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見字如面，見信如晤。盡管時隔多年，但我們今天靜心閱讀周恩來的家書，仍然可以真切感受到他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點。特別是家書中所體現(xiàn)的對革命真理的探求、與革命伴侶的浪漫、給革命晚輩的囑托，從一個側(cè)面生動反映了周恩來的思想、作風和革命情操，讓人深受感動與教育。

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

青少年時期，周恩來面對國家危難和人民困苦，決心“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誓言“險夷不變應嘗膽，道義爭擔敢息肩”，立下“面壁十年圖破壁”的遠大志向。為了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遠赴歐洲勤工儉學，采取各種方式了解改造社會的學說主張，通過比較來選擇拯救中華的具體途徑。

1921年1月30日，周恩來給表哥陳式周寫了一封長信，暢談自己旅歐以來探求救國之道的體會和收獲。他說：“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留學的目的“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于吾民族間者；至若一定主義，固非今日以弟之淺學所敢認定者也”。在他看來，這時有兩種可供選擇的社會改革方案：一種是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舊弊”；另一種是英國的做法，采取“不改常態(tài)”的“漸進的改革”。至于這兩個方案，哪個更適合于中國，他尚無定論：“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huán)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wěn)進之說為有力矣。執(zhí)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至實行之時，奮進之力，則弟終以為勇宜先也。”他還明確表示，“以今日社會之麻木不仁，‘驚駭物議’，雖易失敗，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發(fā)，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為了進一步比較俄、英兩種改革社會的途徑，周恩來到英國深入考察工人運動情況，圍繞英國煤礦工人罷工先后寫出《英國礦工罷工風潮之始末》《英國礦工罷工風潮之影響》等9篇通訊，并從這個事件中得出結(jié)論：“資本家無往而不為利，欲罷工事之妥協(xié)難矣。勞資戰(zhàn)爭，舍根本解決外其道無由，觀此益信。”2月23日，周恩來再次致信陳式周，結(jié)合最新的考察和研究，指出，“吾國今日最大之患，為產(chǎn)業(yè)不興，教育不振；吾國立國本以農(nóng)，然今日之急，又非工農(nóng)兼重不為功”，“使今日之留學界能有徹底的覺悟，回國能不為勢動，能不為利誘，多在社會上做一點平民運動，則工場技師，農(nóng)莊莊師，何不可兼為啟誘農(nóng)工階級智識之良師。產(chǎn)業(yè)與教育之振興兼程并進，根本方面只要多著一分力，表面上的軍閥資本家政客便搖動一塊，此種向下宣傳，吾以為較空言哲理改造者強多多矣”。

從周恩來寫給表哥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到歐洲后，將探求解決社會問題指導放在全部活動的第一位。經(jīng)過認真的推求比較，他認定英國式的費邊社會主義還是空想，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確的，從而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確立共產(chǎn)主義的信仰。

能看到你更加年輕，那將如何快樂

周恩來和鄧穎超相識于五四運動中，一起加入了進步團體覺悟社。旅歐期間，他們鴻雁傳書，進一步增進了彼此的感情。周恩來曾把印有李卜克內(nèi)西和盧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給鄧穎超，并在上面寫下“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那樣，一同上斷頭臺”的革命誓言。1925年在廣州結(jié)婚后，他們成為心心相印的伴侶，更成為風雨同舟的戰(zhàn)友，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

1947年3月，國民黨糾集重兵向延安發(fā)動突然襲擊。根據(jù)當時的形勢，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精干機關，繼續(xù)留在陜北領導全國的解放戰(zhàn)爭。鄧穎超隨劉少奇、朱德等組成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領導全國土地改革和根據(jù)地建設等工作。當年9月29日，正值中秋佳節(jié)，周恩來在月色下給鄧穎超寫信說：“對月懷人，不知滹沱河畔有無月色可覽，有無人在感想？假使你正在作農(nóng)村訪問，那你一定是忙著和農(nóng)家姑嫂姊妹談心拉話；假使你正在準備下鄉(xiāng)的材料，那你或有可能與中工委一起過一個農(nóng)村秋節(jié)。不管怎樣，一切話題總離不開土地改革和前線勝利。九個年頭了，似乎我們都是在一起過中秋的，這次分開，反顯得比抗戰(zhàn)頭兩年的分開大有不同。不僅因為我們都大了十歲，主要是因為我們在為人民服務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繼而幽默地說：“大反攻已開始，事情會一天天忙起來。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比初離延安時忙了許多。六個月中我們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既未到黃河邊，又未看見長城，心既不死，又非好漢，相差又只有幾里路，你說怪也不怪。”信的最后，周恩來深情地寫道：“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著余興送我入夢。愿你安好。”像這樣的家書還有很多，真實記錄了他們共同為革命事業(yè)而奮斗的歲月情深。

革命時期如此，新中國成立后同樣如此。1954年4月至7月召開的日內(nèi)瓦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重要會議。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周恩來始終全神貫注、夜以繼日地工作著，終于促使會議取得成功，使亞洲局勢和國際局勢得到緩和。會議期間，鄧穎超托中國信使捎來周恩來喜愛的海棠花，后又捎來裝在袋里的一片紅葉，袋面上寫著：“請交恩來留念，祝日內(nèi)瓦會議獲得成就。”紅葉的襯紙上寫著：“楓葉一片，寄上想念。”6月13日，周恩來回信說：“你的信早收到了。你還是那樣熱情和理智交織著，真是老而彌堅，我愧不及你。來日內(nèi)瓦已整整七個星期了，實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爭取一兩天睡足八小時。所幸并未失眠，身體精神均好，望你放心。”“現(xiàn)在已經(jīng)深夜四時了，還有許多要事未辦。明日信使待發(fā)，只好草草書此，并附上托同志們收集的院花，聊寄遠念。”這封家書背后的故事，充分彰顯了革命者的愛情既有夫妻間的關心愛護，也融入了對國家和人民的無私大愛。

也正因為這種革命者才能擁有的浪漫，周恩來和鄧穎超家書中“望你珍攝，吻你萬千”“情長紙短，還吻你萬千”“能看到你更加年輕，那將如何快樂？！”等言語，不僅體現(xiàn)了伉儷情深，也激勵他們相互扶持、并肩前進。1959年3月18日，正為召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忙碌的周恩來，心里仍惦念著在外地養(yǎng)病的鄧穎超。當晚，他在信中這樣傾訴自己的心聲：“寫此短箋，聊表懷念。‘三八’之日雖未通話，卻簽了一個賀片，而且還是三十年前的筆名，你看了也許引起一些回憶。老了，總不免有些回憶。但是這個時代總是要求我們多向前看，多為后代著想，多向青年學習。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險，還得再鼓干勁，前進再前進啊！”

不靠關系自奮起

周恩來十分重視家風建設，對家屬親友的要求極為嚴格。1946年6月，四哥周恩夔得知周恩來在南京與國民黨方面展開談判，特意從揚州趕到中共代表團居住的梅園新村。周恩來和鄧穎超熱情接待了四哥夫婦，但對他介紹工作的要求表示了拒絕。在寫給四哥的信中，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舊社會日趨沒落，吾家亦同此命運，理有固然，寧庸回戀。惟人生賴奮斗而存”，“設大局能轉(zhuǎn)危為安，或有機緣再見，屆時亦當勸兄嫂作生產(chǎn)計也”。可以說，嚴于律己、秉公用權(quán)，是周恩來對自己的一貫要求，“惟人生賴奮斗而存”則是他對親友特別是晚輩的殷殷囑托。

新中國成立后，更多的故鄉(xiāng)親友給周恩來寫信，希望利用他的總理身份，謀得一官半職。周恩來敏銳察覺到舊社會“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影響的嚴重性，立即劃出紅線，提出明確要求，這就是今天寫在江蘇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展板上的“十條家規(guī)”：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不許請客送禮；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生活要艱苦樸素；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周恩來還特意囑咐晚輩，要將“不靠關系自奮起”這個準則代代相傳。這和“十條家規(guī)”猶如告親友的公開信，對于守住親情關，教育親屬晚輩，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抓好家風建設，周恩來不僅提出具體要求，而且時刻嚴格監(jiān)督，一再叮囑親屬晚輩不要享受特權(quán)，而要艱苦奮斗，即便是取得進步，也要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周恩來的堂侄周爾均在部隊被批準入黨，高興地把這個消息寫信報告給周恩來和鄧穎超。1954年1月，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寫了回信，在表示祝賀的同時，要求他今后努力做到三個必須：“你必須加強黨性的鍛煉，克服非無產(chǎn)階級的思想，不斷地為著黨員的八條標準而奮斗，不要辜負了光榮的共產(chǎn)黨員的稱號，爭取如期地轉(zhuǎn)為正式的黨員。你必須注意密切地聯(lián)系群眾，關心群眾，向群眾學習，從而你才能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服務。你自知應不驕不餒，但必須從思想上、行動上加以不斷的實踐為要。”隨著時間的推移，周爾均等晚輩越發(fā)感受到周恩來對他們的嚴格要求飽含著殷切期望，“看似無情勝有情”，是“一種真正的愛，發(fā)自內(nèi)心的愛”。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1月2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