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建黨為核心的百年黨建在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思想建黨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強大的一個重要秘笈。

中國共產黨自創建后就注重黨的自身建設。成立之初的黨沒有任何經驗，只能學習和借鑒列寧的黨建思想和蘇聯共產黨的黨建經驗，著力點是黨的政治建設。大革命失敗后，黨的主要力量轉移到反革命統治薄弱的廣大農村。出身于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黨員在黨內占了大多數，同時，黨長期處于農村斗爭環境，怎樣使黨真正成為具有馬克思主義品質的無產階級政黨，是那時黨的建設迫切需要解決的任務。這個問題不解決，黨就難以安身立命。毛澤東在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轉戰贛南閩西進行游擊戰爭的過程中初步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根據井岡山一年多工農武裝斗爭的實踐經驗和紅軍中黨組織的具體情況，將早年學習傳統文化形成的“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思想，與馬列主義黨建理論相結合，提出“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即思想建黨原則。他在1928年11月給黨中央的報告中強調，“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1929年9月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認識。

1929年12月下旬，毛澤東主持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進一步指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為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為了斗爭任務之能夠負荷，都要從黨內教育做起”。決議還規定加入共產黨的具體條件。這樣，古田會議決議初步回答了“在黨員隊伍以農民成分為主體的情況下，如何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以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這標志著毛澤東將政治建黨提升到思想建黨的獨創性建黨學說初步形成。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倡導的“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原則逐步成為全黨共識。全民族抗戰期間，他明確提出，共產黨員不僅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我們的黨“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整風運動是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和黨性修養教育、反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著重在思想上建設黨的偉大實踐。

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進一步強調，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作為共產黨先進性的根本要求；“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他還明確提出“三大作風”思想。七大指出：毛澤東同志的建黨路線使工人成分不占大多數的中國共產黨，也能夠建成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這是馬列主義建黨學說在中國的創造性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毛澤東以思想建黨為核心的建黨學說有重大發展。他指出：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但是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包括組織制度、干部制度，還存在不少弊端，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群眾反映突出的官僚主義和特權現象等，固然有思想作風的一面，但是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他強調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高度重視。這就是制度治黨思想，對于執政黨建設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2月提出全面從嚴治黨。其理論基礎就是“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思想。這個新思想是在此前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提出的。他說：“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思想教育要結合落實制度規定來進行，“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務實管用，突出針對性和指導性。”“要使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成為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也要使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成為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這是在科學綜合中將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貫通得到的重要新內涵。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的思想，豐富發展了我們黨的黨建理論，并且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理論指導，是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新篇章。

思想建黨是中國共產黨的獨特優勢，也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之魂。我們黨必須抓鐵有痕地加強思想建黨，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作者：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