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在黨內，毛澤東很早就深刻認識到調查研究的重要作用和意義，身體力行進行了許多著名的調查研究，為黨內形成和發展調查研究的傳統和作風起了重要的倡導和推動作用。黨內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也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彭真就是其中一位。

彭真一生對調查研究極為重視，他參與的許多重要決策都來源于調查研究。他曾說：“問題來源于客觀實際。不對客觀事物進行調查研究，腦子里不可能有正確的東西，爭論起來沒有個頭，問題也不能解決。所以，必須善于調查研究，經常抓緊調查研究”。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年代，他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常常深入基層實踐，到田間地頭進行調查研究。本文選記幾則彭真在不同年代進行調查研究的事例，其中所展現的真知灼見和務實作風，在今天仍有十分深刻的啟示意義。

“真理調換一個環境會變成錯誤”

1922年，20歲的彭真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于1923年5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冬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20多年的革命戰爭歲月中，他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中找出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創造性地開拓新局面和處理復雜問題。他說：“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是工作的出發點。情況不明，任何工作都做不好。”強調在決定具體的方針、方法前，要“精密地分析當時當地的情況，分析其特點，了解客觀的環境、主觀的條件和各方面相互聯系的關系”，因為“真理調換一個環境會變成錯誤”。

1936年，彭真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到北平指導工作。一二九運動后，北平抗日救亡運動迅速影響和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但受“左”傾錯誤的影響，北平市學生聯合會黨團采取過激的公開抗議手段，遭到反動軍警鎮壓，許多學聯干部和黨員被捕，學生運動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失。1936年春，北方局根據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精神，對此進行了批評，端正了運動方向。但是，北平黨內又出現了以徐高阮（1936年初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對學生運動提出“無條件統一論”，企圖取消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這與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李葆華、學運領導人蔣南翔等的意見產生尖銳分歧。1936年9月，蔣南翔、徐高阮分別寫信給北方局，談了北平黨內意見分歧情況。為了改善北平黨的領導，彭真于九十月間到達北平。

彭真先后聽取李葆華、徐高阮、西郊區委書記蔣南翔、中共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趙德尊等的匯報，還收到18份各方面送來的書面意見。為了深入了解清華大學黨組織情況，他在清華大學地下黨員楊德基（楊述）處住了十多天，開展調查研究。據蔣南翔回憶：“彭真當時化名‘老魏’，前后到清華來過好幾次。”

在調查中，彭真發現北平市委只有一般的政治號召，沒有抓緊現實的事變和機會開展群眾運動，不會動員群眾進行公開活動，使政治斗爭脫離群眾的日常斗爭；只注意機械地服從組織，而束縛同志們的創造性，并且忽視了開展工作；長期使一些優秀干部閑散著，并常常打擊一些干部等。同時，彭真注意到，北平黨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學生中，學生黨員占了北平黨員的絕大多數。

1936年10月21日，彭真依據廣泛深入的調查了解收集到的情況，寫成《根據黨的新策略來檢討北平工作》一文，署名“煒實”，在北方局黨內刊物《火線》上發表。文章對北平市委的工作提出了批評，也提出了改進意見，強調北平市委應利用各種合法組織、合法運動和合法手段來進行公開活動；要相信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創造性，要把黨的決議和指示轉化為廣大黨員和群眾自己的意見；應對干部加強教育、幫助，不能任意打擊等等。彭真還根據北平學生黨員多的具體現實，采納“北平的學生運動最好由學生同志自己來領導”的意見，提議成立中共北平市學生工作委員會。此后，北平市委將領導北平學生運動的職責移交給北平學委，黃敬、蔣南翔先后任北平學委書記。

應該說，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實行初期，如何在實際貫徹過程中把握這一政策，確是難題。一方面是革命群眾過火的熱情可能出現“左”的關門主義；一方面是對統一戰線的無條件認同可能出現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右傾。這兩種趨向始終在角力，稍有不慎便容易出現偏差。彭真通過對不同層面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掌握大量系統的材料，加以分析、綜合。在此基礎上作出的決定，既保護了廣大群眾的革命熱情，又強調了合法斗爭、維護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對北平黨的領導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此后，北平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革命形勢明顯好轉。

“為什么現在我們講話群眾有點不相信，問題就是沒有很好調查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彭真同時兼顧中央和北京市的重要領導工作，雖然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如既往地重視調查研究，多次強調“政策是怎么來的？政策是從情況來的，先有情況，后有政策。”他以身作則，“總在做調查研究。如果有時沒有時間走出去，就想辦法請進來，請人來談，也要做調查研究”。

1961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毛澤東講話指出，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對此，彭真積極回應：“今后要建立一種經常的調查研究作風，要成為一種制度”。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1961年4月中旬，鄧小平和彭真帶著五個調查組，到順義縣和懷柔縣農村調查研究。鄧小平以順義縣為主，彭真以懷柔縣為主，中間交流情況，最后一起到密云縣調查荒山綠化問題。

4月17日，彭真第一次到懷柔，先召開北京市委常委會議，請五個調查組成員參加。在聽取了先期開始調查的同志匯報后，彭真講話明確指出了調查研究的指導思想。他說：“現在調查，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最根本的是解放勞動力。人的積極性是最根本的問題。過去有些胡思亂想，就是不切合實際。沒有社員的積極性，什么也干不了。要下決心按經濟規律辦事，說話使群眾相信，說到哪，辦到哪。為什么現在我們講話群眾有點不相信，問題就是沒有很好調查研究，沒有摸底就下決心，有些問題不是根據群眾自愿。要下幾年功夫，先把情況摸準，把政策搞對，把干部作風搞好。”

圍繞如何調動社員的積極性，彭真從各個方面進行了調查。4月20日，他第二次到懷柔，召開調查組和縣（區）委書記座談會，聽取了懷柔縣北房、梭草、駙馬莊三個大隊調查點的匯報。第二天，他去西三村大隊看了公共食堂，詢問社員對食堂的意見，還與大隊黨支部書記賀福元交談了解集體生產和社員生活情況。他說：“我們國家的農業機械化水平還很低，人的積極性有更重要的作用。只有解決多勞多得，糾正平均主義，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

此后，他又于4月24日、28日再到懷柔，分別到一渡河和梭草兩個大隊調查，并召開了包括其他幾個大隊干部參加的座談會。他強調：“怎么能調動起社員的積極性，能搞好生產、多打糧食、增加收入，就怎么干。”他談到西三村大隊的情況，說：在解決了社隊規模以后，最迫切的問題是解決按勞分配，克服平均主義。

針對一些同志對調查的顧慮，他指出：第一是生產力問題，是我們決定一切政策的根本。能解放生產力就好，阻礙生產力就是錯誤的，不管打著什么旗幟。

當時，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問題是調查的難點。供給制既涉及能否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又涉及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當時普遍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而農村公共食堂還處于只能說好、不能說壞的禁區。隨著調查的深入，彭真也不斷調整自己的思路。他說：一個供給制，一個食堂，要下決心試驗一下。要制止瞎指揮，要破除迷信，打消顧慮，冷靜地看一看，為什么行不通又一定要捆著自己的腦袋？要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

5月4日，彭真在順義和鄧小平一起聽取中央五個調查組和北京市委有關調查同志的匯報。彭真談了兩點看法：一是在供給制問題上，改所有社員的供給制為只補助五保戶、困難戶，其余按勞分配。二是食堂愿意吃就吃，愿意散就散。不要怕散。鄧小平與彭真的意見一致。

此后，彭真又重點調查了牲畜和大車歸屬、農村供銷社和手工業發展以及自留山等問題，還和鄧小平一起到密云縣調查荒山所有制和加快綠化問題。

5月10日，鄧小平、彭真根據為期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致信毛澤東，信中提出在北京近郊區和遠郊各縣貫徹執行“十二條”“農業六十條”后，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規模都已調整，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也有很大提高，但是，要進一步調動農民積極性，有許多措施還需要改進，有些政策也需要加以端正。并具體提出了“調整社隊規模問題”“糧食征購和余糧分配問題”“供給制問題”“三包一獎和評工記分問題”“食堂問題”等七個方面的意見。13日，毛澤東將此信轉發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參考。

這次調查對中央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條”（草案），糾正“左”的錯誤，特別是對京郊農村落實中央一系列方針政策，加快恢復發展經濟，發揮了重大作用。而彭真在調查中不斷調整自己的認識，尤其他對公共食堂的態度，從一開始提醒大家“不要一哄而散”，轉變為“不要怕散”，充分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的作風。正如他自己所說：“不能腦子里先有個框框，把調查研究變成找一些例子來證明自己的成見是對的，而是要選擇具有普遍意義的典型，深入地、系統地、實事求是地調查研究，最后才產生結論，作出客觀、全面、符合事物本質的結論。”

“把全國各地的意見集中起來，辦法也就差不多了”

彭真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他具有豐富的立法工作經驗，尤其強調“立法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調查研究現實的實際和歷史的實際。”特別是對重大的、有爭議的問題，更需要充分進行調查研究。他認為：學習理論，善于調查研究，這兩件事是“政法工作者的基本功”。

1984年，為了草擬國營工廠法，已經82歲的彭真不顧年事已高，親自率隊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國營工廠法從1979年開始著手，但由于當時對工廠的領導體制認識上有分歧，即究竟是實行廠長負責制，還是職工代表大會制，還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定不下來，因此工廠法一直擱置。1983年12月，鄧小平再次提出實行廠長負責制的問題。于是彭真提出“準備出去搞調查研究，黨委干什么，廠長干什么，工會干什么。得出肯定的意見，只能在調查研究的末尾”。

彭真率隊進行了兩次集中調查研究。第一次是1984年1月28日至2月27日到浙江、上海、江蘇進行調查研究。當時由于工廠的領導體制一直沒有定下來，“工廠政出多門，大家都負責，又都不負責”。四個已經公布的相關條例規定有不一致的地方，使得執行起來遇到困難，最主要的是黨政工職責不明、工礦生產管理多頭領導和黨不管黨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彭真深知“把一個職、一個權劃分清楚，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想聽一聽有經驗的、在第一線作戰的同志談談實際經驗。他通過召開座談會的方式，在浙江、上海聽取省、市負責同志的情況介紹，先后邀請國營工廠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職工代表和省市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進行座談。彭真親自主持，讓大家暢所欲言，“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提，不必顧慮自己的看法同過去的文件是否一致。”“講了錯話也不要緊”，“先把問題提出來，問題本身就包含解決問題的方法。把全國各地的意見集中起來，辦法也就差不多了。”

座談會開得很活躍，提出不少好的意見和建議，也提了不少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都認為企業領導體制改革勢在必行，絕大多數人贊成實行廠長負責制。據參加調研的王夢奎回憶：“彭真非常重視企業反映的意見。在座談會上，他始終全神貫注地傾聽大家的發言，沒有發表系統性的講話，只是在遇到發言人說得不大清楚或者很重要的問題時，提問或者插話。”

結束調研后，他于3月23日將在浙江、上海調查期間的多次談話整理成《關于草擬國營工廠法的談話要點》報送中央。在要點中明確指出：要正式制定國營工廠法，必須先把黨委、廠長、工會的職責劃分清楚，以便各司其事、各盡其責。實行“廠長負責制”，不是削弱黨的領導，也不是恢復“一長制”，而是要黨、政、工三家搞好分工，各盡其責，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完成廠礦的任務。國營工廠領導體制，不僅涉及企業內部關系，還涉及許多外部關系，國營工廠法不可能把企業外部存在的復雜關系和問題全部解決，但是必須也只能解決一部分。25日，鄧小平批示：“贊成。工廠法最好早點搞出來。”2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轉發了《國營工廠法調查組關于國營工業企業法調查情況的匯報提綱》。

7月14日至8月3日，彭真繼續到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對國營工廠法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他視察了東北三省的有關工廠,參加沈陽市部分工廠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座談會，聽取了中共通化地委負責人關于13家企業試行廠長負責制的情況匯報等等。調查研究期間，他就加強和改善國營工礦企業黨的領導問題，強調指出：實行廠長負責制后要充分調動廠長、黨委和工會三方面的積極性，共同完成生產任務。黨的領導必須加強，不能削弱，更不能動搖。要加強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為此，企業黨委必須抓住兩條：一是帶頭并且組織干部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一定要使年富力強的干部既有實踐經驗、專業知識，又有理論水平；二是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對實際情況了解得越多，解決問題的辦法就越多，就能夠做到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對于這兩次調查，1985年1月，彭真在出席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時說道：“制定國營工業企業法搞了幾年，調查的結果意見很不一致。主要是體制問題。去年我們同十幾位部長和副部長到華東進行了一次調查研究，后來又到東北做了一次調查，都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經過調查研究和各方面的努力，到現在為止，大家對在工廠實行廠長負責制的意見是比較一致的。在這個過程中，國務院先后頒布了四個條例，經過實踐，現在比較成熟了。”此次會議將國營工業企業法草案列入議程進行討論。

在調研中，彭真始終強調“結論是產生于調查研究的末尾”，不給自己預設框框。這也是他一貫的作風。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同志回憶：“一件事情來了，他總是把有關的材料拿來親自看，直接進行調查研究。在這個基礎上，即使有了初步看法，也不輕易端出來，而是提出問題，聽取各種意見，特別是不同的意見，多聽、多看，力求把握矛盾的焦點與實質；然后，多議、多想，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與方法。”彭真自己也說：“多謀善斷還是要走群眾路線，還是要作調查研究，還是要同群眾商議。”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人物研究處副處長、二級調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