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視制度是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探索出來的一種行之有效的自我革命的斗爭方式。早在黨的二大通過的黨章中就有了中央向各地派特派員的規(guī)定。黨的四大上，又作了“隨時特派巡行員”的決定。黨的六大上，強調(diào)了巡視指導工作。六大以后不久，周恩來在中央指導建立了巡視制度。重讀周恩來有關巡視工作的論述，對于當前進一步推動政治巡視向縱深發(fā)展具有啟示借鑒意義。

一

在《周恩來選集》上卷中有這樣一篇文章——《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黨的組織工作》，這是1929年3月25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順直省委和時任山西省委書記汪銘的指示信。周恩來在這封指示信中對山西黨的組織進行了專門指導。指示信一方面分析了國內(nèi)形勢和黨的組織路線；另一方面指出山西省委是“空架子機關”，決定由順直省委兼管山西工作。信中要求順直省委“速即計劃如何用巡視方法”在山西尋找各地在業(yè)的同志，恢復中心區(qū)域的工作。

在給順直省委的這封指示信中，周恩來明確表示反對機關化，要求黨員深入群眾。他指出：在黨內(nèi)因有了這些不落實際的機關，反足以助長同志依賴機關、忽視下層群眾工作的錯誤觀念。因此，中央特改定，各級黨部的設立，必須其所管轄區(qū)域的下層組織已經(jīng)建立起來，工作已有開展，然后才能由此種下層組織成立上層組織。嗣后凡是下層組織沒有工作，或是破壞之后，主要的路線應是領導同志走入工廠農(nóng)村社會中，尋找職業(yè)，深入群眾，以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黨的組織必須在此種基礎上才能談到恢復和建立。如果超越了這一基礎工作而談恢復，而先立一上級機關，則必致基礎沒有，徒然發(fā)生一些個人的關系，牽引這些同志圍繞在黨的機關左右，無職業(yè)，無社會關系。這種人越多，越妨礙黨的下層基礎的恢復和建立，于是這一機關越隔離群眾，越隔絕社會，形成一架空而不合實際需要的組織。

周恩來在信中提出，黨員的線索并不求多，重在質(zhì)量的選擇，要有一人能得一人之用。他指出，黨員“必求能在社會中生活活動的人，如與社會一無關系而又畏怯深入社會，不努力尋找職業(yè)，這種人從前即便是同志，現(xiàn)在找到也無甚利于黨，這種人越多，反而越易使黨停留在這些與社會隔絕的流落分子圈中，而不能建立社會基礎——黨的階級基礎”。

周恩來以中央的名義寫給順直省委的這封指示信，意在鞏固中央巡視順直省委的結(jié)果，其中也體現(xiàn)了他在白色恐怖下管黨治黨的思路。

二

大革命失敗后，在白色恐怖壓迫之下，黨在各省組織幾經(jīng)破壞，干部犧牲不計其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到1927年底，全國黨員已由近6萬人減少到1萬多人。許多省的黨組織完全與中央沒有了聯(lián)系。保存下來的一些黨組織內(nèi)部，渙散無組織的狀態(tài)十分嚴重。一些地方的黨組織日益脫離群眾、隔絕社會，一些機關形成空架子，完全與群眾生活相隔絕，工作效能弱。有時因黨的上級機關一再遭到破壞，各地黨組織唯一的辦法，便是要求中央派人前往恢復。而中央派人至各省恢復組織，結(jié)果不但工作不能推動，新的關系不能發(fā)生，甚至舊的基礎也日益縮小。工作不能很好地開展，而且容易為敵人發(fā)現(xiàn)，屢遭破壞。

黨的六大以后，周恩來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面對許多黨的組織生活陷于半停頓狀態(tài)的狀況，如何應對白色恐怖，如何貫徹黨的方針，如何爭取群眾，如何解決黨內(nèi)派別斗爭問題，周恩來認為，在白色恐怖下健全黨的組織工作問題是當務之急。

當時的順直省委包括中共中央北方局所領導的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爾、綏遠、熱河、河南北部和陜北等廣大地區(qū)。在李大釗遇難后，北方局和順直省委的工作長期糾紛不斷，問題越積越多，黨內(nèi)的個人意氣之爭和派別成見越發(fā)展越嚴重，已到了工作難以開展的地步。一部分黨員組織了第二省委，又成立了“護黨請愿團”，許多黨員灰心喪氣，認為“順直黨的基礎已經(jīng)落伍了，腐爛了”，要求“由中央另派人來組織特委”。解決順直省委問題甚至已經(jīng)影響到黨的工作全局，成為當時中央組織工作中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棘手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向六屆二中全會所作的《工作報告綱要》中回顧道：“順直問題是中央開始工作之第一個最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發(fā)生于黨在非常渙散的時候，這個問題不能很快的得著正確的解決，不獨北方工作不能發(fā)展，并且全黨渙散的精神都不能轉(zhuǎn)變。”

在嚴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如何整頓改造渙散的各級黨組織，使其建立健全？如何檢查各級黨組織的工作，使其得到指導？為了解決順直省委等基層組織的渙散問題，周恩來提出，“我們檢查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巡視”。他指出，“全要靠巡視這一工作密接起來”，巡視工作之加緊，“是全國黨部的中心組織任務”。

三

由于順直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周恩來表示，“中央委員會有一人去一下才好”。1928年11月27日的政治局會議決定派周恩來去順直巡視。

12月中旬，周恩來到天津巡視。他聽取了省委幾個領導人的匯報，參加區(qū)委和支部的會議，接見各地黨組織負責人，廣泛聽取他們的意見。他還到唐山，分別召集負責同志會、礦山同志會、鐵路同志會，做了許多深入的工作，并準備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他還起草了大會的政治報告。

為了統(tǒng)一大家的思想，周恩來署名伍豪，在順直省委出版的油印黨刊《出路》第二期上，發(fā)表文章《改造順直黨的過程中的幾個問題的回答》。這是他同一部分同志談話之后，為了解答大家對整頓順直黨組織的一些疑問而作的文章。文章指出：順直黨內(nèi)固然存在不少問題，但那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變過來。要是認為順直黨的基礎全都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擊我、我攻擊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誰都不服誰、誰也不切實去做群眾工作的地步”�！罢�確的辦法是要在現(xiàn)在還存在的舊基礎上，深入群眾，積極工作，發(fā)展斗爭，吸收新同志來繼續(xù)不斷的改造順直的黨，逐漸的產(chǎn)生新的斗爭”。針對順直黨內(nèi)存在的一些錯誤思想情緒，周恩來在這篇文章中還采取循循善誘的態(tài)度剖析極端民主化與民主集中制的區(qū)別、命令主義與說服群眾的區(qū)別、懲辦主義與鐵的紀律的區(qū)別。

由于周恩來在深入調(diào)查研究、弄清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堅持從思想教育入手，開展切合實際而又充分說理的批評，引導黨員以向前看的精神從積極工作的過程中求得糾紛的解決，順直省委的“大多數(shù)接受中央恢復省委職權(quán)、擴大省委、改組常委的辦法，并一致認為必須積極到群眾中工作，從參加和領導群眾斗爭做起，才能建立起黨的無產(chǎn)階級基礎，才能逐漸肅清小資產(chǎn)階級意識，才是解決黨內(nèi)糾紛的正確出路”。黨員群眾的思想逐漸接近，并趨于統(tǒng)一了。

這年12月底，北方黨的代表會議正式召開，周恩來作政治報告。他在報告中較多地分析了黨員中存在的不正確觀念，對順直黨內(nèi)存在的種種非無產(chǎn)階級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評。他說，要使黨布爾什維克化，要加強無產(chǎn)階級的基礎，同時繼續(xù)改造黨的組織，尤其要堅決地反對小資產(chǎn)階級的意識。

周恩來對順直省委的巡視，初步解決了順直省委不統(tǒng)一、內(nèi)部派別斗爭等問題。1929年1月，新的順直省委成立。周恩來回到上海后在政治局會議上報告說：“這次去后，大家接受了中央意見。”“這次僅是作了一個初步的教育。”“能否找到出路，要看他們按照決議去工作。”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又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了給順直省委的指示信。

四

周恩來為中央起草的這封信，反映了他關于不斷深化巡視工作成果的一些思路，也為順直省委的發(fā)展提出了要求。事實上，順直省委問題的解決，初步扭轉(zhuǎn)了北方黨內(nèi)存在的嚴重渙散和無紀律狀態(tài)，使黨的工作走上了較能正常運轉(zhuǎn)的軌道。對周恩來這次去順直的巡視工作，黨的六屆二中全會作了這樣的評價：“在順直黨的歷史上，已經(jīng)醞釀著很復雜的糾紛，到了六次大會的前后更廣大的爆發(fā)起來，使順直黨成為破碎零離的現(xiàn)象。中央經(jīng)過極大的努力，派人巡視，召集幾次順直的會議，特別與這一錯誤的傾向奮斗，最后得到了順直全黨的擁護，才把順直的黨挽救過來。”“現(xiàn)在的順直黨，已經(jīng)較以前為進步”，“黨的生活向著發(fā)展工作的路線上前進”。

作為中央的“千里眼”，政治巡視工作可以有效解決黨的領導弱化、主體責任缺失、從嚴治黨不力等問題，并以黨的紀律督促各單位擔負起管黨治黨責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巡視工作，推動巡視理論和制度取得極大創(chuàng)新發(fā)展，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有力支撐。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發(fā)揮政治巡視利劍作用，加強巡視整改和成果運用�！眾^進新征程，全面從嚴治黨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必須堅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視，推動政治巡視向縱深發(fā)展，更好發(fā)揮其作為國之利器、黨之利器的作用。

（作者單位分別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