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七大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黨的史冊，給親歷者陳云留下深刻印象。1979年，陳云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專門回顧了黨的七大，稱贊七大使“全黨同志團結一致，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回首黨的七大，陳云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在大會上就思想方法、黨的建設和城市工作等問題作了發言，其中的一些重要觀點在七大及其之后都產生了不小影響，發揮了積極作用。

總結歷史經驗，重視把思想方法搞對頭

黨的七大召開前，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為七大的順利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過程中，陳云和全黨一道對黨的歷史及自己的革命經歷進行了回顧總結。在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中，他思考著這樣的問題：就是過去黨內的一些領導人為什么還會犯錯誤？聯系自身，今后要怎樣才能少犯錯誤？為此，陳云三次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告訴他，犯錯誤主要是思想方法不對頭，并建議他學點哲學。

在毛澤東的啟發下，陳云潛心研讀馬列哲學。1938年11月，他在中央組織部成立學習小組，帶頭學習馬恩列斯和毛澤東哲學著作，并堅持了5年。1943年3月，他利用在棗園養病的時間，大量研讀毛澤東起草的文件、電報，研究毛澤東處理問題的方法，領悟到貫穿其中的實事求是精髓，由此收獲了一生中最為重要的思想方法。這一正確的思想方法也為他正確辨別路線是非提供了有力武器，以至于“從思想理論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

于是，到了1945年5月9日，陳云在七大上發言，專門提到了思想方法問題。他總結教訓，提出要想少犯錯誤就要掌握“認真地實事求是地分清是非這樣一種精神”，具體來說，就是“當一個主張決定了，就要看一看，這個決定和客觀情況符合不符合？這個情況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情況”。

七大以后，陳云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受命奔赴東北戰場。在建立北滿根據地、放手發動群眾、堅持南滿斗爭的過程中，陳云的這一思想方法在實踐中得以不斷完善和提升，明確歸納出三條具體思想方法：“一、交換，二、比較，三、反復”，并在此后逐漸將其發展成為著名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15字決，為正確掌握和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提供了有效的途徑。

擺正個人與黨、人民的關系，強調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

1937年陳云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全國黨員人數僅為4萬人，到了黨的七大召開時，全國已有約121萬名共產黨員。在黨員人數大量發展的同時，陳云也特別重視思想建設。在長年的干部工作中，他注意到少數黨員存在不能擺正個人與黨、人民的關系，因過于夸大自身功勞而滋生驕傲情緒的現象。對此，在整風運動中，陳云多次在不同場合就如何擺正個人在黨和人民事業發展中的位置，提出精辟見解。1942年10月，在延安軍事干部會議上，針對少數軍隊干部要求特殊照顧的問題，陳云強調“沒有人民，就沒有英雄”，要“把個人的前途，寄托于革命的前途”。1943年3月，在延安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上，針對部分知識分子干部“特殊”和“自大”的傾向，陳云提出，黨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明確自己首先是黨員，然后才是文化人，要學會正確估計個人在文藝上的地位。

到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時，已接近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夜。此時，黨及其領導的隊伍前所未有地發展，已經擁有90多萬軍隊，建立了19個解放區，解放區人口近1億。但在一片大好的勝利形勢下，陳云敏銳地發現黨員領導干部還一定程度存在“驕傲之氣”。據此，陳云在七大發言中提醒，“現在是一個時機，很重要的時機”。一方面，越是勝利在望，越要戒驕戒躁，防止被已經取得的勝利沖昏頭腦。他告誡大家，在功勞面前，不要把自己的作用估計的太大，“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另一方面，越是勝利在望，越要謙虛謹慎，不能因為驕傲而無法正確對待批評。在這里，陳云提出“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的著名論斷，強調“把面子丟開，講真理，怎樣對于老百姓有利，怎樣對于革命有利，就怎樣辦”。

七大之后，陳云到了東北，在黨的建設中，針對遼東黨內有的干部“常常忘了自己有多大本領”的問題，他強調要警示黨員干部正視功勞，正面坦率地辨明是非。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陳云充分強調人民的力量，在奪取東北、建立根據地的過程中，他始終緊緊依靠人民，把“群眾能否迅速廣大的發動”看作“我們在東北成敗的關鍵”。

為了迎接勝利，提出城市工作的前瞻性主張

在七大對各項工作帶有預見性的討論之中，城市工作是很重要的議題之一。七大召開前，陳云在專門討論全國局勢和城市工作問題的六屆七中全會二次會議上，就被任命為城市工作委員會的14名委員之一。因此，在七大上，陳云的發言也涉及到他對城市工作的設想。他提醒代表們注意，現在我們快由鄉村轉到城市，必須處理好即將面臨的兩個具體問題，一是離開農村時要保存農村家務；二是到城市里要保存機器。這兩個問題都是陳云著眼長遠的前瞻性主張，尤其是保存城市機器的問題，是陳云結合一年多的邊區財經工作經驗，經過長時間思考，并專門查閱大量國民黨的財政年鑒等資料后提出的。

毛澤東對陳云“保存城市機器”的主張非常重視。1945年5月24日，他在關于第七屆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講話中提到，“比如現在經濟建設才開始，將來還要搞大工業，陳云同志講不要打爛機器，搞大工業我們相當生疏。為什么這次大會提出不要打爛機器這樣一條呢？因為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知識”。5月31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結論時，再次提醒全黨要關注陳云“保存城市機器”的觀點：“陳云同志講，進了城市不要打爛機器，這就有一個學習問題，不學會還是要打爛的。”

七大結束后，陳云還在不斷深化著對保存城市機器主張的思考。1945年8月11日，在西北財經辦事處會議上，陳云主持擬定給各根據地《關于收復城市中財經工作的通知》，更加詳細地對即將到來的城市接收工作提出了包括貨幣政策、糧食供應政策、企業機關接收政策、接收紀律等具體化意見，為城市工作進一步指明了方向。1948年10月，陳云被任命為沈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及東北局全權代表，直接負責領導接收第一個大城市——沈陽。在接收沈陽的過程中，陳云在七大前后關于城市工作思考的基礎上，發展完善出“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分”的接收原則，總結出接收沈陽的經驗，得到毛澤東等人的贊賞，為隨后陸續解放的北平、天津等城市的順利接收發揮了重要的指導和借鑒作用。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10月07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