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從大歷史觀出發，提出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主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圍繞民族復興這一主題進行了系統而深刻的歷史總結。本文擬就大歷史觀視域下的民族復興新敘事談些看法。

一、民族復興的時代命題與歷史認知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被政界學界提及最多、論述最多的話題之一。民族復興可以說是聯結歷史、現實和未來的重要命題。就民族復興敘事而言，中華文明史或中華民族發展史、中國近代史、中國共產黨歷史，是一個前后相繼的歷史鏈條。沒有中華民族曾經的燦爛輝煌、曾居的世界文明軸心和高地地位，復興便失去言說前提；沒有鴉片戰爭之后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慘痛經歷，復興的追夢之旅也不會開啟；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復興便不會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民族復興這一時代命題的出現，為我們審視中華民族歷史、近代中國歷史、中國共產黨歷史提供了高遠的站位和宏闊的視野。學界一般認為，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存在兩種有影響的敘事，一是革命史敘事，一是現代化敘事。革命史敘事聚焦于政治為重心的社會變遷，以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為核心理念，重視和凸顯歷史的劇變與轉折、斷裂與重塑；現代化敘事關注經濟與社會發展，以傳統與現代的二分為核心理念，重視社會現代性的萌生、發展和持續、延續。兩種歷史敘事，視角不同，各有側重，只要是不走極端，不刻意對立，實際上可以起到歷史認知上的互補作用。事實上，兩種歷史敘事都是時代的產物，一個反映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特點，一個反映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訴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實現民族復興夢想，同時世界面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且加速演變，于是，民族復興敘事脫穎而出，毫無疑問，這同樣是時代的產物。立足新時代，民族復興敘事可以充分吸收革命史敘事、現代化敘事以及其他歷史敘事之長，在綜合、融合、創新中為多維的歷史敘事增添一維立意更宏遠、內容更豐富、時代認知更鮮明的歷史敘事。

新的歷史敘事需要新的方法論，而大歷史觀作為一種歷史認知方法，是近年來學界、理論界熱議的話題，其直接原因是習近平總書記的倡導。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論及大歷史觀，特別是2021年2月，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他明確提出：“要教育引導全黨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從他的有關講話看，大歷史觀就是強調從歷史長程或曰“歷史長時段”、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廣覆蓋、從人類文明進步與制度競爭的寬視野，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某一歷史進程，擅于抓住歷史發展變化的關鍵節點，聚焦歷史演進的宏觀軌跡和發展趨勢、發展規律，總結歷史經驗、以史鑒今。事實上，202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就是運用大歷史觀的典范。

大歷史觀是唯物史觀的重要體現、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唯物史觀正是大歷史視野下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體系，正因為此，有學者提出唯物史觀就是大歷史觀。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不過，唯物史觀是關于歷史認知的宏大體系，涉及的問題更基礎更基本，屬于歷史的哲學沉思，著力的是概念、規律、邏輯等理論建構，而大歷史觀更關注歷史本身的演進，更著力于歷史事件、人物、進程的評價，經驗教訓的總結，因而更“形而下”更“接地氣”，是既見森林又見樹木。由此而言，建基于歷史唯物論基礎上的大歷史觀，是中共黨史書寫和以中共黨史為核心的民族復興新敘事必不可少的方法論原則。在這方面，習近平為我們作出了榜樣，也提供了重要遵循，例如，他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走出來”的論斷，關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實現和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歷史性飛躍的結論，關于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主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結等，均體現出大歷史觀的高站位和獨特魅力。

二、貫通中華文明史、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共產黨歷史

建構民族復興的歷史新敘事，首先需要從大歷史觀出發，將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置于中國近代以來180多年的歷史長時段中、置于中華5000多年文明的歷史長程中，看其與中國近代以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探索奮斗歷程的接續、延展，看其與中國自古以來歷史的連續、延續，看到其在給中華民族帶來翻天覆地的全方位變化的同時，也在繼承前人未竟的事業，在與時俱進地光大中華文明，是接著走，而非斷裂和告別。

中華民族復興夢產生于近代。1840年鴉片戰爭后，曾經居于世界文明前列的中華民族，在工業革命狂飆突進之時，卻由于封建統治者的頑固自大、閉關鎖國，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知恥而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國人民亦由此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一方面，中華民族不畏強暴、不屈不撓，一次又一次英勇抗爭，另一方面，中國人民放眼世界，自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努力學習和吸納人類創造的先進文明成果；一方面，先進的中國人致力于通過政治革命改造國家與社會，另一方面，也有大批仁人志士熱衷于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就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而言，工業化的起步、現代政府架構的初創、現代教育的發展、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和愛國主義意識的培育、自由民主個性解放等現代理念的生長等等，均構成后來中國共產黨繼續前行的基礎，對此，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無視。

當然，與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奮斗史接續性最強的還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也正是孫中山率先發出了“振興中華”的吶喊，后來的國民政府則明確表達了民族復興的愿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從辛亥革命出發向前推進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便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幫助孫中山將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成為國共兩黨合作的共同綱領。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再次舉起“革命的三民主義”旗幟，與國民黨及其他政治力量合作，團結全民族抗日。1941年10月6日，為紀念辛亥革命30周年發出的《中共中央關于紀念今年雙十節的決定》莊嚴宣告：“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一切真誠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實的繼承者。對于辛亥革命未竟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誓與全國一切革命真誠志士一道，誓與全國人民一道，繼續奮斗，不達目的，決不休止。”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不僅完成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而且進一步把它推向前進，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奠定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本制度，找到了正確道路，正如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所言：“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

從大歷史觀出發，把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與整個中華民族發展史貫通起來、接續起來更是民族復興新敘事所必須深入研究和展開闡釋的內容。習近平經常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五千年文明沃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傳承中走出來的，這給我們提出了諸多新課題。實際上，他在這方面也給我們作出了榜樣、提供了指導，《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提出“中華民族充滿變革和開放精神”，指出幾千年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就秉持“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精神，開啟了締造中華文明的偉大實踐。自古以來，中國大地上發生了無數變法變革圖強運動，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等豪邁宣言。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寬廣胸懷，自信而又大度地開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經譜寫了萬里駝鈴萬里波的浩浩絲路長歌，也曾經創造了萬國衣冠會長安的盛唐氣象。正是這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變革和開放精神，使中華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中華民族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繼續走向未來，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這一論述為我們提供了認識民族歷史傳統的新視野新結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審視中國歷史傳統，往往關注“法先王”、恪守“祖宗成法”的保守、惰性因素，突出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傾向，突出中華典籍對夏商周三代、對堯舜禹湯文王周公的理想化，總之，“向后看”構成重要傳統。而今天，習近平立足新時代，從大歷史觀出發告訴人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是立體的多維的，其中還有許多更重要更值得贊美和弘揚的寶藏。

時代不同，歷史常說常新，這里的關鍵是時代站位，時代的構成要件是民族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狀況，即現實如何。在為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斗爭之時、在為改變落后的農業國以實現工業化而奮斗之際、在啟動改革開放以趕上時代發展之時，我們對歷史傳統的審視不可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度自信的今天一樣，有意無意地人們會把現實狀況與歷史的某些負面關聯起來，以警醒和鼓勵人們做出改變和努力。進一步而言，由于中國有著兩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在西方工業文明興起之際落后于時代，導致積貧積弱、任人欺凌。由此，人們在回顧歷史之際，在肯定中華民族曾經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的同時，往往重點放在對負面因素的分析上。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往往警惕中國歷史上的宗法制度、皇權專制、小農經濟、儒家正統思想對于人民解放和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阻礙作用。新中國建立后，為了盡快擺脫落后的農業國狀況，人們往往強調社會主義作為人類歷史上的嶄新制度與過去的告別和決裂意義、學習蘇聯工業化現代化道路的意義。在改革開放初期，當放眼世界、痛感中國落后于發達國家二三十年，因而打開國門對外開放，強調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的時候，人們看重的是反思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感興趣的是解析中國封建社會的所謂“超穩定”結構。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成功推進，學界政界國際國內對中國歷史與傳統的看法逐步發生變化，越來越公正地看待中國中古與近古時期一直處于世界發展前列的歷史成就及其對人類的貢獻，校正所謂“長期停滯不前”的籠統認識，越來越理性地看待中華傳統文化對于現代市場經濟和工業文明的人文價值，校正簡單化的諸如傳統與現代的截然二分的認識和評價，等等。當歷史的腳步邁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華民族經過長期奮斗終于迎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同于其他時代，中國人可以更加從容也更加客觀地看待民族歷史和傳統，也更能獨具時代慧眼地發現過去看不到或者沒有充分認識的珍貴歷史遺產。總之，把國家建設好、民族發展好，這是歷史自信的前提，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歷史自信首先源于現實自信。歷史自信與現實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為因果、互相轉化的，構建民族復興的歷史新敘事，將有益于歷史自信與現實“四個自信”的相互促進、相互轉化。

三、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主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鮮明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主題，按照四個時期總結和概括了黨帶領人民創造的四個“偉大成就”。可以說，“七一講話”和歷史決議已經為民族復興敘事提供了基本架構、基本遵循。

首先，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這個“偉大成就”概括言之，就是實現了近代以來中國人孜孜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對此，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認識，一是中國共產黨高揚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以民族獨立為鵠的團聚全民族，實現了從被視為“東亞病夫”到“站立起來”的歷史飛躍。二是中國共產黨高揚反封建主義的旗幟，以人民解放、人民民主為號角，在根據地和解放區開展土地革命，推翻土豪劣紳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革命政權，實現了由封建專制到人民民主的歷史跨越。三是實現了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狀況。換言之，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戰爭不但推翻了國民黨政權，而且徹底結束了延續幾十年的軍閥割據；同時，在革命過程中通過教育和宣傳民眾，廣泛動員和組織民眾，使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獲得現代政治啟蒙，受到組織起來的訓練，中華民族的新生命新生機由此開啟。

也許，時人的感受最能說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為民族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意味著什么。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于1950年10月1日在《進步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國慶日的一篇老實話》談到：今天的國慶日“我體認到中國民族一新生命確在開始了。”“過去我滿眼看見的都是些死人。所謂‘行尸走肉’，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數人是混飯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本來要管亦管不了，他們原是被人管的。那些管人的人呢，把持國事，油腔滑調，言不由衷，好話說盡，壞事做盡……全國在他們領導下，怎不被拖向死途！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處都可以看見不少人站在各自崗位上正經干，很起勁地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勵著干，有組織配合地干……這不是活起來，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歸功共產黨的領導……從這一點生機擴大起來，就有今天廣大局面中的新鮮活氣，并將以開出今后無盡的前途。”

其次，黨領導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這個偉大成就集中言之，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奠定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包括確立了黨對國家各項事業的領導；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公有制實現了全覆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定不移等。所有這些，對于民族復興而言都具有根本性、基礎性意義，雖然這些制度在健全和成熟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空間，但畢竟根基、框架、原則已經樹立。二是，經過30年的努力，在一個農業國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民族復興的初步但必須的生產力基礎。新中國建立后，中共中央領導人多次論及我們政治上獲得獨立，精神上也獲得獨立，但經濟上還沒有獲得獨立。毛澤東不止一次地提醒人們，新中國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拖拉機、汽車、坦克、飛機等等都不能制造。他曾設想用50年到75年即10個到15個五年計劃或者50年到100年的時間，把落后的農業國建成強大的工業國。人們公認，毛澤東去世前后，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毛澤東曾經感嘆不能制造的東西都能制造了，正是在此基礎上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而沒有像一些政治上獲得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那樣在經濟上無法擺脫對前宗主國的依賴，走上依附性發展道路。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基礎，日后中國才能一方面全方位對外開放，另一方面又能夠做到獨立自主。總之，如果沒有新中國第一個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成就，改革開放也很難順利推進，從而民族復興也就很難進入快車道。

再次，黨領導人民，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新的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這個“偉大成就”集中體現于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道路決定命運，如何在一個超大人口規模的國度里，探索出一條更符合本國國情的更快更好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成為擺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重大課題。經過鄧小平指明方向、擬定綱要，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接續努力、做成文章并發展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終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幾十年黨的全部理論與實踐的主題，是改革開放的根本成就，是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進一步言之，通過改革開放，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共存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圍繞政府職能轉換而進行的黨政機構改革和隨之形成的日趨科學的管理體制機制，圍繞發展文化產業和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而進行的文化體制改革，圍繞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而進行的創新創造，以及圍繞“科教興國”“人才興國”而持續展開的科技體制、教育體制改革等等，帶來了充滿活力的新體制機制。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帶來的持續迸發的活力，使中國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之際，中國經濟總量為3678.7億元人民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2元人民幣。9億人口中有2.5億農民不能解決溫飽，中國總體上落后于發達國家二三十年。面對如此國情，鄧小平提出兩步走戰略，第一步80年代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溫飽；第二步90年代再翻一番，達到“小康”水平。從經濟總量上講，就是在1980年7100億元人民幣的基礎上，翻兩番達到28000億人民幣；從人均上講，就是從200多美元翻兩番達到800至1000美元。相關數據表明，中國至遲在1997年便完成了按不變價格計算經濟總量翻兩番的目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000年超過800美元，2003年跨過1000美元大關。在總體上達到“小康”的基礎上，2002年黨的十六大宣布開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征程。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538580億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6509.5元。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8%，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與經濟快速發展同步，創新型國家建設進展良好，涌現出一大批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科技創新成果，尤其是載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高速鐵路等實現重大突破。歷史表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選擇，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法寶。

最后，黨領導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這個偉大成就集中言之，就是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明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戰略安排，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可以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包括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上、在全面從嚴治黨上、在經濟建設上、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上、在政治建設上、在全面依法治國上、在文化建設上、在社會建設上、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在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上、在外交工作上，等等，所有這些成就可以歸結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制度具有根本性、長期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成熟、健全的制度體系支撐。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提出，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黨的十八大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制定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兩步走”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不斷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向廣度和深度進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事實，應對金融危機、重大自然災害、重大疫情尤其是新冠疫情沖擊的表現均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優越而穩定的制度是民族復興最可靠的保證。

民族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做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提出和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國經濟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邁上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之路。中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同時，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重大科技成果不斷面世，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在穩步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4萬億人民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2萬美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47412元人民幣，比2012年增長96.5%；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人民幣，比2012年增長125.7%。城鎮化率達到64.72%。基礎設施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當今中國，信息暢通，公路成網，鐵路密布，高壩矗立，西氣東輸，南水北調，高鐵飛馳，巨輪遠航，飛機翱翔，天塹變通途。此外，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九年義務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美麗中國建設邁出重大步伐，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所有這些，標志著中華民族在富起來、強起來的征程上邁出關鍵性步伐，為民族復興奠定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

民族復興既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空前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空前增強，全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極大提升，從而為開創民族復興和現代化強國建設新局面提供了堅強思想保證和強大精神力量。這包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廣大干部群眾對這一思想理解不斷加深、踐行更加自覺；主流思想輿論持續鞏固，革命文化與紅色精神得到愈來愈廣泛的傳承，在全黨全社會營造了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濃厚氛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廣為弘揚，形成了見賢思齊、崇德向善、爭當先鋒的良好風尚；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中國人由過去仰視到如今平視發達經濟體、客觀評估其短長，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尊嚴感、榮譽感與日俱增，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歷史主動精神、歷史創造精神，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鑄牢精神紐帶，提供了更加主動的精神力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五、建構民族復興新敘事，增強國際話語權

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改變了中國歷史的前進方向，而且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從在東方半殖民地大國從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力地支援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到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對比格局，再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拓展了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的百年奮斗，創造了彪炳人類史冊的偉大成就，這就需要立足于全球視野進行敘述和評價。

“民族復興”命題和敘事固然要首先立足于本民族的歷史發展，但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國際視閾下的概念，沒有國際比較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意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指標之一，是重新立于世界先進行列，發揮影響和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作用。因此，民族復興歷史敘事需要全球眼光、國際視野，這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只有把中國共產黨為民族復興而奮斗的成就置于國際視野中才能看出其在人類文明史上的獨特貢獻。二是要有為講好中國故事、增強國際話語權貢獻力量的時代意識。綜觀資本主義產生以來的歷史，國家實力和發達狀況始終是國際話語權的最實在支撐，是民族國家文化成果、學術研究國際影響力的實力基礎。基于有目共睹的經濟成就和綜合實力處于世界前列的國際地位，源自發達國家的思想認識、文化成果、結論命題往往會引人矚目，也往往容易自認為同時也容易被他人認為反映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具有所謂“普世價值”，這無疑是西方話語霸權、西方學界總被認為引領學術思潮、立于學術前沿、執學術思想之牛耳的重要原因。就中國而言，自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東漸、崇西貶中甚至時而有全盤西化之主張出現的原因也在此。然而，時代不同了，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一百年前，中華民族呈現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敗凋零的景象。今天，中華民族向世界展現的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正以不可阻擋的步伐邁向偉大復興。”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的路，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成就、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引起全球矚目，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與日俱增。正因為此，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迎來前所未有的走向世界、增強國際話語權、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故事的機遇。有機遇也要有本事，那就是打造出既立足于中國又能走向世界的知識體系話語體系。民族復興敘事在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故事方面具有獨特價值。民族強盛是各族人民的期盼，通過中華民族復興敘事，增強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的傳播力吸引力，是中共黨史工作者的時代責任，如此才能不負黨和國家重望。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