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傳尺素、鴻雁傳書，家書是親人們溝通感情、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鄧小平性格內(nèi)向深沉，言談直率簡練，沒有寫過太多家書，但穿過歲月的蒙塵，閱讀他留下的那些為數(shù)不多的家書，依然能夠感受到字里行間濃濃的家國情懷。

（一）

目前所知鄧小平最早的家書是他19歲時寫給父母，堅決要求退婚的信件。1920年，16歲的鄧小平赴法勤工儉學(xué)。在對資本主義社會有了切身體驗之后，鄧小平感到：“生活的痛苦，資本家走狗——工頭的辱罵，使我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很大的影響，最初兩年對資本主義社會性的痛惡略有感覺”，他認為只有通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救國救民。在周恩來、趙世炎等人的引導(dǎo)和幫助下，他投身革命斗爭，接受馬克思主義，確立了共產(chǎn)主義信仰。

1923年是鄧小平從一個普通的勤工儉學(xué)生成長為職業(yè)革命家的關(guān)鍵一年。這一年，鄧小平正式加入了旅歐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也是在這一年，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熏陶的鄧小平致信父母，要求解除幼年定下的“娃娃親”。1926年1月，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xué)撰寫的自傳中詳細描述了這個過程。鄧小平寫道：“我到法國后，‘自由戀愛’的呼聲，充滿了我的耳鼓，觸發(fā)了我的心事，于是我決定寫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更覺得一個不識字不相識而毫無關(guān)系的女子，于我將來的革命工作實無補益且有障礙，于是又接連寫了若干封信向我的父母請求退婚。不兩月，父親的回信到了，大罵我這種行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說‘倘故意違拗，家庭與汝從此脫離關(guān)系任其所為可也’的忿話來。我怎么辦呢？當然，只有兩條路：一是受家庭的軟化；一是與家庭脫離關(guān)系。于是又寫了一封信回去，堅持退婚的主張。結(jié)果，他們以后的來信，也不說脫離關(guān)系的話了。”由于鄧小平的堅持，父母也沒有辦法，只好做“親家”唐家的工作，最后，鄧小平“娃娃親”的對象唐氏由鄧家置辦嫁妝，作為鄧家的女兒嫁出去了。

除了要求退婚，鄧小平還在家書中表示，自己已經(jīng)投身革命事業(yè)，不能回家了。這種言論，在舊中國封建思想濃厚的背景下無疑是驚世駭俗的，用鄧小平弟弟鄧墾回憶的話來說，鄧小平一是要求解除“娃娃親”，二是告訴家人自己參加了革命不能回家。這幾封家書，對于希望鄧小平學(xué)成歸來、光耀門楣的家人沖擊很大，而對于19歲的鄧小平而言，這些文字的背后，真實地吐露出他對革命的滿腔赤誠和對信仰的無比堅定。

（二）

鄧小平與夫人卓琳相伴58年，卻鮮少用書信交流情感。早在1939年8月，鄧小平與卓琳結(jié)為革命伴侶的第四天，鄧小平就因為戰(zhàn)事匆匆趕赴太行山抗日前線，卓琳則留在后方的八路軍總部。在夫妻離別的日子里，新婚的卓琳渴望多了解丈夫一些，便向鄧小平抱怨道：你是不是要經(jīng)常給我寫信？鄧小平不解風(fēng)情地問：我寫什么？卓琳“開導(dǎo)”地說：寫寫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鄧小平開玩笑地說：那好，我讓秘書寫個底稿，再印幾十份，一個月給你寄一份。聽鄧小平這么一說，卓琳只好放棄了索要家書的“奢望”。

雖然鄧小平未曾給卓琳寫過浪漫的家書，但在1976年6月鄧小平給卓琳寫下的一張便條，其中飽含的深情與惦念不比長長的家書少。

1976年，鄧小平又一次陷入政治困境，被撤銷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wù)。4月7日下午，鄧小平、卓琳二人被轉(zhuǎn)移至東交民巷17號，與外界斷絕一切聯(lián)系。其后，卓琳因角膜潰瘍住進301醫(yī)院，二人不得已分開，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小平夫婦唯一一次分開。住院期間，卓琳十分牽掛鄧小平的安危，她給鄧小平寫下便條，叮囑他千萬不要離開現(xiàn)在住的地方。6月10日，鄧小平致信汪東興并轉(zhuǎn)報毛澤東、黨中央，提出同孩子們同住、或者首先允許他們來看望的要求。次日，毛澤東同意鄧小平來信請求。得到這個好消息的鄧小平立即給還在醫(yī)院的卓琳寫了一張便條：“已批準我們同小孩們同住，在原處。孩子們是否全回，須同他們商量。幾天后才動，注意秘密。你既可見到孩子們，就不急于出院，把別的病也治一治。”

風(fēng)雨飄搖的境遇沉浮中，愛與家的溫暖最能給予人力量與信心。這封不過幾十字的“家書”，是鄧小平同卓琳一生中為數(shù)不多的筆紙往來。紙短情長，不言自明的是這對相伴相依的夫妻，對彼此最深刻的了解與最默契的關(guān)愛。

（三）

1969年，鄧小平下放江西勞動。在江西三年多的時間里，這個很少寫家書的老人為生活和子女問題給中央寫了十來封信。在政治生涯低谷時期，黨組織是鄧小平最可信賴的親人，遇到生活中的難題，他提筆向親人傾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曾對鄧小平說有事情找汪東興，所以鄧小平的這些信都是寫給汪東興的，由汪東興轉(zhuǎn)給毛澤東。

在鄧小平給中央的信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大兒子鄧樸方。“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北大讀書的鄧樸方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和虐待，選擇跳樓以示抗議，因救治不力，形成高位截癱，留下終身殘疾。到江西后，鄧小平十分牽掛留在北京的兒子治病問題，不斷給中央寫信求助。

1970年10月17日，因得到通知說鄧樸方將被送來南昌同父母一起生活，考慮到醫(yī)療條件，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懇切希望兒子能留在301醫(yī)院繼續(xù)治療。雖然在鄧小平的要求下，送鄧樸方去江西一事暫時作罷，但不久后，鄧樸方還是從301醫(yī)院被遣送至北京市社會救濟院，且身邊無人照料。得到消息的鄧小平心急如焚，于1971年2月3日致信汪東興，請求組織上派人把鄧樸方送來南昌：“我上次給你寫信，希望鄧樸方能夠繼續(xù)治療。現(xiàn)在既然無法繼續(xù)治療，清河療養(yǎng)院的條件又是如此，我們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丟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慮，覺得還是把鄧樸方接到我們住地，同我們一塊生活較好。”6月，鄧樸方被從北京送到南昌。從此，鄧小平和卓琳在工廠勞動之余，全心全意地承擔(dān)起照看鄧樸方的責(zé)任。在照顧?quán)嚇惴缴�活的同時，作為父親的鄧小平，想盡一切辦法讓兒子振作起來，時常推著兒子去曬太陽，與兒子一起聊天，把從北京家中帶到江西的藏書拿給兒子看，幫助鄧樸方鼓起生活的勇氣。鄧小平還鼓勵鄧樸方繼續(xù)學(xué)習(xí)科學(xué)技術(shù)，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

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后，國內(nèi)政治形勢有所好轉(zhuǎn)。鄧小平于1972年4月22日給汪東興寫信，再一次談起鄧樸方的治療問題：“我的大兒子鄧樸方，接回來近一年了”，“我們總希望還能有一次醫(yī)治的機會，如果有可能再送回醫(yī)院治療，或施行手術(shù)。對此，我實在不好意思向黨提出請求”。6月27日，周恩來批示：如鄧的大兒子能再施手術(shù)似可讓其來京施手術(shù)。隨后，中央同意鄧樸方回北京住院治療，至此，鄧小平夫婦心中的一塊大石頭終于落地。

“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小平在遠離北京千里之遙的江西，為孩子治病、上學(xué)、工作不厭其煩地一次一次拿起筆，一封一封地給中央寫信，這固然是一個父親對子女、對家庭的牽掛與愛護，同時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同中央保持一線聯(lián)系的一種重要方式。在這些信中，他反復(fù)表達了對革命工作的忠誠與堅定，多次提出“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

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新時期，鄧小平就再沒有寫過家書。人們常說，鄧小平的文章是說出來的，不是用筆寫出來的。那是因為他遇事總是先在頭腦中縝密構(gòu)思、深入思考，然后一氣呵成、出口成章。把他的講話記錄下來，幾乎不用修飾就是一篇結(jié)構(gòu)嚴謹、思想深刻、語言流暢的經(jīng)典好文章。從這個角度說，1993年1月3日，89歲的鄧小平同孫輩們的一次聊天可以視作他晚年的一封重要“家書”。

晚年的鄧小平很喜歡和兒孫在一起邊吃飯邊聊天，在這次聊天中，鄧小平回顧自己的一生，感到心中無愧，他對聚在一起的孫輩們說：“對中國的責(zé)任，我已經(jīng)交卷了，就看你們的了。”望著朝氣蓬勃的年青一代，他的思緒回到了70多年前風(fēng)華正茂的崢嶸歲月。他總結(jié)勤工儉學(xué)的經(jīng)驗就是“鍛煉”二字：“在法國一呆就是五年，那時話都不懂，還不是靠鍛煉。”

他對晚輩們寄予殷切期望：“你們要學(xué)點本事為國家做貢獻。大本事沒有，小本事、中本事總要靠自己去鍛煉。”這位為中國人民解放和幸福事業(yè)奮斗了一生的老人，對后輩最大的期待就是本事無論大小，但要有家國情懷。要在大風(fēng)大浪中去實踐、去經(jīng)受考驗，把對小家的眷念凝結(jié)成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的大愛，以責(zé)任和擔(dān)當托舉起大寫的人生。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