善意。另一種對抗的路線是資本主義的路線，贊成搞工業，但想搞資本主義工業化，即是說要走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道路。這是走不通的路線，其結果必然與總路線對抗，不利于建設，有利于敵人。至此，走什么樣的工業化道路，已經十分清楚，不是可以隨意討論的問題了。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外環境十分惡劣，經濟活動仍然相對簡單，在這種情況下，選擇蘇聯式工業化道路有其客觀必要性。到1956年，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加上蘇聯和其他友好國家的支援，我國“一五”計劃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經濟發展速度比較快，重要經濟部門之間比例比較協調，市場日益繁榮，物價保持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這與舊中國經濟衰敗、物價暴漲、城鄉凋蔽、民不聊生，形成鮮明對比。

（三）1956年春“第二次結合”的提出。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一五”計劃的成功實施，以及國際形勢日益出現緩和，黨中央把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雖然社會主義陣營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仍在繼續，但緩和趨向開始出現。蘇聯與東歐國家開始提出要按各國情況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同社會主義各國的交往日益密切，中蘇關系處在良好發展時期，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也顯露出改善的跡象，中日民間關系發展引人注目，中美關系在兩國大使級談判開始后有所緩和，同亞非各國關系取得新進展。總之，中國所處國際環境在不斷改善。

經過“一五”計劃的實踐，我們黨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對蘇聯建設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逐步有所了解，認識到學習蘇聯經驗終究不能代替對自己道路的探索。以蘇聯為鑒戒，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的任務提上議事日程。

恰在此時，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犯的一些重大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中國共產黨對蘇共二十大的做法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審閱和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編輯部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在中央政治局討論這篇文章時，毛澤東著重指出：對蘇共二十大，重要的問題在于我們從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由此，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踏上探索適合中國國情工業化建設道路的偉大進程。

《論十大關系》與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提出

1956年春，以蘇共二十大揭開蘇聯問題蓋子為契機，以到各地調研、聽取34個部委匯報、聽取并收集各省市自治區情況作基礎，以歷史的經驗教訓為背景，毛澤東對聽取匯報、調研了解掌握到的情況和問題進行歸納整理，總結規律性認識，先后于4月25日、5月2日，發表《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講話分十個部分，又稱十大關系。《論十大關系》著重闡述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明確提出“以蘇為戒”。以蘇為戒，是一條貫穿《論十大關系》的主線。十大關系幾乎都與蘇作比較。這條主線的提出，表明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不能照抄照搬蘇聯的做法，要努力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保持著比較清醒的頭腦。1956年4月4日，在討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毛澤東指出，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先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考慮怎樣把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后來又在建設上考慮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蘇聯的拐杖，不像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搬蘇聯的一套，自己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該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

4月25日，在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時，毛澤東進一步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明確提出“以蘇為戒”，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的清醒和堅定。

第二，提出重工業優先，兼顧農業、輕工業。蘇聯模式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重工業優先，這甚至被認為是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重要標志。然而，重工業優先發展，違反了產業結構逐步由農業、輕工業再向重工業逐步升級的一般規律。堅持重工業優先，就一定會損害農業、輕工業的順利發展，進而影響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蘇聯，重工業落后局面雖然得到解決，但農業、輕工業卻陷入落后、發展緩慢，食品和日用品長期供應緊張，影響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應有提高。

“一五”計劃時期，我國基本參照蘇聯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重工業投資比重比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還高：中國為88.8%，蘇聯為85.9%（占工業總投資的比重）。而當時中國的經濟基礎比蘇聯“一五”時期要落后得多。這就在更大程度上扭曲了經濟的正常發展。

鑒于蘇聯的教訓，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強調，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毛澤東辯證地指出，從長遠觀點來看，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由此可見，在這里，毛澤東恢復了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聯系起來”的精神。

提出對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關系進行適當調整，實際是中國共產黨對蘇聯模式進行改革的突出標志。

第三，提出正確處理集中與分散的關系。高度集中管理，是蘇聯模式的一大特點，是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必然選擇。在推進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中，蘇聯建立起以計劃管理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管理體制。這種體制，保證了蘇聯政治、經濟戰略目標的實現。它比較適應戰時和經濟生活比較簡單的時期，經濟生活進入常態化復雜化以后，矛盾和問題就會突出起來。

新中國成立后，從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們黨就開始學習和引進蘇聯高度集中的管理經濟的做法。“一五”期間，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統治地位的建立，現代化大企業的增加，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經濟管理體制逐步建立起來。這一高度集中的體制，表現在計劃體制上，對國營經濟實行“統一計劃、分級管理”的原則，對整個經濟實行直接計劃和間接計劃相結合的制度。對國營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實行直接計劃，對農業、手工業、私營企業實行間接計劃。在工業體制上，中央各部門直接管理的工業企業不斷增加，從1953年的2800個增加到1957年的9300多個。在財政體制上，1953年建立了中央省（市、自治區）和縣三級財政，實行分級管理，地方財政結余一律上交。在財政總收入中，中央占80%，地方占20%；在財政總支出中，中央占75%，地方占25%。在物資體制上，重要生產資料實行中央統一分配制度。在勞動工資體制上，1954年后，勞動計劃和勞動管理權逐漸集中于中央。在物價體制上，實行集中領導，分級管理。在外貿體制上，實行集中管理。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實行這樣集中統一的管理體制，是完全必要的，反映了經濟結構從多種成分轉向單一公有制的趨勢，反映了在大規模經濟建設中需要集中使用物資、資金的要求。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到“一五”計劃末期，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日益暴露出統得過多、管得過死的弊端，使市場范圍太小，地方和企業的權限太小，影響了根據市場需要調節生產和流通，削弱了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

1956年初，毛澤東在調研時就指出，過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調動一切力量來達到建設強大國家的目的。在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時，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把什么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

提出正確處理集中與分散關系，是改革以高度集中為特點蘇聯政治經濟模式的必然要求。

第四，提出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注意縮小收入差距。眾所周知，蘇聯突出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在特定條件下具有重要而積極的意義，保證了蘇維埃政權的生存和強大。但是，蘇聯將其加以固化，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正確的方針和道路，就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經濟矛盾。在蘇聯，農業的發展速度不僅相對落后，而且在倒退。例如，1953年蘇聯的糧食產量只為8250萬噸，比戰前1913年還少350萬噸。農業的嚴重落后自然會影響到輕工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20世紀50年代初，蘇聯已成為世界上鋼鐵、機械和煤炭產量最高的國家之一，但卻幾乎不生產電冰箱、洗衣機，甚至鞋、襪等生活必需品也很短缺。

中國情況要好些，但也存在不足。居民物質福利有了相對提高，實際生活水平還是非常低。1954年，尤其是1955年，出現了拖欠工人和職員工資的傾向。農民合作社社員，也有收入下降的情況。針對這些情況，毛澤東在聽取34個部委匯報時就強調指出，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

在發表《論十大關系》時，毛澤東進一步加以強調，關于工人，他指出，工人的勞動生產效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關于農民，他指出，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

講話還專門提出注意處理縮小收入差距的問題，毛澤東強調指出，關于工資，最近決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的收入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

提出關心改善人民生活、縮小收入差距，是努力改變對人民生活關心不夠的必然選擇，是中國共產黨人追求共同富裕的生動體現。

第五，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習。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1956年2月25日，在聽取重工業部匯報時，毛澤東指出，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手起家，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當周恩來講到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時，毛澤東贊成說：無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4月10日，在同丹麥大使交談中，毛澤東指出，我們很愿意向你們學習，我們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人愿意的話，我們也愿意向他們學習。

在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時，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能學。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

這些闡述，充分顯示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胸懷和開放眼光，可以說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提出對外開放的先聲。

第六，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論十大關系》貫穿始終的另一條主線。講話在結尾提出，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講話提出的10個問題，包括上面所列5點，主要涉及經濟方面，是堅持以蘇為戒的體現，也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服務社會主義事業的體現。其他，經濟方面的“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以及后來加上的政治方面的幾大關系，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更是體現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基本方針。

比如，關于沿海和內地的關系方面，鑒于新中國成立之初嚴峻的國際環境，“一五”計劃將工業建設更多地放到了內地，沿海工業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有所緩和。根據這種變化，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指出，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采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

又如，關于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社會主義國家，是在努力創造建設強大社會主義國家有利的國內外環境。《論十大關系》發表，是在“一五”計劃即將結束、“二五”計劃即將開啟之時，建立在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國革命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經驗基礎之上，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集中反映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步之時中國共產黨人對現代化建設的初步認識，來之不易，彌足珍貴，顯示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的決心意志和能力。

時隔不到一年，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再次就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重大問題發表講話，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共講了12個問題，多為政治問題，但最后一個問題卻是經濟問題“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對于這一問題的闡述，彌補了《論十大關系》的不足。首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旗幟鮮明提出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概念。其實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主要精神就是要以蘇為戒，找出符合本國國情的建設道路。然而，《論十大關系》沒有提出這一概念。其次，明確提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內涵，即：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再次，闡述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即：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最后，講話展開闡述三者之間關系的道理。即：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

這樣，通過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回答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問題。后來，毛澤東對此作了回顧。1958年2月，毛澤東在對《論十大關系》進行說明時指出，1955年就感到要著重農業。到了1956年春季，我們就感到應該有所調整，不要單調地搞重工業，要著重農業和輕工業，但明確地講，就是見于去年2月27日講的、6月19日發表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那上面說的是同時并舉。

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接續《論十大關系》的探索，明確國內的主要矛盾，提出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主要任務，即“盡可能迅速地實現國家工業化，有系統、有步驟地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國防”，實際上提出四個現代化。圍繞實現主要任務，“八大”在經濟、政治、文化、外交、黨的建設方面進行部署。在經濟上，提出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探索改進經濟管理的方針政策，陳云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這是從理論和實踐上突破蘇聯模式、探索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嘗試。在民主法制建設上，強調擴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在文化建設上，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繁榮科學和文化藝術工作的指導方針。在外交工作上，提出堅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在黨的建設上，提出基本任務就是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原則，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密切結合，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這些部署是正確的。歷史證明，八大路線是正確的，雖然未能在實踐中完全堅持下去，但影響深遠。

《論十大關系》與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提出

經歷一系列成功與挫折，中國共產黨人對建設社會主義有了更多的清醒和堅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實現黨和國家的戰略轉移，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鄧小平指出：“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發展，教育全黨掌握了我國民主革命的規律一樣，八大以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二十多年的曲折發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黨。……和八大的時候比較，現在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刻得多了，經驗豐富得多了，貫徹執行我們的正確方針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大大加強了。”鄧小平強調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沿著《論十大關系》探索軌跡、朝著適合中國實際的方向一往無前、勝利前進。全會公報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1956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1979年3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命題。他強調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講話實際還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

歷史地看，《論十大關系》對于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開辟的重要指導意義在于，《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以蘇為戒、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基本方針及其探索，為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開辟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實踐依據，在保持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促進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積極作用。如由于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上海的工業實現了“充分利用，合理發展”，為全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后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再次把目光投向上海，強調“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又如正確處理集中與分散的關系，當時計劃體制下放與收的探索，無疑是改革開放以后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提前“試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現在，我們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恢復和堅持了長時期行之有效的各項經濟政策，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并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國經濟建設必將重新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全會實際指明了通過改革開放探索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方向，那就是政治上保持安定團結、經濟上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實行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黨帶領人民接續奮斗、砥礪前行，不斷推進中國式的現代化，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2021年7月，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肯定我們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全面系統深入地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即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這是對黨的現代化理論的一個重大豐富和發展。今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又進一步指出，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現代化建設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回顧《論十大關系》發表后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的60多年探索奮斗歷程，從中國工業化到中國式現代化，以《論十大關系》為開端，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經過不懈奮斗，終于成功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主任；原文刊載于《上海黨史與黨建》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 

（來源：黨史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