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

1982年9月22日，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率領代表團抵達北京，開始了為期五天的正式訪問。撒切爾夫人此行的目的，是要和中國領導人談香港問題。

就在撒切爾夫人訪華的前幾個月，英國和阿根廷圍繞福克蘭群島（阿根廷方面稱馬爾維納斯群島）的主權爆發了一場戰爭，這是冷戰末期全球規模最大、戰況最激烈的海陸空聯合作戰。最終，英國贏得了這場戰爭。作為首相的撒切爾夫人，此時的聲譽在國際上達到了頂峰。如周南所說，撒切爾夫人此行“是挾著這個福克蘭群島戰勝了阿根廷之余威來的”。

對于撒切爾夫人的來訪，當時在外交部任職的邵天任也記得非常清楚，此時他已經參與到收回香港的前期準備工作中。

邵天任（曾任外交部條法司司長）：

戰后自丘吉爾下臺后，英國的首相里，大家公認撒切爾夫人是比較厲害的，所以叫她“鐵娘子”。“鐵娘子”這個名，最初是蘇聯人給她起的，她后來不但不生氣，還覺得很好，認為她應該是這么個形象。

1982年9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撒切爾夫人第一次見到了鄧小平。會談一開始，撒切爾夫人就要求在1997年后繼續維持英國對整個香港地區的管轄不變，“三個條約是合法的，有效的，不能單方面廢除，意思就是說香港不能拿回”，“撒切爾當中還有一句威脅的話，說如果中國單方面宣布收回香港，那么就可能出現災難性的后果”。

面對撒切爾夫人的咄咄態勢，鄧小平針鋒相對。鄧小平說：“我還要告訴夫人，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愿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么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對于談判的時間表，鄧小平也是一錘定音，他說：“現在，當然不是今天，但也不遲于一、二年的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我們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長的時間了。”

周南：

柯利達回憶錄里講到當天晚上回到釣魚臺國賓館，見到撒切爾，撒切爾說，這個鄧小平啊，太Cruel，冷面無情啊。她沒有預料到（中方立場）會是這么硬。她可能認為，她提出這個（要求），中方還要考慮考慮，慢慢地談，（結果）一上來就碰了個硬釘子，沒有談判的余地，是她始料所不及的。

“鐵娘子”撒切爾夫人也許并不知道，鄧小平也有個綽號，叫做“鋼鐵公司”。中英雙方最高層領導人會晤之后，兩國的相關部門開始緊鑼密鼓地為談判做準備。

邵天任：

中英談判，是從1982年到1984年9月，撒切爾夫人走了以后實際上就開始了，結束是1984年9月17號，達成全部協議。談判前后分兩個階段，對第一階段外界不大知道，因為（這個階段）對外沒發表消息。第一階段主要談原則和議程，雙方沒組成代表團，是通過外交途徑（談）。第二階段是兩國政府代表團坐在桌子上談，那是1983年7月12號。

英方的談判主導人是駐華大使柯利達，中方首席談判代表開始是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后來外交部另一位副部長姚廣接替章文晉。雙方前后一共談了五輪，始終僵持不下。中方立場是，談判應該在英國承認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的前提下討論其他有關問題；英國則堅持，主權問題如何解決，應該看談判的結果，不能作為前提。

邵天任：

柯利達說，咱們這一次談了以后啊，再定下一次談什么，你們這個桌子上擺了十樣菜，也不能一口吃下去嘛，你總得一口一口吃嘛。姚廣說，桌子上十樣菜，但是現在這個是什么菜你沒說呀，所以必須說清楚，咱們吃什么菜。

在議程問題上，耗時五個月，雙方依然沒有達成一致。面對鄧小平提出的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兩年談判期限，英國方面坐不住了。1983年3月10日，撒切爾夫人致信當時的中國總理，信中表示，從她訪華六個月以來，雙方的會談毫無實質性進展，對此她“感到遺憾和失望”，同時，她希望能盡快展開第一次實質性對話，撒切爾夫人甚至在信中給出了時間表—“下個月”。

邵天任：

關于撒切爾那個來信呢，中國政府用國務院總理的名義，給她復了個信，建議談三個問題：一是中國收復主權的方式，二是中國收復香港以后的方針政策，三是過渡時期怎么辦。經過雙方討論，英國方面同意這三個議題，但是，要重新編一下次序。英國方面的意見，第一個議程是1997年以后中國對香港的方針政策，第二過渡時期怎么辦、雙方的合作，最后是主權問題。中國方面研究后同意，這樣才把議程定下來，也同意撒切爾夫人建議，雙方盡快地組成代表團，開始實質性的會談。

1983年7月1日，中方公布了談判代表團組成人員名單，團長是外交部副部長姚廣，成員有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長李菊生，外交部法律顧問邵天任（此時他已經不再擔任條約法律司司長的職務），外交部西歐司顧問魯平，西歐司參贊柯在鑠（大使銜）和羅嘉驩，兩位翻譯是外交部的張幼云和吳洪波。在正式成員中，魯平的身份比較特殊，他實際上在港澳辦任職，外交部西歐司顧問是談判時的對外身份。此外，中方還有一位幕后人物，他就是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主管歐洲事務的周南。

與此同時，英國方面也公布了他們的名單，英國駐中國大使柯利達坐上了代表團第一把交椅，成員有香港政府政治顧問麥若彬，英國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歐威廉，二等秘書畢瑞博、史棠穆，擔任翻譯的是港府即時傳譯主任鄭仰平。港督尤德作為英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會談。中方臺前的六個人外加周南，都能操流利的英語，而英方的六名代表中國話也是相當標準。中英雙方都派出了精兵強將。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在談判正式開始之前，英國人突然節外生枝。

周南：

本來是中英兩國的談判，它（英方）想把香港作為獨立的一方，變成三方，這就是所謂的三角凳的由來。一開始尤德宣布，他參加代表團是代表香港。我們一聽，這個不行，你明明是英國的殖民官員，香港人民是由中國來代表，不能由你來代表，駁斥了他。后來冒出一個叫曹廣榮的港府華人，我們決定不（給他）發簽證，他就來不了。英方還想把兩局的“非官首議員”（即香港立法局、行政局中由英方任命的不擔任政府職務的議員）也拉過來，兩局非官首議員都是它（英方）委任的，要作為第三方，（就會）形成兩對一，這跟后來羅保動議如出一轍。羅保動議不是說中英雙方達成的任何協議，沒有香港立法會的通過不算數，同時英國議會也通過一個類似的決議，都是搞三角凳，我們一下子就識破了，堅決反對，它（英方）不得不讓步。

1983年7月12日，香港問題正式談判拉開了序幕。談判地點選在北京臺基廠頭條三號。第一天的會談，雙方分別發表了一些原則性的開場白，顯得禮貌而克制。不過，初次見面的禮貌很快就被打破了，第二輪的談判一上來就火藥味十足。

邵天任：

第二輪英方先發言，柯利達發言后，尤德繼續發言，都是圍繞英國采取了什么措施讓香港維持繁榮穩定這些內容，反正一句話，證明中國政府管不了香港，香港當地人也管不了，非得英國人管不可，反復來論證這個。

我們駁斥了它繼續管理香港這個（想法），也是在這一次，我們團長的發言里，介紹了我們在1997年以后主要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十二條”。中方介紹了以后，柯利達說，你們這一套是空想，實際上根本行不通，沒經實踐證明，另外中國政策多變，香港人根本沒有信心，投資者也不會相信，說我們是烏托邦，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方式，勸我們不要用這種方式。非常傲慢。

在回憶錄《唐寧街歲月》中，撒切爾夫人透露了英國關于香港問題最初的設想：“我們的談判目標因此是以香港島的主權，交換英國未來對于整個殖民地的治權。”撒切爾夫人所謂的“香港島的主權”，根植于三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以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俗稱“新界租約”），在前兩個條約中，清政府將香港島和九龍地區割讓給英國，后一個新界租約是將新界地區租借給英國99年。這三個所謂條約，中國當然不能承認。

談判桌上達不到目的，就在談判桌外下功夫。英國方面先后打出了“民意牌”和“經濟牌”，先是策動香港部分媒體發布對中共不信任的輿論，同時鼓動部分香港實力人物進行游說，爭取英國保持在香港的治權。一時間，香港風云激蕩。股市劇烈震蕩，港元暴跌。面對英國種種做法，中國巋然不動。就在“黑色星期五”發生前后，一篇題為《中國收復香港地區完全符合“國際法”》的文章發表在《國際問題研究》雜志上，很快，以《人民日報》為首的各大報紙都進行了轉載，文章作者署名“今甫”，實際上，“今甫”就是中方談判代表團成員邵天任。

邵天任：

我從《國際法》古典理論、《聯合國憲章》，以及聯合國通過的《國際條約法》，證明不平等條約是無效的，說明這個主權和治權不可分。主權和治權分開，是殖民主義者為了進行殖民統治，掠奪外國的領土來制造的，這個理論從《國際法》角度是站不住的。我還舉了二次大戰以后的國際實踐來論證我們可以通過談判（收復領土），但是國際間也有不通過談判，被害國用單方面行動來收復領土，也是合法的。

中英雙方的激烈交鋒在當時并不為外人所了解，然而敏感的境外媒體還是從雙方簡短的公報中發現了蛛絲馬跡。

周南：

雙方討論的內容不可以對外講的，公報很簡單，頭一輪是雙方進行了建設性的和有益的會談，一個constructive，一個useful；第二輪爭執得比較厲害了，constructive就刪掉了，變成雙方進行了有益的會談；第三輪useful也沒有了，沒有有益的，就是雙方進行了會談。

由于雙方分歧難以彌合，從第三輪談判之后，休會的時間斷斷續續長達50天之久。到了1983年10月，雙方展開了第五輪談判，中方依然立場堅定。團長姚廣在發言中說，如果英國不改變態度，就沒有談下去的必要了。此后，撒切爾夫人在其他一些內閣成員和柯利達等人的勸說下，開始考慮改變態度。在第五輪到第七輪的談判中，英國不再堅持以主權換治權，不過一談到具體問題，英國方面還是不斷觸碰中國關于主權的底線.

11月，中英開始了第六輪談判，中方團長姚廣第一次詳細介紹了中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十二條方針政策，面對中國提出的十二條方針政策，英方先是回避，進而采取了迂回戰術。

邵天任：

英方前后提了14個工作文件，內容包括法律、經濟、財政、對外經濟、防務與治安，還有公務員制度、國籍和旅行證件、海上航運、民航、土地契約、文化與教育政策、貨幣政策（等等），他們說這是對中方十二條方針政策的進一步解釋和探討。實際上他每個文件形式都是一樣的：先引證我們十二條里的一條，你是怎么說的，然后說，應該這樣理解，實際上他是反建議，他認為應該這樣，應該那樣······在我們十二條框框下，羅列他的主張，這個東西他也費了心思······

雙方的分歧還體現在防務和治安上，具體體現在駐軍問題上。圍繞是否在香港駐軍，前后也是波瀾迭起。最終由于鄧小平的公開表態，香港駐軍的問題才塵埃落定。凡此種種，可以想見當年談判中雙方交鋒之激烈。

中英談判從1983年開始，經過了22個回合的交鋒。前七個回合，英國人一直堅持主權換治權，遭到中方的強烈反對，談判一度陷入僵局。盡管如此，中方的立場和態度并沒有改變，英國人首先軟了下來。隨著第八輪談判的開始，中英雙方都更換了談判的主帥，英國首席談判代表從柯利達換成了伊文思，中國方面，周南從幕后走到臺前，接替姚廣擔任了談判代表團團長。從1984年1月開始，中英在經歷了15輪的談判之后，終于在各項問題上基本達成了一致。

然而雙方最終簽訂和公布一個什么樣的文件，也頗費思量。

邵天任：

我們方面很早在內部也考慮了這個問題，代表團也研究討論，當時我建議不能采取條約和協定的形式，要用聯合聲明的形式。有幾個考慮：一是從雙方談判開始，英方就主張三個舊條約有效，中國說三個舊條約無效，雙方分歧太大—英方要承認這三個條約無效，那他150多年的統治就變成非法的了，英方絕對不能同意。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采取聯合聲明的形式，各說各的，能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就是中方收復香港以后，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十二條政策，嚴格說起來，雖然可以跟英方來共同談判，但是寫上的時候，不能說是雙方同意，因為這個實際上是中國的內政，中國內政是外國不能干涉的。采取聯合聲明的形式，我們可以單方面聲明，寫到文件里；第三是一般地說，簽訂一個新條約，里面要寫清楚舊條約怎么辦，或廢止，或用新條約代替舊條約。這個舊條約，中國說無效，英國說有效，采取聯合聲明的辦法，可以對舊條約避而不談。

隨著1984年9月的到來，鄧小平提出的中英香港談判兩年為期的期限也已經迫近。9月5日，中英雙方開始了第22輪談判，據邵天任回憶，雙方原本還打算進行第23輪的談判，但是第22輪談下來，雙方在重大問題上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這本是皆大歡喜的一件事情，但是一旦要白紙黑字地形成文字落到紙上，爭論又開始了。英國方面提出，在聯合聲明中，第一條就要寫明，英國政府在1997年7月1日之前對于香港的統治是合法的，而只有在中國承認這一點的基礎上，英國才能把香港地區交還給中國。對于英方的要求，中方當然不能同意，不過這一次中國方面沒有硬碰硬，而是采取了非常巧妙的方式。

邵天任：

第一條中方聲明，下面有一句話：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圣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19世紀英國強加給中國這個三個不平等條約，收復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于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的行使主權。因為你要求他把他那個去掉，沒有東西交換，他就不同意。我們就同意把前邊那句取消，相應地，你把你那個帽子也去掉。這從談判藝術上來說，也是很巧妙的。他同意了。所以聯合聲明后來就剩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復香港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決定在1997年7月1號以后恢復行使主權。前面那些都不要了，那個本來就準備讓步的，跟他換。到了最后，這個東西才真正落到紙上。

1984年9月17日晚上，中英雙方最后達成協議，中英雙方的翻譯對文本進行了最后的校對，第二天，也就是18日，文本最終敲定。中方提出當月25日舉行草簽儀式，但是英方提出，香港總督尤德還要回香港作相關通報，因此草簽儀式確定在9月26日。至此，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終于落下帷幕。

（原文標題為《香港回歸談判過程中的歷史細節》，刊登于《百年潮》2022年第7期，本文為節選部分。）