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科技人才，發展科技事業，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項重要方針。在全面抗戰時期，我們黨進一步加強科技人才工作，在當時極為困難的環境下更好地發揮了科技人才的作用，有力支持了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科技人才的培養和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經驗借鑒。目前學界已有的研究多著眼于全面抗戰時期黨的科技政策、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等宏觀層面，具體地、集中地研究這一時期我們黨加強科技人才工作的成果較少。本文將運用相關文獻資料，圍繞全面抗戰時期我們黨加強科技人才工作的原因、做法和成效作出一些分析，以期為今天的科技人才工作提供有益參考。

一、全面抗戰時期黨為什么要加強科技人才工作

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加強科技人才工作，是著眼于抗日根據地建設和抗戰大局的需要，對抗日根據地內部主客觀條件進行統籌考慮、積極謀劃的結果。

七七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實行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開辟廣大敵后戰場，建立起陜甘寧、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等十幾個抗日根據地，領導人民抗日武裝力量英勇作戰。然而，這些根據地大部分在偏遠山區和郊區，交通不便、環境惡劣，加上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連年遭災，租稅重重，內戰不息，民不聊生”，經濟十分落后，百姓文化教育水平低下。以陜甘寧邊區為例，150萬人口中，有90%的成年人是文盲，許多地方一二百人中只有一個識字的，更不用提具有一定科學技術素養的人才了。同時，各根據地由于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掃蕩”“清鄉”和國民黨頑固勢力的軍事襲擾和經濟封鎖，“不便與全國全世界科學界相溝通相聯系”，難以“聘請科學專家”，科技人才進入根據地受到層層阻礙。因此，根據地的科技人才長期處于嚴重缺乏的狀態。

與此同時，各根據地又面臨著急需大量人才的實際狀況。要打破敵人的殘酷封鎖，爭取抗戰勝利，各根據地必須獨立自主開展更加積極的生產運動。但“我們的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還遠不足以應付工作發展中的需要”。例如，“要修一條鐵路，必須有工程師和其他的技術專門家，還要有大批段長、站長等”，單“靠我們軍隊的工兵連當然是修建不起來的”。又如，“土地改革后要提高農業生產力，我們就需要許多農業專家，來改良種子、肥料、工具和水利。我們辦兵工廠和其他工廠，就需要許多工程師、專門家”。只有充分發揮好科學技術和科技人才的作用，讓“一切科學，一切科學家，要為抗戰建國而服務、而努力”，實現“自然科學的進步，工農各業的發達，生產能力的提高”，“才能充實我們的力量，充實軍隊的戰斗力，使人民獲得富裕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與政治覺悟，來取得抗戰的勝利，建國的成功”。可以說，開展好科技人才工作，盡快“培養大批技術干部”，已經成為一個重要而緊迫的問題。

盡管黨中央高度關注科技人才工作，但當時一些黨員干部在對于科技人才和科技工作的主觀認識上還存在著錯誤的觀點。有的存在“對革命工作抽象的狹隘的了解，以至輕視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認為這些工作沒有嚴重政治意義”，甚至出現了一面參加技術工作，一面看不起自己的工作而“要求遠走高飛”的現象；有的則是懷疑那些“有學識和能力”的專家有被“國民黨特務利用的可能性”；還有的“不懂技術”的黨員干部常常“自作聰明”，反而妨礙干涉到科技人員的正常工作，“造成他們的不安”。這些錯誤的認識嚴重影響到了黨的科技人才工作的開展，不利于根據地建設事業的推進，需要及時采取措施進行糾正。

二、全面抗戰時期黨加強科技人才工作的主要舉措

全面抗戰時期，我們黨從科技人才的培養、吸納、使用、待遇等多方面進行系統謀劃，在科技人才工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舉措。

（一）培育“既通曉革命理論又懂得自然科學”“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科技人才

獨立自主地培養科技方面的新生力量，形成結構合理的技術隊伍，是黨加強科技人才工作的一項重要舉措。我們黨從根據地的實際需要和人才成長規律出發，建立了自己的人才培養學校，陸續創辦了延安自然科學院、中國醫科大學、農業學校、衛生訓練學校、白求恩護士學校等，為人民軍隊和根據地各項事業培養了大量在政治思想、文化業務各方面素質都較高的科技骨干力量。以成立于1940年8月的延安自然科學院為例，它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個開展自然科學教學與研究的機構，主要任務為培育“既通曉革命理論又懂得自然科學”“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科技人才。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創辦得到了黨中央的大力支持，除將中央財經部原有一部分科技人員抽到學院充實師資力量外，還向各黨政軍機關和其他學院抽調一部分有理工科和農業知識的科技人員前來任教。生源也是經過篩選的，一部分由陜北公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的學生中愿意學習自然科學的同學報名后，經過考試錄取；一部分從國民黨統治區和前方來延安的知識青年中挑選符合條件的，由中央組織部分配來院學習。延安自然科學院初創時，學員未及百人，到1944年底，學員規模已經增加到了三四百人。這些學員接受了基礎科學知識的教育，建立了系統的科學知識，并通過進一步的學習和實踐向專門化發展，成長為懂理論、有技術的科技人才。

在建立人才培養學校的同時，我們黨還支持根據地組織、創辦研究機構，先后開展各種科學研究和科學實踐活動。1940年2月，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通過召開年會、組織科學報告、撰寫學術和科普文章、組織科學調查等活動集中科技人才，加強“一切具有專門知識的科學人員之間的聯系，使他們能夠在學術上、技術上、工作經驗上，互相切磋，互相幫助，發揮出他們的最大力量”。如1941年9月，自然科學研究會組織觀察延安日食，將觀測結果進行了詳細記錄，幫助學員和群眾科學認識日食、月食等自然現象，發揮了普及自然科學知識的作用。研究會的成員還積極參加邊區紡織、造紙、火柴、軍事、地質采礦等工業和醫藥衛生多個領域的建設工作，為“動員全國自然科學界的一切力量，來參加抗戰建國的自然科學工作”發揮了示范帶頭作用。此后，醫藥、生物、農學、機電、化學、數理等專門學會也陸續成立，團結相關領域的科技人才有計劃有系統地開展研究，并將研究成果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切實推動了邊區經濟建設的發展。除陜甘寧邊區之外，晉察冀邊區也于 1942年7月成立了自然科學協會，設立了工、農、電、醫、教育五大學會，廣泛征求會員，并發動邊區內外的自然科學家積極擴大研究活動。

為增進科技人才技術經驗的交流，我們黨還組織了內容豐富的技術展覽會，展覽主題有物理、化學、地質、礦物、生物等，起到了檢驗生產成績、提高生產效率、改進產品質量、推動技術進步的作用，增強了人民克服困難、爭取勝利的信心。1938年舉辦的延安工人制造品競賽展覽會得到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陳云等領導同志親自倡導和贊助，他們簽署的《緣起書》指出：舉辦展覽會有利于“更廣泛地動員和鼓勵戰時生產，提高工人的熱忱和紀律性，獎勵改良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促進國防經濟建設”。這次展覽會共有420件展品，前往參觀并簽名的就有3500多人。1943年陜甘寧邊區生產展覽會則綜合呈現了開展大生產運動以來的工農業成就，參觀展覽的人數更是達到了3萬余人。通過舉辦這些展覽會，展示了技術成果，加強了科技人員在專業知識上的交流，促進了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成長，有力支持了戰時環境下科技事業的有效開展。

（二）歡迎科技人才等“專門家來抗日根據地共同進行文化建設與各方面的抗戰建國工作”

全面抗戰時期，鑒于嚴重缺乏專門領域科技人才的現實，以及培養條件差、培養周期長等的困難，除了獨立創辦學校、培養本地人才，還需要從根據地以外引進吸納科技人才，這是我們黨有效緩解科技人才緊張困境、做好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要方式。

早在1936年8月，毛澤東在給章乃器等人的信中，就談到了黨中央對“專門家”的態度。他指出：對于一切“知識分子、專門家，歡迎他到蘇區來，給予他們以工作和發展天才的機會”。1939年1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由毛澤東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明確提出：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1941年5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在《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明確要求：要“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才”。此后，《中央軍委關于軍隊中吸收和對待專門家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黨員參加經濟和技術工作的決定》等一系列文件發布，向黨員干部提出：要大力支持吸收具有專業優勢的人才參與到軍事斗爭、經濟建設和科教文衛等各項工作之中，同時“必須向非黨的和黨內的專門家學習”。為了在社會上形成重視和歡迎科技人才的熱烈氛圍，我們黨主要機關報刊也針對引進科技人才的問題發表了大量社論文章。1941年1月，《解放》周刊發表社論《論抗日根據地的各種政策》，提出歡迎科技人才等“專門家來抗日根據地共同進行文化建設與各方面的抗戰建國工作”。同年6月，《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文章指出：“我們虔誠歡迎一切科學人才來邊區，虔誠地愿意接受他們的教益”。“歡迎科學藝術人才，這無疑對今后新民主主義文化事業將有更大的推進，將會招致更多的科學藝術人才來到邊區，將更提高邊區的以至全中國的科學藝術的水準。”通過這些宣傳，全黨認識到引進科技人才問題的重要性，為進一步推進科技人才工作提供了條件。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和正確的人才政策吸引下，大批愛國科技人才紛紛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阻撓，奔赴到陜甘寧、晉察冀、晉西北等抗日根據地。詩人何其芳記錄了1938年初到延安的見聞：“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這其中就不乏許多科技人才，他們在黨的領導下，為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對科技人才“充分的信任”，“給以充分的負責工作”

對于科技人才的使用，我們黨明確指出：要“對他們應有充分的信任”，并“根據其專門知識與技能”，“適當地分配其工作，給以必須的條件”，努力創造各種機會使他們能夠人盡其才。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讓科技人才身處重要崗位、承擔關鍵任務。1941年4月，《中央軍委關于軍隊中吸收和對待專門家政策的指示》指出：對各種科技人才，“一律以他們的專門學識為標準，給以充分的負責工作，如工廠廠長、醫院院長等等”。這份指示還批評了此前一些黨員干部“隨便懷疑這些專門家”的錯誤觀點。1942年5月，中央書記處通過的《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也明確規定，對文化技術干部，要尊重其“工作經驗，提高其威信，大膽地提拔做負責任的工作（不論是行政上或技術上）”。1942年9月，在《總政治部關于對待部隊中知識分子干部問題的指示》中，提出了“容”“化”“用”的人才工作思路。所謂“容”，就是爭取科技人才加入我們黨的革命事業中來，成為優秀干部；所謂“化”，就是轉變一些科技人才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使他們革命化、無產階級化；所謂“用”，就是正確地分配科技人才的工作，使他們有相當的發展前途。這三者是相互聯系、辯證統一的。想要好好爭取科技人才，實現正確的“用”，必然就要先做到“容”，對不同背景的科技人才給以充分的信任和接納，“容”中又有“化”，通過“化”不斷地改造他們、培養他們，最終達到人才盡為我所“用”的預期效果。在這個過程中，還要注意“一切要從大處著眼，不要斤斤于細微末節”，改變方式方法上的生硬、工作上生活上的求全責備以及宗派觀點、狹隘心理。在涉及到高深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問題時，應該保持虛心，不僅不能輕視和干涉“專門家之工作，相反的，應時時注意贊助知識技術高超的專家，信任他們”。在這一工作思路的指導下，科技人才被大力啟用。如1941年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建設廳工業局局長趙一峰、國際和平醫院院長魯之俊等6名科技人才被選舉或被聘請為參議員，參與邊區大政方針的商討，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是為科技人才做好工作積極創造條件，使得他們“有著最廣大的活動地盤”，可以一展身手。黨明確強調，對于科技人員不僅要“適當地分配其工作”，而且要“給以必須的工作條件（如圖書、儀器設備等），使能發展其才能安心于工作”。1939年冬，陜甘寧邊區政府創辦了從事農業科學技術研究的試驗農場——延安光華農場，選調陳凌風等科技人員參與農場的籌建工作。為了幫助開展畜牧獸醫的科學研究工作，邊區政府多次突破敵人封鎖線，輾轉引進了一些農作物和蔬菜種子，還有一些優良奶牛、奶羊等重要畜牧品種。在邊區政府關于機構、設備、原材料上的大力支持下，光華農場的科技人員不僅在邊區推廣種植了西紅柿、生菜、蘋果、甘露西瓜等當地從未種植過的蔬菜和水果，還每天向老弱病人等供應100多磅鮮牛奶。1941年，陜甘寧邊區政府又撥款70萬元、銀行貸款300萬元，作為工業方面集資辦廠的投資，有力支援了棉毛紡織、造紙、榨油、鐵工等工業領域科技人員的工作，等等。這些信任和支持使科技人才的革命熱情得到了極大地激發。他們積極投身工作，克服各種難以想象的困難，為邊區農林畜牧業發展、工業建設等作出了卓越貢獻。正如1944年5月毛澤東對當時還沒有入黨但是作出了突出技術貢獻的機械工程專家沈鴻和石油廠廠長陳振夏稱贊的那樣：“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們的心和共產黨一樣，都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艱苦奮斗的。”

（四）高度重視“技術人員的優待問題”，保障其無后顧之憂

敵后抗日根據地多地處偏僻山區，經濟十分落后，加之日本帝國主義持續不斷的“掃蕩”“清鄉”和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各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極其困難。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黨仍是盡最大努力保障好科技人才的生活。

這一時期，為幫助廣大科技人才解決生活上的后顧之憂，我們黨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1941年5月，中央統戰部發出《關于文化技術干部待遇問題的通知》，決定當年給文化技術干部另做干部服裝，增加津貼三分之一；另辦小廚房，增加菜金5元。1942年5月，中央書記處頒布了《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根據教育背景和工作經驗，把專門人才分為甲、乙、丙三類，在生活待遇上，明確規定了對各類技術人才的津貼、伙食、住宿、衣服、書報以及勤務員和馬匹等具體保障。其中，甲類文化技術干部每月可領到15元至30元的津貼，伙食以吃小廚房為原則，窯洞可一人獨住，每年特制棉衣、單衣各1套，書報由“各機關提出名單交統戰部審查通知出版發行部發給之”，還可根據工作需要配備勤務人員和馬匹等。同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在《關于技術干部待遇問題的批答》附件中強調，為了“減少技術人員對生活上的分心，使能更有時間發揮其專長和多年修養的技術，更能多貢獻其力量于革命事業”，必須高度重視“技術人員的優待問題”，“不僅要優待，而且要和邊區以外的待遇一樣或更高”。

對于那些有志于研究科學技術的青年學生，我們黨也十分關照，不僅“入學后免收學膳宿費”，而且幫助解決其他的生活困難。如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學院曾召開全體大會，發動互助運動，從生產中解決師生的生活需求，解決棉衣等過冬用品的問題。據曾任延安自然科學院總務科科長的管建勛的回憶，黨中央和邊區政府都很關心學校的生活，當時的生活標準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五錢油，五錢鹽”，“大生產運動，豐衣足食后”，每人每月還享有定量的肉類。曾為延安自然科學院學員的林偉也在后來回憶道，盡管全面抗戰時期的生活很是困難，但是“黨中央對科技人員是很優待的。教師們吃小灶一天有半斤白面，每年發套新棉衣”，還能發給學生們鉛筆、紙，一周能吃兩次肉和一次饅頭，這在當時都是非常難得的。

此外，為激勵科技人員更好地開展科學技術創新，提高生產水平，各邊區政府和一些科學團體還制定了面向科技人才的物質獎勵與榮譽授予政策，以激發科技人才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一是在每年舉辦的工業、農業、衛生及生產建設展覽會和勞模評選中對作出貢獻的科技人才進行獎勵。如1944年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評選出的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中，就有模范技術工人趙占魁、機械工程專家沈鴻、石油廠廠長陳振夏等。二是廣泛宣傳模范人物的光輝事跡。全面抗戰時期，在科技工作實踐中涌現出了一批模范人物，如為基本化學和火藥生產作出貢獻的工程師錢志道、發展邊區植棉事業并被授予“特等農業技師”的唐川等。各根據地不僅學習他們的先進事跡，也學習了他們的工作方法。這就在獎勵科技人才的同時，也宣傳了先進技術，促進了生產建設。三是頒布相關文件規定，形成獎勵制度。1941年7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規定，“為了進一步推進邊區工業發展，提高生產技術，建設廳對各工廠改進技術之職工予以物質獎勵”，“獎勵額最高者達300元”，其余獲獎者“視其對工業技術改進成績之大小而定獎額之多寡”。晉察冀邊區也頒布了《晉察冀邊區修訂優待技術干部方法》《晉察冀邊區獎勵技術發明暫行條例》等具體文件，根據本區的發展形勢，切實保障好技術干部的生活。尤其令科技工作者感動的是，毛澤東等領導同志為了籌撥各種科學獎金，常常節衣縮食、捐款相助，極大鼓舞了科技工作者“為邊區、為抗戰”埋頭鉆研、勇闖難關的革命熱忱，使他們以更飽滿的工作熱情積極投身于根據地經濟科技教育衛生各項建設事業。

三、全面抗戰時期黨加強科技人才工作的積極成效

在全面抗戰時期，我們黨加強對科技人才工作的領導，培養、吸納、重用了一批懂理論、有技術的科學技術人才，在化學、機械、石油等領域先后涌現出了惲子強、沈鴻、華壽俊、林華、陳振夏等一大批科技人才，“科學技術人員在工廠和在學校能獨立解決問題者，也不在少數”，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科技人才短缺的困境。

在黨的充分信任和各項政策保障下，科技人才的革命熱情得到了極大的鼓舞。他們“為了祖國的新生、民族的解放，與天斗、與地斗、與各種自然條件斗，戰勝了種種困難，排除了重重障礙”，在農業、工業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促進了根據地包括經濟建設在內的各項事業的發展。在農業方面，伴隨著農業技術進步，僅陜甘寧邊區，糧食產量就從“1937年的111.6萬石增加到1944年181.7萬石，抗戰八年共繳納公糧達101.39萬石”；抗日根據地在工業上也實現了從無到有，到1944年7月，“已建立了紡織、造紙、兵工、機器制造、煉鐵、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學工業等八十余個大小公營工廠”。這些成就的取得，不僅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提供了堅強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經濟基礎”。

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加強科技人才工作的實踐，對新中國成立后科技人才的培養和科技事業的發展同樣有著重要意義。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為著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在全面抗戰時期培養、吸納的科學技術人才，繼續奮戰在科技戰線和經濟戰線上，成為科技領域的骨干力量，以真才實學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作者：王夢昕，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