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習近平依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所受到的生態制約這一現實，從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目的出發，提出應當轉變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通過踐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生態意蘊主要體現為：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哲學基礎；把堅持綠色低碳發展作為踐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途徑；把“以人民為中心”與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人類情懷”規定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價值取向；把“五個文明”共同協調推進和美麗中國建設看作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發展目標。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要求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應當堅持“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把生態文明建設置于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戰略和基礎地位，從而從根本上使中國式現代化與造成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異化以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背離的畸形、片面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區別開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理論表達和科學指南，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當代價值在于回擊了在現代化問題上的“西方中心論”與“歷史終結論”的錯誤觀點，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是既遵循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又基于中國國情獨立自主探索的結果，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現代化道路的全新選擇。

［關鍵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 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懈探索如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結果。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與中國式現代化是密切聯系和相輔相成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途徑，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結果和奮斗目標。在如何看待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之間的關系問題上，習近平一方面把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質歸結為“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五點內容，另一方面反復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對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重大戰略部署就是把生態文明建設置于基礎與核心地位。“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生態文明建設是其中一位；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中，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其中一條；在新發展理念中，綠色是其中一項；在三大攻堅戰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戰；在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中，美麗中國是其中一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生態意蘊主要體現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哲學基礎；把堅持綠色低碳發展看作踐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途徑；“以人民為中心”與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人類情懷”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價值取向；“五個文明”共同協調推進和美麗中國建設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發展目標。

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哲學基礎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與突出特點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這主要體現在他提出的“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這三個具有原創性的概念上。

“生命共同體”概念的含義是指“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生態是統一的自然系統，是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有機鏈條。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林和草，這個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生命共同體”概念表達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有機關系，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生態本體論；“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概念則是以“生命共同體”概念為基礎，根據馬克思關于自然既給人類提供了生活資料的來源，也給人類提供了生產資料的來源，人類就是在同自然的互動中生產、生活和發展的思想，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這種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決定了人類只要善待自然，自然就會饋贈人類，而人類的活動違背自然規律，自然就會報復人類。因此，“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實際上，這是從生態價值觀的維度進一步強調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觀念的重要性，要求人類在實踐活動中必須敬畏、順應和尊重自然規律，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地球生命共同體”概念則是從人類的實踐活動與地球生態系統的有限性關系的維度，強調人類的實踐活動必須在保持生物多樣性的基礎上，堅守生態共同體的底線與邊界才能保證生態系統整體的穩定和安全。這就要求我們在實踐中必須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以人民福祉為中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化解工業文明所帶來的人與自然的矛盾，避免人類的活動不斷觸及自然生態系統的邊界和底線，為自然生態系統守住安全邊界和底線，平衡好人與自然的關系，積極促進全球經濟社會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

上述三個概念是習近平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關系的思想為基礎，吸收西方生態哲學與生態文明理論的有機論、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自然觀和對中國傳統生態智慧創造性轉換的結果。西方生態哲學與生態文明理論反對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把人類與自然對立起來的做法和機械論、還原論的研究方法，立足于生態科學等現代自然科學所揭示的生態整體性規律和所秉承的普遍聯系、整體論的方法，強調世界萬物處于普遍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機關系中，主張立足于“人—社會—自然”的相互聯系的立場，把“自然”看成不斷生成的存在物而不是像遵循機械規律運動的被動存在物，反對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看作控制和被控制的二元對立的關系，主張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看成相互依賴、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機關系；中國傳統生態智慧堅持“天人合一”的有機論、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強調自然具有內在價值，是人類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用萬物平等和“民胞物與”的命題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世界觀和價值觀，并提出了中庸之道與“持中貴和”追求的“和”的文化價值觀，要求人類應當奉行節儉和取之有時、取之有度的生活觀，順應自然、尊重自然和保護自然。習近平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關系的思想為基礎，反對近代機械論的哲學世界觀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認為西方工業文明雖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文明，但也給人類帶來深重的生態創傷，強調樹立生態哲學世界觀的重要性。“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工業化進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也產生了難以彌補的生態創傷。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發展方式走到了盡頭，順應自然、保護生態的綠色發展昭示著未來。”同時，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傳統文明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持中貴和”的生態觀念，“強調要把天地人統一起來，把自然生態同人類文明聯系起來，按照大自然規律活動，取之有時，取之有度，表達了我們的先人對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認識”，并認為把中國古代這些生態觀念外化為保護生態環境的國家制度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習近平根據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依賴自然，是在與自然的互動中生產、生活和發展的思想，進一步強調人與自然的這種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關系，決定了人類只有善待自然，自然才會饋贈人類，指出人類只有在實踐活動中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規律、敬畏自然，才能保證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否則就會受到自然的報復。習近平進一步運用“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歷史思維，揭示了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的根基，生態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人類文明的興衰與演進，強調人類實踐活動和追求發展不能超過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正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作為哲學基礎，強調只有摒棄勞動要素投入為主的粗放型發展方式，代之以生態文明的發展方式，才能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現代化和美麗中國建設的奮斗目標。習近平根據歐美現代化道路給人類所造成的生態創傷的歷史教訓，強調“走美歐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幾個地球也不夠中國人消耗。中國現代化是絕無僅有、史無前例、空前偉大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之所以偉大，就在于艱難，不能走老路，又要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那就只有走科學發展之路”。這里所說的“科學發展之路”，就是追求綠色發展的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基于以上認識，習近平肯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建設不僅使得我國經濟總量迅速躍居世界第二，而且完成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標志著中國現代化建設進入到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新時代。習近平在肯定上述成就的同時，也強調應當看到我國現代化建設還存在著諸如經濟總量大而不強，經濟發展速度快而不優，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性問題突出等，特別是以勞動要素投入為主的粗放型發展方式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既使得傳統的粗放型發展方式難以為繼，也使得生態環境問題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短板，提出轉變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突出生態文明建設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既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又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這就要求我們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觀念，通過走生態文明發展道路，在發展中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和自然恢復優先的方針，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讓人民群眾既享受到發展的好處，又能夠讓自然生態美景永駐人間，還自然以寧靜、和諧與美麗。

二、堅持綠色低碳發展是踐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途徑

習近平反復強調發展理念對于如何實現發展的重要性，因為“理念是行動的向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發展理念是戰略性、綱領性、引領性的東西，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表現”，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根據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變革發展理念。習近平是通過反思西方現代化道路所造成的消極后果和對中國長期盛行的粗放型發展方式的反思，強調應當摒棄那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觀，強調樹立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性。習近平在肯定西方現代化道路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指出由于其發展的目的是為了讓資本獲取利潤，因此不僅造成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的結局，而且因追求經濟的無限增長和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攫取，也造成了嚴重影響生態環境和公眾生活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習近平批評這種現代化道路放任資本逐利，“缺乏道德的市場，難以撐起世界繁榮發展的大廈。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局面不僅難以持續，也有違公平正義”。習近平正是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現代化是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和以環境污染、環境破壞為代價的邊發展、邊污染的現代化，并基于長期以來我國流行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所造成的嚴重生態環境問題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生態制約的現實，強調中國現代化不能走西方現代化的老路，必須改變不顧生態環境制約，單純追求經濟總量的發展觀，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走生態文明發展的新道路。

要真正踐行綠色低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必須在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導下，正確理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并具體展現在“要不要發展”和“如何發展”兩個問題上。在“要不要發展”的問題上，基于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判斷，習近平強調“發展”是解決中國所有其他問題的基礎和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反對像西方生態中心主義那樣為了維護生態整體的和諧與穩定，把生態整體的利益與人的生存權利與利益對立起來，進而否定技術運用和經濟發展。習近平認為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前提和基礎，反對抽象地談論生態環境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強調脫離發展談論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無異于緣木求魚，必然流于空談；在“如何發展”的問題上，習近平又反對傳統的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單純追求經濟總量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強調在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后，從黨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需要的執政目的、中華民族永續發展與美麗中國建設的奮斗目標出發，“保護生態環境就應該而且必須成為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也就是說，中國式現代化應當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美麗中國，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這實際上是要求我們摒棄傳統的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和唯GDP的發展觀，代之以綠色低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實現發展的數量、質量和速度的有機統一。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既要認識到經濟發展與保護生態環境之間是存在矛盾的，又要肯定二者之間的矛盾是能夠得到解決的。解決二者矛盾的關鍵就是必須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把“綠水青山”既看成自然財富和生態財富，又看成經濟財富和社會財富，踐行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生態生產力發展觀，形成與保護生態環境相適應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從形成與保護生態環境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看，就是摒棄傳統的以勞動要素投入為主，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片面追求GDP增長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決不走那種“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現代化老路，而是要通過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代之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生態發展方式，實現綠色低碳和可持續發展，同時，應當建設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立黨的領導和統一規劃，各級黨和政府主導、市場主體和社會大眾積極參與和相互協同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加快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三條紅線”，把人們的經濟活動和實踐活動限制在生態環境所能承受的限度內；從形成與保護生態環境相適應的生活方式看，就是要擺脫與工業文明相適應的建立在“大量生產、大量耗費、大量排放”基礎之上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樹立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珍惜生態、珍愛自然和保護環境的綠色消費方式與生活方式，從而把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與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人類情懷”的價值取向

“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情懷和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類情懷”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區別于西方生態文明理論和綠色發展思潮的突出特點，也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鮮明的價值取向。由于西方生態文明理論和綠色發展思潮割裂自然觀和歷史觀的辯證統一，因此其理論和指導的生態治理與生態文明建設必然缺乏“社會建設”的維度，不可能把滿足人民的需要和追求人類的共同繁榮發展作為其理論的價值取向和價值歸宿。

生態中心主義者的生態文明理論是建立在割裂自然觀和歷史觀辯證統一的有機論、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的基礎之上的，這使得其脫離社會歷史的維度，不去考察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物質與能量交換的實際過程是如何發生中斷的，僅僅從生態價值觀的維度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從而把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把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歸結為破除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樹立的是以“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為主要內容的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并借口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和諧，拒斥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反對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而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任何行為。這種觀點不僅把生態文明的本質歸結為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生存狀態，而且其價值歸宿和目的是維系資本和中產階級既有的生活質量，忽視和否定發達國家的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發展中國家要求通過發展消除貧困的需要，否定人民群眾的環境權、生存權和發展權，缺乏“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意味著他們所追求的生態整體的穩定與和諧的愿望必然落空。因為一旦人民群眾無法滿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必然會以破壞生態環境的方式追求生存；西方綠色發展思潮盡管在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辯護的同時，把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修改為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并標榜其所主張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代表的是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但是由于其所追求的經濟增長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為了追求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就意味著西方發展理論既缺乏“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維度，也決定了其所標榜的代表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本質上是一種“階級中心主義”和“地區中心主義”價值觀，意味著其理論必然缺乏人類情懷。

與西方生態中心主義者的生態文明理論和綠色發展思潮不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關系的思想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一方面肯定人與自然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另一方面又肯定人類可以通過實踐利用和改造自然，實現“自然的人化”與“人化的自然”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并特別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性質。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要求在探索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上必須從分析人與人的關系入手，并把生態危機的本質歸結為以人與自然為中介的人與人在生態資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的危機，只有從分析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與能量交換的實際過程出發，合理協調人與人之間的生態利益關系，才能真正解決生態危機。基于以上認識，馬克思主義必然把“社會建設”看作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和價值歸宿。這是因為：一方面生態危機的本質要求解決生態危機就必須協調好人與人在生態資源上的矛盾利益，這就意味著以建立合理的社會關系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建設必然是解決生態危機的核心和關鍵；另一方面生態文明的本質要求生態文明建設必須以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為基礎和前提，只不過生態文明建設要求合理地分配經濟增長的成果，否則在無法滿足人們基本生存需要的情況下，人們就會以破壞生態環境的方式謀求生存，這在客觀上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與民生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只有把民生建設置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地位，生態文明建設才能真正落到實處。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提出了“環境民生論”的命題，把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歸宿和目的定位于提升民生，強調人民群眾既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體，又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目的，并由此要求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和生態為民，并把人民群眾是否有獲得感、滿足感和幸福感看作評判生態文明建設得失成敗的唯一標準，強調“生態文明是人民群眾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事業，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這種人民至上的價值追求和情懷，既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必然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看作奮斗目標，也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實現共同富裕看作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和本質特征。由于綠色發展既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內容，又是美好生活的基礎，而當前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質量的期望值更高，對生態環境問題的容忍度更低，這就決定了必須把解決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作為提升民生的優先領域，特別是把“污染防治”作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中的三大攻堅戰之一，以回應人民群眾的生態關切和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僅具有鮮明的人民情懷，而且還提出了“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論”，體現了其鮮明的人類情懷。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只有一個人類地球家園出發，習近平強調生態環境問題既是一個關系到人類共同利益的全球性問題，又是一個關系到人類子孫后代生存和發展的問題，每個民族國家都不能置身于全球環境問題之外，都應當立足于人類的共同利益，摒棄零和博弈的霸權思維，在尊重民族國家主權的基礎上，以平等協商的方式承擔起解決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責任，通過建構尊崇自然和綠色發展的經濟體系，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和地球生命共同體，共建人類綠色地球家園。立足于對人類未來的責任，習近平把“碳達峰”和“碳中和”的“雙碳”目標納入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布局，并就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在制度創新、發展方式、節能減排、碳交易等問題上做出了具體部署。在此基礎上，習近平還要求我國應該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并通過國際合作和“一帶一路”建設，讓生態文明建設造福于沿線各國人民，提升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這種鮮明的人民情懷和人類情懷，一方面要求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把實現共同富裕看作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和本質特征；另一方面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擯棄依靠殖民和暴力掠奪的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西方現代化道路，從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出發，堅持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交流和互鑒，通過和平發展的道路實現現代化。

四、“五個文明”協調推進和美麗中國建設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目標

十八大以來，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做出了“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把生態文明建設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和基礎地位，這既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長期探索的結果，又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對此，習近平指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實踐深入，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認識不斷深化，從當年的‘兩個文明’到‘三位一體’、‘四位一體’，再到今天的‘五位一體’，這是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更帶來了發展觀念和發展方式的深刻轉變。”習近平這里所說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既是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艱辛探索的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創新。

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就是探討如何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奮斗史。中國共產黨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經歷了從借鑒蘇聯模式到獨立自主探索的歷程，最后形成了立足中國國情的現代化新道路和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如何通過工業化來提升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實現共同富裕作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題。這一探索過程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不斷發展和深化的過程，而且在如何處理現代化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問題上也經歷了從環境保護理念到樹立生態文明理念的轉化發展過程。從建黨到黨的十八大之前，中國共產黨從實現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一初心使命出發，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把環境保護寫入憲法，使環境保護上升為國家的基本國策。黨在環境保護工作中堅持群眾路線，采取發動人民群眾植樹造林、興修水利、大興全國性愛國衛生運動等措施，注重科學技術在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效率、節約資源和提高發展的質量中的作用，注重發展過程中的人口、資源和經濟發展的平衡問題，先后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科學發展觀，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但這種環境保護思想還沒有真正上升到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黨的十八大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美麗中國建設的總體目標，并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開創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所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美麗中國建設的總體目標是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遇到的生態制約的現實，從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切出發所提出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雖然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但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決定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而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換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決定了這里所追求的發展不應當是以勞動要素投入為主，只注重發展數量和發展速度的粗放型發展，而是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以實現生態文明發展道路為目標的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經濟發展總量迅速躍居世界第二，但自然資源的制約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既使粗放型發展方式難以持續，也成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嚴重制約。從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目的出發，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做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把生態文明建設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和基礎地位，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中，這實際上是要求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指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重點解決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通過走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并把“五個文明”協調共同推進和美麗中國建設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對此，習近平指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許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國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注重同步推進物質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為了實現上述奮斗目標，在要求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觀念的同時，還通過改革黨和國家機構，加強了黨對生態文明發展道路的統一領導和頂層設計，不僅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與美麗中國建設的總體目標，而且提出了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藍天保衛戰的階段性目標，把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總體目標與階段性目標有機結合起來，最終形成“五個文明”協調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

五、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當代價值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僅實現了人類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創新，而且科學地回答了“為什么要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和“怎樣建設生態文明”這三個關乎中華民族未來和中國式現代化成敗的核心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理論表達和科學指導，也賦予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豐富的生態意蘊。厘清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上述關系，對于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質、世界意義與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

第一，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理論表達和科學指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既是人類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創新，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現實的科學把握與理論表達。其一，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人類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創新的維度看，雖然生態文明思想已經廣泛存在于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但作為理論形態的生態文明思想則是以美國學者利奧波德在1949年出版的《沙鄉年鑒》一書為起點，并逐漸發展成為包含多種理論流派的生態中心論的“深綠”生態文明理論、人類中心論的“淺綠”發展思潮和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紅綠”思潮，它們都基于不同的理論基礎、價值取向和目的探討了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對于反思人類實踐的后果和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積極意義。但由于不僅沒有科學地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或者沒有解決好技術運用、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問題，而且都沒有解決好生態文明理論的內在矛盾，即基于生態文明理論的服務對象而形成特殊維度和普遍維度，基于理論所要研究的問題而形成應然維度和實然維度兩個方面的矛盾，因此，它們都是一種有內在缺陷的生態文明理論。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為基礎，科學地解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解決了技術運用、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問題和生態文明理論的內在矛盾，是一種指導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和指導全球環境治理的境界論的辯證統一的生態文明理論，實現了人類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創新，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理論。其二，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現實的科學把握與理論表達維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現實一方面是經過改革開放和由鄧小平開創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處于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方位；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所取得的成就并沒有改變中國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現實，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傳統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受生態制約難以為繼，也形成了畸形的產業結構。從維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實現黨滿足人民的需要這一執政目的出發，就必須轉變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確立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通過生態文明這一發展道路來實現。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正是立足于中國國情，對如何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問題進行了科學回答。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基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事業做出“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確立了生態文明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戰略性和基礎性地位，并把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歸結為“五個文明”協調推進，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實現共同富裕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既遵循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又依據中國國情獨立自主探索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結果，有力回擊了“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之路的必由途徑。習近平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和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和時代要求結合的結果。中國式現代化堅持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始終強調應當把通過工業化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作為現代化的主要內容，主張不同文明之間應當展開平等交流和文明的互鑒；同時既反對那種把西方現代化模式看成絕對和唯一的“西方中心論”，又反對那些認為西方的現代性價值體系代表著人類歷史未來的“歷史終結論”的論調，強調在樹立“四個自信”的基礎上，立足中國的具體國情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所處的歷史方位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堅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通過轉變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把解決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和不可持續的問題作為中國式現代化著力解決的問題，并提出了通過走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推進“五個文明”協調發展、共同富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事業。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既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又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和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推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而且為后發國家提供了全新的現代化發展選擇。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按照西方現代化的經驗，認為現代化是其內部現代性因素逐漸累積，從經濟現代化逐漸拓展為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的現代化。西方現代化雖然開創了人類現代文明，但這種文明不僅是依靠資本對落后國家殖民和掠奪活動實現的，而且也是通過資本剝削和壓迫工人階級實現的，其結果造成了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以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背離，這就意味著西方現代化所造就的現代文明是一種畸形、片面和有缺陷的文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破除西方現代化資本支配人和自然的同時，積極發揮資本文明一面的作用，主張走和平發展道路，在不同文明之間、在平等對話和互鑒中實現現代化和人類共同發展，并明確提出應當堅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追求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共同發展，強調“大家一起發展才是真發展，可持續發展才是好發展”，積極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此形成了以“五個文明”協調發展、共同富裕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為特征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和整體的現代化，創造了不同于資本主義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推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現代化運動發端于西方，西方現代化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物質文明，而且使人類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但同時也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馬克思從歷史辯證法出發，設想落后的東方國家可以越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走向社會主義，從而避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對人類造成的痛苦，形成了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和中國式現代化把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變為現實，不僅壯大了世界社會主義的力量，而且也為那些后發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全新選擇。

（注釋從略）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