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七大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最后的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是其重要的歷史性貢獻之一。在這一歷史過程中，被譽為“黨的駱駝”的任弼時堅定維護核心、捍衛核心，為七大的勝利召開、制定和堅持黨的正確政治路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廓清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認識，推動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
　　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王明回到延安，處處以“國際路線”的代表自居，違背民主集中制原則，把自己凌駕于中央之上。他還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央確定的正確方針、政策提出了不切實際的批評，多次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擅自發表背離中央方針的演說。
　　王明的獨斷專行，嚴重影響了黨中央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鑒于此，中央決定派一名政治上過硬、黨性極強，同時又熟悉中國抗戰形勢的同志去莫斯科，宣傳和介紹中國抗戰的實際情況，爭取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正確路線的支持。1938年3月，任弼時受命前往莫斯科，并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4月14日，他出席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并向主席團遞交了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堅持全面、持久抗戰的方針政策。任弼時還注意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以生動翔實的事例積極向各國共產黨代表宣傳中國形勢和毛澤東的抗戰思想。
　　經過任弼時等人的積極宣介、有效溝通以及不懈努力，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充分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此后不久，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又向任弼時、王稼祥明確表示，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后，向中央政治局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1938年9月，中央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批評了王明的右傾錯誤，批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從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在莫斯科期間，任弼時以出色的才干和政治智慧，圓滿完成了出使共產國際的重要使命。
　　籌備召開七大，從思想和組織上強化毛澤東核心領導地位、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1940年3月，任弼時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此后出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在日常工作中，他越來越感到黨內一些不正確的思想言論、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不合理的機構設置，嚴重影響了黨的抗戰事業，削弱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此，任弼時提出建議并主持了中共中央的機構調整，建立起一整套規范的工作制度和運行機制，大大提升了中央機關的工作效率。他特別強調黨員要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無條件服從黨中央。1943年3月，任弼時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央機構調整與精簡方案的報告。隨后，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通過了《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推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對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
　　1944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組織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由任弼時擔任召集人。其間，他不僅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還親自參與決議草案的撰寫與修改。六屆七中全會開幕前后，任弼時主持完成了決議草案的初稿。這一稿的突出特點是充分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作用。半年多的時間里，任弼時帶領起草組數易其稿。最終決議由毛澤東親自改定，并經過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為七大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1945年4月23日，黨的七大在延安楊家嶺大禮堂開幕。作為大會秘書長，任弼時主持開幕式，并發表了精彩演說。他動情地講道：“在二十四年的奮斗過程中，我們黨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為大會奠定了團結、勝利的主基調。
　　6月19日，黨的七屆一中全會推選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時年41歲的任弼時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
　　不遺余力堅持和發展黨的七大路線，協助毛澤東建立獨立、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中國
　　七大后，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任弼時兢兢業業、篤行不怠，協助毛澤東指揮了全國戰場，帶領中央縱隊轉戰陜北，參與黨中央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與組織實施，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1947年3月，國民黨軍以25萬兵力分兩路向陜甘寧邊區發動重點進攻。面對敵人的優勢兵力，中央決定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任弼時與毛澤東、周恩來率領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陜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中央領導的分工決定后，任弼時立即召開干部會議，宣布將留在陜北的人員編入中央縱隊，并出任中央縱隊司令員。分別前，劉少奇和朱德反復叮囑：“你們的任務很重大，很艱巨，一定要想盡辦法保證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一點差錯！”轉戰陜北期間，任弼時時刻不忘劉少奇和朱德的囑托，除了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研究部署我軍的戰略行動，還直接負責中央機關的居住、物資保障以及對敵偵察等工作，出色完成了保障領袖絕對安全的重任。
　　任弼時還十分關注隊伍的思想情況。一些同志對中央放棄延安的決定不理解，任弼時對大家解釋道：“我們主動放棄延安，有些同志可能想不通，告訴同志們，這是毛澤東同志的英明決策。”“我們今天放棄延安，意味著將來要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國。”通過開展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弼時幫大家解開了思想疙瘩，有效提升了隊伍的信心和斗志，為粉碎敵人進攻、勝利轉戰陜北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
　　土改問題關系到解放戰爭全局。在掀起土地改革運動高潮的同時，一些地方的土改工作也出現了“左”傾錯誤。任弼時是最早發現問題的中央領導之一。為進一步了解相關情況，他一方面大量閱讀各地轉發來的土改情況匯報，另一方面深入鄉村，以甘當小學生的精神，詢問群眾對土改的意見，掌握了許多一手材料。1948年1月，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關于土地改革幾個問題》的長篇報告。這篇由任弼時起草、毛澤東修改審定的報告，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深入淺出地介紹了關于土改的新策略和新方針，使“左”的錯誤得到及時糾正。在毛澤東、任弼時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各解放區土改沿著正確方向繼續前進，黨的七大路線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堅持和發展，為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10月1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