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志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20世紀90年代，在江澤民同志的親自決策和部署下，黨中央高瞻遠矚，科學研判世界經濟、科技發展大趨勢，著眼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長遠需要，制定并實施了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有力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跨世紀發展。

制定科教興國戰略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是科學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科技實力構成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關鍵因素。1991年5月，在中國科協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江澤民同志指出，把經濟建設真正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工作重點轉移的進一步深化，是把這個轉移推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同樣具有戰略意義。

1992年3月，國務院頒布《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領》，從形勢與抉擇、戰略與方針、發展重點、體制改革、國際合作、政策與措施6個方面，對面向新世紀的科技發展作出規劃。1993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頒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部署了到20世紀末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的宏偉藍圖。同年7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關于科學技術的法律，是中國科技發展和科技體制改革史上的一件大事。1994年6月，黨中央、國務院召開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江澤民同志在會上強調，“在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必須始終堅持，不能動搖。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來認識教育問題，就會喪失時機，貽誤大事，就要犯歷史性的錯誤”。

1995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正式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并指出，“科教興國，是指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堅持教育為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加速實現國家的繁榮強盛”。同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江澤民同志在會上強調，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全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是總結歷史經驗和根據我國現實情況所作出的重大部署。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一個沒有創新能力的民族，難以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他要求，“把抓科技進步作為重大任務，擺到重要的議事日程”，“黨政第一把手都要親自抓第一生產力。要始終堅持把科技進步擺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多渠道增加對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在制定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及相關政策中，真正把科教興國戰略落到實處”。1996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確定了我國中長期科技進步和教育發展的目標和總體思路，將科教興國戰略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與發展戰略。

為加強對科教工作的領導，國務院成立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從1998年起，國家逐年加大對科技事業發展的投入，用于國家重點基礎研究。黨中央、國務院還先后就實施“973計劃”、“知識創新工程”、“211工程”、“985工程”、推進素質教育、設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完善科技教育法制建設等作出部署，有力推動了科教興國戰略的深入發展。

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需要，不以犧牲后人的利益來滿足當代人的利益。20世紀90年代初，可持續發展問題日益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

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通過《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熱內盧宣言》和《21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理念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同。我國派代表團參加了這次大會并簽署了宣言。隨后，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并轉發《關于出席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情況及有關對策的報告》，明確提出將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1994年3月，我國發表《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提出推進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對策和行動方案。

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后，在黨和政府重大決策中得到了切實貫徹。1996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必須把社會全面發展放在重要戰略地位，實現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并從“國土資源保護和開發”“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對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了具體要求。同年7月，江澤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要求“把貫徹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始終作為一件大事來抓”“經濟發展，必須與人口、資源、環境統籌考慮，不僅要安排好當前的發展，還要為子孫后代著想，為未來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決不能走浪費資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1997年9月，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上進一步強調，“我國是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2002年3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實現可持續發展，核心的問題是實現經濟社會和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我們一定要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努力開創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在黨和政府的積極推動下，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取得重要進展。一方面，資源保護、開發和節約得到高度重視。1993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環境保護委員會。政府實行嚴格的資源管理制度，制止亂占耕地，實行節約用水和水價改革，治理整頓礦業開采。在1997年新修訂的刑法中，增加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規定，為強化環境監督執法、制裁環境犯罪行為，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從1997年起，環境保護被納入中央工作會議議題。另一方面，大力加強生態建設、環境污染治理和災害防御工作。國家先后實施了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京津風沙源治理、濕地保護與修復、野生動植物保護以及自然保護區建設等一系列工程，在我國生態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制定西部大開發戰略

我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自然環境和發展條件差異較大，自古以來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要處理好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1988年9月，鄧小平同志提出“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1992年初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更明確地提出：“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1995年12月中下旬，江澤民同志在陜西、甘肅考察期間，就開始思考和醞釀加快西部地區的開發和發展問題，提出要通過國家的大力扶助，通過其他地區特別是比較發達地區的多方支援，努力加快西部地區的發展步伐。1997年8月，江澤民同志在《關于陜北地區治理水土流失，建設生態農業的調查報告》上批示，要求齊心協力大抓植樹造林，綠化荒漠，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區。1998年5月，江澤民同志提出，“要進一步研究如何加快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的開發步伐”，強調“現在離下個世紀中葉全國基本實現現代化，只有五十年了，逐步加快開發西部地區，是時候了”。世紀之交，隨著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家支持西部地區加快發展的條件基本具備，時機已經成熟。

1999年6月，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同志進一步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經成熟，“從現在起，這要作為黨和國家一項重大的戰略任務，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這次會議后，江澤民同志到陜西等地考察，在西安召開的西北地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首次明確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指出實施西部地區大開發，是全國發展的一個大戰略、大思路。“實現了這個宏圖大略，其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社會的深遠意義，是難以估量的。全黨同志和全國上下必須提高和統一認識。沒有西部地區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沒有西部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沒有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就不能說實現了全國的現代化�！�

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作出國家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決定，要求通過優先安排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轉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加快發展。2000年1月，國務院成立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該小組在有關部門進行大量調查研究基礎上，提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初步設想。同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要求堅持從實際出發，積極進取、量力而行，統籌規劃、科學論證，突出重點、分步實施，力爭用五到十年時間，使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有突破性進展，西部開發有一個良好的開局，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全面啟動。2001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具體規定了“十五”時期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目標、方針、主要任務等。為支持西部大開發，國務院制定出臺有關財稅、金融、外資外貿、吸引人才和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體政策，加大對西部地區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擴大西部地區公共投資規模，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步伐明顯加快，有力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制定“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在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新形勢下，我國對外開放在積極“引進來”的同時，也大膽鼓勵有實力的中國企業“走出去”。

1996年7月，江澤民同志在河北省唐山市考察工作時指出，要加緊研究國有企業如何有重點有組織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國際市場和國外資源這篇大文章。1997年12月，在會見全國外資工作會議代表時，江澤民同志首次把“走出去”作為一項國家重大戰略提出來，強調“我們不僅要積極吸引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辦廠，也要積極引導和組織國內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到國外去投資辦廠，利用當地的市場和資源。視野要放開一些，既要看到歐美市場，也要看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這是一個大戰略，既是對外開放的重要戰略，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1998年2月，在黨的十五屆二中全會上，江澤民同志提出，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要有領導有步驟地組織和支持一批有實力有優勢的國有企業走出去，到國外主要是到非洲、中亞、中東、東歐、南美等地投資辦廠”�！凹纫�‘引進來’，又要‘走出去’，這是我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兩個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

2000年1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要求“抓緊研究和實施‘走出去’的開放戰略”，強調“這同西部大開發一樣，也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戰略之舉”。同年2月，在廣東考察工作時，他進一步指出，“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條件更具備了，要求也更迫切了”“必須不失時機地‘走出去’，讓我們的企業到國際經濟舞臺上去施展身手。這個戰略實施好了，對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后勁，促進我國的長遠發展，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趨利避害，不斷提高企業競爭能力，進一步推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實施“走出去”戰略，努力在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方面有新的突破。

根據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我國的對外開放從過去的側重引進為主，發展為“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促進了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獲得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江澤民同志作為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總攬全局、審時度勢，緊緊把握經濟全球化不斷加快的趨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出許多重要論斷，制定和實施科教興國、可持續發展、西部大開發、“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跨世紀發展戰略，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黨的二十大就“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堅持可持續發展”“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等重大問題作出了新的科學謀劃和部署。前進道路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堅定信心、同心同德，埋頭苦干、奮勇前進，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教授〕

（來源：《學習時報》2022-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