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1918—2000年），原名項志逖，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史學家。1935年起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運動，一面自學，一面寫作，為傾向共產主義的刊物《讀書生活》撰稿，并參加《新學識》的編輯工作。抗戰爆發后赴武漢，于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員、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編委。1946年起擔任上海、香港生活書店總編輯，以筆為槍縱橫馳騁于思想文化戰場，撰寫了大量政治評論和“史事評論”，完成了《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的寫作。新中國成立后，先后任政務院出版總署黨組書記、人民出版社社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學習》雜志社主編、馬列學院（后為中央黨校）副院長等職。1982年起擔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1985年起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在黨的理論研究和宣傳教育方面擔當重任，致力于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建構，他的治學之道，主要在于深厚的現實關懷，對史論結合的深刻把握，以及將人物置于中心的治史取向。這對于今天的學術研究，仍不無啟迪。

充分呼應時代關切

胡繩的研究具有強烈的現實政治關懷，其學術著作均充分體現出對時代的關切與呼應。對此，他晚年有自我評價：“我一生所寫的文章，雖然有一些可以說有或多或少的學術性，但是總的來說，無一篇不是和當時的政治相關的（當然這里說的政治是在比較寬泛的意義上說的）。可以說是‘純學術性’的文章幾乎沒有。對此我并不后悔。”他指出，書齋學問自有其意義，“我并不輕視、否定純學術的研究工作，甚至我還羨慕、欽佩這種工作，但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經走過的路。”胡繩認為，學者應根據自己的稟賦與偏好選擇研究取向，“人人都熱衷于政治和理論的焦點、熱點，或者人人都遠遠避開政治和理論，我以為都不是正常現象”。

20世紀40年代，胡繩由哲學轉入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撰述，聚焦研究中國近代史能回應現實政治需求、助力革命動員的功用，發表大量探討政治的文章。他的成名之作《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其直接的撰著動機是回應當時現實政治的深刻轉型、探討美國“會采取什么手段來對付中國革命”。在書中，他詳細敘述了“并不比任何別的國家稍為光榮一點”的“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傳統的紀錄”，體現出研究的強烈現實針對性與戰斗性。

胡繩認為，歷史研究的創新固然包括史料的創新，但能夠實現創新的根本原因還在于現實的發展、時代的前進永無休止。其一，時代需要“常常刺激我們對探討過去的歷史的強烈的興趣”，比如某個歷史事件的某些方面，“在過去的研究中被忽視了或沒有十分重視，而現在看來，卻應該提到重要的地位上來”；其二，“現在是從過去發展而來的。過去的事實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所具有的意義，由于有了新的社會實踐才能深刻地看出來。”他也強調，從現實需要出發來說明那些應該著重說明的問題，并不影響我們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去說明歷史，它“和任意剪裁歷史的主觀主義是截然不同的”。改革開放后，中國近代史的“現代化”視角由于呼應時代變遷而重新受到重視，并挑戰了胡繩構建的以“三次革命高潮”為分期標準的敘事體系。為了回應時代挑戰，胡繩對自己原來的理論框架作了一定的調整，用“現代化”視角進行了補充和整合，從而豐富了革命敘事框架的解釋力。胡繩晚年依然能夠根據時代發展變化對自己的思想及時進行這一調整，更加體現出他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懷。

胡繩提出，“學術與政治并不絕對矛盾”。當現實與學術有所抵牾時，他也有切身體會和經驗：“從中國傳統文化和歐洲傳統文化中間，我接受了一種獨立思考的精神；還接受了一種對什么事情都要認真思考，進行邏輯的思維，加以論證，這樣一種我稱之為‘理性主義’的精神。”他提出，理想狀態還是堅持這種精神，“走出一條真正科學性與政治性密切結合的道路”。

正確認識史論關系

胡繩有頗為深厚的哲學功底，早年間發表過很多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并參與了思想文化方面的論戰。他堅持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捍衛理性與自由，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重要貢獻。正因為其由哲學轉入史學的治學路徑，胡繩的理論意識、理論功力均在當時一般歷史學者之上。他的諸多史學著述，往往并不以考證史事見長，而以史論高明、分析透辟為人稱道。他所構建的中國近代史宏觀闡釋架構及諸多論斷，至今在近代史學界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史”“論”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長期聚訟紛紜的問題。如何在研究中體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曾經給不少學者帶來困擾，并曾產生“以論帶史”的偏頗做法，且受到學界較為普遍認同的“史論結合”觀念在歷史研究與撰著中如何體現也存在認識分歧，這就導致史料與論點牽強拼湊、“強史料以就我”的做法仍不鮮見。胡繩對此有深入論述，他強調史學研究應該分為兩個階段：其一，在充分搜集史料的基礎上進行消化、研究，發掘歷史發展中的本質規律，可稱之為“論從史出”。這并非脫離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因為“馬克思主義斷然反對從某種抽象的一般的原理出發，演繹地推論出對一個具體歷史問題的結論”。其二，研究所得出的歷史規律性認識。歷史規律“表現為抽象的概念，而實際存在的具體歷史現象卻復雜得多，豐富得多”，因而并不能以得出這些抽象概念為滿足，“而是要以這些概念為線索，使紛歧錯雜的歷史現象井然有序地展現出來”，即以規律性的認識來統率具體材料，否則這些規律就不能落到實處，歷史就會失去它的血肉而變成干巴巴的抽象概念。胡繩所論，實質上對歷史的研究與敘述加以區分，在實際操作層面推進了對“史”“論”關系的正確認識。

重視研究歷史人物

在中國傳統史學中，歷史的主角是“人”，《史記》以來的歷史學大多以人物為主體。但進入20世紀，史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以事為本位”“以問題為本位”的傾向，以往對人物的研究隨之減少。與同時代史學家相比較，胡繩依然十分重視對歷史人物的研究。他在1946年對五年來的中國歷史研究成績進行總結時，提出研究和整理本國歷史，尤其是近代史，是實現史學理論中國化的必要前提，他主張，“特別需要就某一典型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作個別的探索研究”，提倡歷史研究可以從歷史人物入手，由一隅而照見全面。

1948年初，胡繩在《讀書與出版》上開設“從人物看近代中國”專欄。專欄預告曰：“從人物看近代中國，胡繩先生執筆；分開看，是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人物的介紹，合起看，是一部人物為線索的近代中國簡史。”胡繩在這一專欄發表了《康有為與戊戌維新》《梁啟超及其保皇自由主義》《洪秀全和馮云山》三篇文章。由于1948年10月離港，原來完成“一部人物為線索的近代中國簡史”的設想并未完全實現，但專欄在當時仍產生了熱烈反響，受到讀者廣泛歡迎。有一位叫曹繼昌的讀者致信《讀書與出版》編輯部，特別稱贊胡繩這一系列文章是“切合實際的，而且是深刻的”；《讀書與出版》于1948年5月向讀者征求意見，這些文章更是被評為“讀者最感興味的作品”。

人物是歷史的三棱鏡，歷史事件通過人物的折光、反射，會把歷史的豐富性，以及歷史的經驗教訓，更鮮明、更集中、更生動、更形象地表現出來。胡繩的很多學術論著都體現出人物與事件相結合的研究思路：他應周而復的約請，利用已搜集到的資料，完成了《孫中山革命奮斗小史》這一約4萬字的小冊子；《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則把洪秀全、康有為、黎元洪、袁世凱等歷史人物描述得生動形象，躍然紙上，成為史學界的經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