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是從全局、長遠、大勢上作出判斷和決策，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回望百年奮斗路，我們黨高度重視戰略問題，總是能夠在重大歷史關頭從戰略上認識、分析、判斷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從而戰勝無數風險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在解放戰爭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能夠觀大勢、謀全局，從戰略上看問題、想問題，順應歷史大勢、履踐人間正道，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戰略決斷，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

1949年的毛澤東

毛澤東基于對歷史發展的深刻洞悉，在戰略上做到目標堅定、“將革命進行到底”

戰略關乎全局、影響根本。為了實現長遠和根本的戰略目標，就需要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規律和基本趨勢、克服短期困難、抵御眼前誘惑、瞄準長期目標持續行動。這些重大原則、重要規劃和宏觀指導無疑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原則性、穩定性，也即戰略的堅定性。戰略的堅定性體現了對重大問題的科學把握和對重大原則的必要堅守。

毛澤東特別注重通過學習、總結歷史，預測、指導革命和建設實踐活動，這也成為其運用戰略觀的基本方法和突出特點。他青年時期就提倡“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晚年又精辟總結“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基于對歷史發展的深刻洞悉，始終秉持非凡的戰略定力，將戰略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取得了人民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

抗戰勝利時，國民黨擁有正規軍約200萬人，加上其他軍事力量共430萬人。而人民解放軍僅61萬人，加上地方部隊和后方軍事機關人員共127萬人。雙方兵力對比為3.4：1。抗戰后期，國民黨軍隊得到美國大量軍事援助，武器裝備大大改善，約有四分之一成為美械或半美械部隊，又在受降中接收了侵華日軍100多萬人的武器，還控制著幾乎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以及幾乎全部現代工業。

面對國共關系何去何從和雙方力量對比的巨大懸殊，毛澤東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前兩天，就頗具戰略預見性地指出，“國民黨怎么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蔣介石“此人歷來是不知感恩的”，“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賬，還想照樣來干”。之后，毛澤東還指出：“我們寧可把事情估計得壞一些，不但要準備打三年到五年，還要準備打十年到十五年，最壞就得打得我們連一個縣城也沒有。”從而對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即將發動內戰的已定方針，實現了戰略上的清醒認識，使全黨全軍特別是黨內高級干部對即將面臨的艱苦斗爭形勢有了戰略預判。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面對戰爭初期國民黨軍瘋狂進攻和我軍被迫全線撤退，黨內存在“勝不勝”的問題，正如毛澤東指出：“許多人希望我們勝，但是害怕我們不能勝，怪我們失掉許多地方。”8月6日，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運用歷史眼光分析指出：“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并縱論國際歷史，“在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前，俄國國內究竟哪一方擁有真正的力量呢？從表面上看，當時的俄國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陣風，就把沙皇吹走了”；“希特勒不是曾經被人們看作很有力量的嗎？但是歷史證明了他是一只紙老虎”。從而作出“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的戰略論斷，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進一步堅定了全黨全軍與國民黨徹底決裂、斗爭到底、革命必勝的決心和信心。

經過三大戰役，國民黨政府在長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線崩潰，在長江以南也難組織起系統的防御。風云變幻的歷史關頭，面對帝國主義的試圖干涉、國民黨反動派的空喊“和平”、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不實幻想，毛澤東再次用歷史的“清醒劑”篤定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戰略決心。

毛澤東撰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8年12月30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所作1949年新年獻詞。文中指出：“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伙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伙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么？”

1949年8月，毛澤東又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友誼”，還是侵略？》等新華社評論中指出：“自從一八四零年英國人侵略中國以來，接著就是英法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法國進攻中國的戰爭……一九三一年開始的日本進攻中國東北的戰爭，一九三七年開始繼續了八年之久的日本進攻中國全境的戰爭，最后是最近三年來表面上是蔣介石實際上是美國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斗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自從一八四零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所有一百零九年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都是為著一個目的，就是‘始終維持并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從而在戰略上更加堅定：已經看到勝利曙光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要“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毛澤東基于對馬列理論的深刻理解，在戰略上做到把握規律、讓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打敗仗”

任何實踐活動都是受到理論指導的，因為實踐活動都有規律可循，而理論的本質正是揭示規律。因此，戰略實踐活動也是受到戰略理論指導的。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學真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在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使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而才能夠準確判斷和把握形勢，制定切合實際的目標任務、政策策略，做到了戰略上的高瞻遠矚。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在與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斗爭中，“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

毛澤東“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戰略思維，深刻蘊含著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莊嚴宣告：“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深刻闡明了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就在于為整個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奮斗。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從而總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戰略論斷。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全面內戰爆發時，解放區的面積不到全國的四分之一，主要是農村和一些中小城市。解放區民眾絕大多數是貧苦農民，他們祖祖輩輩受地主階級殘酷的地租剝削，最強烈的愿望是能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人民立場始終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立場。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原則通過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提出：“在廣大群眾要求下，我黨應堅決擁護群眾從反奸、清算、減息、退租、退息等斗爭中，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又在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中國土地法大綱》，決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從而指引在封建制度壓迫下的億萬農民匯入偉大的民主革命的洪流。

淮海戰役中的“功勞車”

在“參軍保田”的口號下，大批青壯年農民潮水般涌入人民軍隊，并竭盡所能保障解放軍作戰。遼沈戰役勝利是東北人民全力支援拼出來的，淮海戰役勝利是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的，渡江戰役勝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劃出來的。僅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就有160萬東北民眾參軍；淮海戰役中，動員起來的民工累計達543萬人，向前線運送1460多萬斤彈藥、9.6億斤糧食等軍需物資；渡江戰役中，2萬多名船工參加戰斗，不少船工穿上“老衣”（按當地風俗為去世的人穿上的衣服），抱著誓死的決心運送解放軍“打過長江去”。正如毛澤東在戰略上所預見到的：“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

毛澤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戰略思維，深刻蘊含著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理論。馬克思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列寧指出：“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這種觀點必然會導致唯物主義。”《實踐論》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為形成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無論何人要認識什么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實踐于）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以此作為理論基礎，毛澤東之后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提出：“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老百姓組成支前大軍，積極支援人民解放軍

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最小的指揮所里指揮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戰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能夠尊重一線指揮員通過戰場實踐得到的客觀認識，及時調整戰略決策，主要對作戰方針和戰役中的關鍵性問題進行及時明確的指導，至于其他具體作戰部署和戰場處置，就由戰役指揮員依據戰場上千變萬化的實際情況去作出決定。1948年初，為擴大戰略進攻，把戰爭引向外線，中央決定粟裕率華野3個主力縱隊渡長江南下，希望粟裕“熟籌見復”。通過權衡中原作戰和渡江作戰的利弊，粟裕向中央“斗膽直呈”，認為我軍在長江以北打更大規模的殲滅戰，更有利于加速消滅敵人主力。毛澤東極為重視粟裕的建議。4月30日，陳毅、粟裕奉命到達毛澤東住地匯報時，毛澤東一改會見黨內同志不迎出門的習慣，大步走到門外，同粟裕長時間握手問候。最終，他同意了粟裕的意見，調整了戰略部署，擂響了中原會戰的戰鼓，對解放戰爭后續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之后，在豫東戰役中，毛澤東、中央軍委去電特別交待前線指揮員“情況緊張時獨立處置，不必請示”；濟南戰役中，毛澤東起草電報稿，明確規定了“攻濟打援”的方針和假設了三種可能出現的情況，特別指出：“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為你們會商時的參考材料。”多年后，粟裕評價毛澤東：“總是既通觀和掌握戰爭全局，又處處從戰場實際情況出發。他十分重視戰場指揮員的意見，給予應有的機動權和自主權，充分發揮戰場指揮員的能動作用。”

毛澤東“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的戰略思維，深刻蘊含著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自然、社會是永恒發展的。恩格斯指出，世界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盡管有種種表面的偶然性，盡管有種種暫時的倒退，前進的發展終究會實現”。毛澤東深諳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特別是在軍事斗爭中，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秋收起義受挫轉而引兵上井岡山、紅軍長征中“四渡赤水”，抗日戰爭中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而不是運動戰等，都是依據客觀實際發展而不斷調整戰略決策的光輝典范。毛澤東指出，“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認清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后。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于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于新的情況”。

1946年11月21日，針對當時的國際國內局勢，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中指出，打倒蔣介石“要準備十年到十五年”。1948年，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國共雙方的兵力對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解放軍在戰爭第一年消滅國民黨軍120萬人，使其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御。第二年又消滅國民黨軍152萬人，使其由全面防御轉為重點防御。至1948年6月底，國民黨軍總兵力已下降至365萬人，能部署在一線的正規軍僅174萬人。而此時，人民解放軍總兵力已發展到280多萬人，其中野戰軍149萬人，有了強大的炮兵和工兵，還積累起運動戰和城市攻堅戰的豐富經驗。11月遼沈戰役結束，解放軍殲敵47.2萬，人民解放軍總兵力增加到310萬人，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下降到290萬人。

我軍炮兵向守敵猛轟

伴隨軍事上節節失利，經濟上，國民黨統治區的財政經濟狀況持續惡化，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加速發展；政治上，國民黨統治區青年學生發動抗議美軍暴行和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四分五裂、矛盾激化，“行憲國大”怪狀百出。

正是看到了戰略局勢的發展變化，1948年11月14日，新華社刊發毛澤東撰寫的社論《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果斷判定“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志”。并以發展的眼光準確預判：“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后來的軍事形勢發展，充分證明了毛澤東高超的戰略預見。

毛澤東基于對總體形勢的深刻把握，在戰略上做到總攬全局、“眼底六洲風雨”“胸中百萬兵”

戰略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全局性，戰略思維就是關于實踐活動的全局性思維。增強戰略思維、駕馭戰略問題，就要堅持系統觀念，增強全局意識。毛澤東指出，“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只要有戰爭，就有戰爭的全局”，“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略學的任務”，“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并形象比喻“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著。下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人民解放軍縱橫捭闔，充分體現出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戰略指導上的宏闊視野和全局把握，真正是“眼底六洲風雨”“胸中百萬兵”。

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戰略指導上總攬全局，做到權衡利弊、進退自如。毛澤東強調：“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1947年3月，國民黨軍胡宗南、馬步芳、馬鴻逵等部25萬余人，從南、西、北三面對陜甘寧邊區進行圍攻，妄圖一舉消滅我黨中央，消滅不成便趕過黃河，從而在政治上打擊我黨。當時，我軍在邊區只有約3萬人的部隊，兵力、裝備都處于絕對劣勢，形勢極其嚴峻。毛澤東果斷決定撤出延安、轉戰陜北。在轉戰陜北的1年零5天中，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部分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編成中央縱隊，從一個山村轉移到另一個山村。最頻繁時，中央縱隊在20天內跨靖邊、橫山、子洲、綏德、米脂、葭縣6個縣境，住過13個村莊。由此將國民黨軍隊最大的戰略預備隊——胡宗南集團牢牢牽制于陜北。

毛澤東在轉戰陜北時說：“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轉戰陜北一年多，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在陜北的山茆溝岔間，指揮著全國各路大軍奮勇作戰，取得了輝煌戰績。解放軍按照“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逐步打擊殲滅胡宗南部，使其遭受多次重大損失。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

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

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戰略指導上總攬全局，做到避實就虛、出其不意。解放戰爭第二年，在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下，解放軍主動撤出一些城市，解放區面積縮小。同時，各解放區停止了復員精簡，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參軍參戰動員，人口減少、軍政人員增多，解放區農民負擔明顯加重。此外，1946年10月國民黨軍占領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蔣介石不顧我黨和民盟的反對強行召開所謂“國民大會”，國共談判大門徹底關閉；蔣介石的“全面進攻”被迫轉為“重點進攻”，其主力進入我方解放區腹地，導致后方空虛。經過通盤考慮，毛澤東抓住關鍵時機，及時做出“大舉出擊，經略中原”的戰略決策，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1947年5月4日，電令劉伯承、鄧小平“獨力經晉冀魯出中原”。

6月30日，經過休整后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四個縱隊12萬人，在山東鄄城縣臨濮集到陽谷縣張秋鎮150公里的地段上，一舉突破黃河天險，挺進魯西南，發動魯西南戰役，在一個月時間里殲敵6萬余人，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隨后，劉鄧大軍分三路向大別山疾進，并于8月末進入大別山地區，開始經略中原，直逼蔣介石在全國的統治中心南京及重鎮武漢。此舉牽制吸引了國民黨軍隊南線160多個旅中約90個旅的兵力回援，把主要在解放區進行的內線作戰轉變為主要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的外線作戰，使戰線由黃河南北推進到長江北岸，使中原地區由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的重要后方變成解放軍奪取全國勝利的前進基地。

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戰略指導上總攬全局，做到攻敵要點、搶占先機。自1948年9月12日開始，東北野戰軍集中主力70萬人，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遼沈戰役。面對蔣介石55萬大軍孤懸關外、是守是撤舉棋不定，黨中央考慮“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而錦州正是聯接東北和華北的戰略要點。10月10日，毛澤東電令前線指揮員：“你們的中心注意力必須放在錦州作戰方面，求得盡可能迅速地攻克該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達到，只要攻克了錦州，你們就有了主動權。”14日，東北野戰軍對錦州發起總攻，經過31小時激戰，錦州解放。

東北野戰軍在攻占錦州后，火速回師，從南北兩翼合圍包括國民黨軍精銳主力新一軍和新六軍在內的廖耀湘兵團，10月26日完成對廖兵團的分割包圍。經過兩天一夜的激戰，全殲該敵10萬人。10月27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著名的遼西大捷新聞《東北我軍全線進攻，遼西蔣軍五個軍被我包圍擊潰》，將解放軍兵貴神速、搶占先機的戰略主動形象描寫為“飛將軍從天而降，使該敵逃跑也來不及”。

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戰略指導上總攬全局，做到以武止戈、不戰而勝。《孫子兵法》有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追求“以武止戈、不戰而勝”就成為中國軍事家的最高戰略境界。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戰役打響，入關的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第二、第三兵團先采取“圍而不打”或“隔而不圍”的辦法，完成對北平、天津、張家口之敵的戰略包圍和戰役分割。至12月20日，戰役部署完全實現，我軍已勝券在握。在進行戰役部署時，毛澤東就提出“爭取使中央軍不戰投降”，并指出“此種可能很大”。他還統觀全局、運籌分析：“傅作義主力三個軍，一個被殲，兩個被圍于張家口、新保安，北平城內傅作義僅有三十五軍一個師，一零一軍兩個師，及一個騎兵師，北平絕對大部分敵軍及天津、塘沽全部敵軍都是中央系……我們應試圖利用傅作義及其集團內大批干部對于自己的生命財產危險的恐懼，以考慮允許減輕對于傅作義及其干部的懲處和允許他們保存其私人財產為條件，而以傅作義下令全軍放下武器為交換條件。”

但是，在談判過程中，傅作義一直猶豫搖擺。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解放軍按照“先打兩頭、后取中間”的順序發起攻擊，12月下旬連克新保安、張家口。1949年1月14日，解放軍以強大兵力發起對天津的總攻，經過29小時激戰，攻克這座堅固設防和重兵守備的大城市。面對解放軍強大的力量和作戰部署的迅速完成，傅作義終于決心順應人民的意愿，命令所部出城聽候改編。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免遭戰火荼毒，為人民留下了一份寶貴遺產。

1949年9月19日，毛澤東邀請部分民主人士游覽天壇

（文章原刊載于《紅巖春秋》2022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